记者 郑淯心 “建议小学教育缩短到5年，将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缓解学业与生育的矛盾”，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的建议登上了微博热搜。

引发网民热议的建议背后是贺丹数十年对人口问题的深入调研。作为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贺丹每年都会针对人口增长话题建言献策。针对出生率的不断下滑，今年贺丹提出一孩生育的萎缩和推迟是拉低生育水平的主要原因，要重视一孩生育支持。

贺丹认为，一孩是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她分享了一组数据：我国总和生育率从2019年的1.52下降至2022年的1.07，分孩次看，一孩生育率从0.7跌至0.5，一孩平均生育年龄从26.4岁升高至27.4岁，这组数据说明能生且愿意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数量明显减少，“一孩生育率下降将进一步降低二孩和三孩生育率，加剧生育水平下降趋势”。

贺丹认为，一孩生育支持微弱凸显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偏差。中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被简单理解为三孩政策，忽视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构建这一根本目标。一些地方政策以二孩和三孩奖励为重点，一孩生育的支持保障明显缺位；一些地区政策仅覆盖户籍人口，造成新的福利二元分割。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0.60‰，这意味着2022年中国人口迎来了负增长。

中国人口负增长能否逆转？如何提高生育率？让老百姓愿意也敢于生孩子？针对这些问题，在接受专访时贺丹说，要多方降低家庭生育养育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人口负增长是大趋势难以逆转，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让它下降的速度慢一点”。同时，她也称，不必对人口负增长太过焦虑，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以下为对话：

：人口负增长的趋势能够逆转吗？是不是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

贺丹：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不太可能逆转，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的干预，让人口下降的速度变得慢一点。同时，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低生育率的问题，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讲，人口负增长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人口发展新的阶段。

首先要明确一点，人口负增长并不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一直到2030年前后，我国都将处于人口红利的窗口期，只是随着抚养比的上升，人口红利的空间在逐步缩小。面对人口红利空间缩小的趋势，我们必须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人力资源不仅仅包括人口数量，还包括人口素质、健康素质、教育素质、文化素质等。人力资源的开发是支撑国家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长期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新的人口红利包括人力资本新红利、人才红利，还有老龄人口的二次开发产生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等概念，中国的人口是朝着高质量的方向发展，人口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如何提高生育率？

贺丹：现在生育困难主要集中在养不起、生不出、没人带三个方面，政策也要基于此来发力。在养不起的问题上，我建议解决女性生育期间除了医疗费用以外的工资待遇问题，建立和完善生育保险，促进生育支持政策配套衔接，在家庭育儿阶段给予税收减免，在家庭购房、购车方面给予优先优惠，发挥社会保险的协同作用，经济压力较大的家庭可以提前支取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的个人账户部分。在生不出问题上，有关部门已经开展了生殖健康的促进行动。在没人带的问题上，国家发布了婴幼儿照护等方面的指导意见，并大力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想提高生育率，需要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一整个体系支撑。

：为什么要重视一孩生育支持？

贺丹：一孩生育养育体验较差是影响家庭再生育的主要因素。中国婚育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多数一孩母亲反映对备孕、怀孕和生育的过程感到不安，孩子出生后生活质量下降、养育孩子压力大、教育过程太累太操心等问题导致家庭不愿意再生育。2019年以来，我国二孩生育率从0.7跌至0.39，二孩出生比例从46.4%下降至38.6%，既与家庭对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承受能力不足有关，也和家庭对初育过程的主观体验较差有关。

：如何提高一孩生育率？

贺丹：第一，要加强婚姻家庭价值观念引导，支持年轻人适龄婚育。第二，要将大学生纳入生育保险范围，促进教育制度与婚育政策相衔接，将倡导适龄婚育与教育学制改革调整相结合，为个体实现学业安排、生育安排和就业安排的有序衔接创造条件。第三，要取消孩次差异和户籍限制，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户籍限制，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第四，要加快基本制度建设，构建以促进青年职育平衡为核心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

：您曾经调研发现女性的职业发展和育儿是矛盾的，不少女性也非常关注职育平衡的话题，现在国家应该引导一种怎样的生命价值观？

贺丹：我们现在面临最主要的挑战是高龄少子化，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女性群体生育意愿的下降。从国际经验也可以看出，性别平等跟生育水平有很大的关系，在性别平等发展的初级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等到观念到达成熟稳定的阶段，生育水平又会提升。

中国女性很关注职业发展和生育平衡的话题，我每次去调研也挺有感触，现在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女性受了教育以后，对自己生活品质、职业发展、人生成长等各方面的需求越来越高，自然会降低生育的意愿和生育子女的数量。我认为价值观的引导是非常重要，要通过多渠道宣传引导社会公众形成正确的婚育观念，转变仅用经济理性来考虑生育问题的价值观念，将支持年轻人实现婚育计划作为国家的重要优先事项进行宣传倡导，将宣传范围从育龄阶段拓展至全年龄段，鼓励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我建议向家庭内承担婴幼儿照护责任的祖辈提供育儿指导和育儿补贴，减轻育儿矛盾和理念冲突。

：男女产假同休会促进生育吗？您怎么看生育假变成了纸面福利？

贺丹：有人建议强制让男性休产假，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选择，每个家庭都会根据自己的条件做出最好最合理的选择，任何外部压力都不可能代替家庭做决策。我们要倡导一种男女平等的社会文化，在这方面政策一直在着力。放眼世界，中国男性是很有家庭责任感的，他们积极参与到家务中，在育儿方面也扮演了很好的角色，我认为要对男性对家庭付出给予肯定。

：如何看待一些地区针对二孩、三孩设立了生育津贴的现象，发钱是提高生育率的好方式吗？

贺丹：部分地区对二孩、三孩给予生育补贴、生育津贴等当然是好现象，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家庭养育的负担，但还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并且一些地区将政策投入聚焦于二孩和三孩家庭的奖励支持，忽略了一孩生育才是保持和提升总体生育水平的基本盘，这些政策可能不仅难以提高生育意愿，反而会带来政策的碎片化、孩次间的不公平，有可能会对再生育意愿造成不利影响。生育支持政策体系是个系列工程，我们要有耐心地进行长期的制度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