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瞿依贤 2023年2月25日，暌违许久，在疫情防控政策调整后，国内呼吸、感染、重症领域的权威专家们终于有了大规模的线下学术交流和讨论，在国产新冠口服药先诺欣的上市会上。

先诺欣（先诺特韦片/利托那韦片组合包装）由先声药业（02096.HK）与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武汉病毒所合作研发，是中国首款自主研发、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3CL靶点抗新冠病毒药物。相对于“肿瘤、神经、自身免疫”三个先声深耕多年的优势领域来说，抗感染并不在其中。

先声药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任晋生告诉经济观察报，2021年8月有机会接触到先诺欣这个项目，此前上海药物所沈敬山和许叶春团队已经开始早期研发，上海药物所希望和工业界合作推进这个项目。双方谈成后，11月中旬就合作签约了，“虽然项目从签约到先诺欣上市只用了14个月的时间，但是上海药物所的科学家团队在候选分子研究阶段已经付出了特别多的心力，科研立项很有前瞻性”。

先声药业总部在江苏，跟恒瑞医药一样，属于快速转型为创新驱动的制药企业。任晋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在国有企业工厂工作，1995年创立先声药业。

2007年，先声药业在纽交所主板上市，是中国首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生物和化学制药公司，后于2013年完成私有化。2020年在香港二次上市。

从2006年抗血管生成创新药恩度上市至今，先声药业目前拥有6款全球创新药。2021年，其创新药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62.4%。换句话说，先声药业已经主要依靠创新药来造血了。

任晋生说，先声药业转型比较早也比较坚决，创新药收入占比确实是转型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指标，但在他的理解中，真正的转型成功意味着创新药在海外上市，触达和惠及更多的全球患者。因此，先声还在转型的路上。

作为几十年的医药人，任晋生认为，因为经历了很多变化，所以有些历史、有一点规模的制药公司，对医药行业的理解会更加深入一点。而新的Biotech公司决策效率高，敢于冒风险，对市场的敏感度高，这两类公司各有优劣势，所以有组织能力、知识经验的互补性。

在创新合作的路上，先声一直开放怀抱。

创新转型

经济观察报：先诺欣的适应症是新冠，抗感染并不在先声原来深耕的领域内，背后有什么原因？

任晋生：新冠困扰我们三年，作为制药行业的从业者，从武汉封城开始，很多同行都有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是要找到合适的机会。

我们在抗感染和抗病毒领域的积累不多，2021年8月有机会接触到先诺欣这个项目。后来了解到，上海药物所沈敬山和许叶春团队在疫情刚出现时已经开始早期研发，上海药物所是一个科研单位，他们希望和工业界合作推进这个项目，我们都希望能尽快的帮助到患者。谈的时间不长，8月份接触，11月中旬就合作签约了。

先声为什么会在相对陌生的领域立项？责任感是第一位的，我们要聚焦国家的需要、患者的需求。创新的应有之义就是面对一个个“陌生”，先声的创新战略是“坚持差异化、聚焦更有效”，我们遵循这条战略指引，选择在3CL小分子口服药这个研发路线推进，终于开发成功国产第一款3CL靶点抗病毒创新药，这个靶点的同类创新药在海外主流市场也获得了广泛认可，事实证明我们的创新策略是正确的。

经济观察报：作为“首款”，先诺欣的上市为先声带来很高关注度，怎么看这个药带来的影响？

任晋生：此时此刻，情况一直在变化。2023年的关键词是恢复经济。如果大家还在新冠疫情的恐慌、恐惧中，经济恢复就会面临挑战。对先声来说，先诺欣是助力国家经济强劲恢复、蓬勃发展的有效工具，也不仅是先诺欣，现在获批的一共是5个新冠口服药，都会对国家下一步经济的强劲恢复带来帮助。

如果新冠病毒从此离我们远去，当然是好事情。这个病毒下一步怎么演变，还很难说，但我们有了有效的对因治疗药物，就不会紧张和不安。

目前国内还是有多点、低位、散发的疫情，新冠病毒最大的威胁是对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的脆弱人群，现在有了3CL口服小分子这样有效的对因治疗药物。但这类药物最大的特点是要早用，越早用越好，在病毒向身体重要器官扩散之前抓住“黄金72小时”，抑制其复制，就能大大降低转重症风险。

如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保护？我们未来能做的就是加强这方面的科普教育，请临床医生一起参与其中。

经济观察报：2021年，先声药业创新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62.4%，2017年这个数字是21.4%。在你看来，创新药收入占比过半，代表转型成功吗？

任晋生：创新药收入占比确实是转型过程中特别重要的指标。创新药和仿制药不一样，仿制药是让患者用上质量一样、更便宜的药，创新药是让患者用上更有效的药物，本质是更有效。

另外，研发投入的强度也是一个重要指标。创新转型说到底，本质上还是团队的转型，人的能力、知识、理念的转型。原来这个公司100%或者80%都是仿制药，那它的知识、能力、经验都是围绕仿制药的，从仿制到创新，高管团队、中层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人员结构都要做很大的改变。

先声还谈不上已经成功转型，我们还在路上，在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制药行业十几二十年以前基本以仿制药为主，早期不生产仿制药也没法生存，我们公司重视创新药比较早，转型更坚决一些，但我们的转型还在路上。

经济观察报：转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

任晋生：除了中国市场，还要在海外成功开发上市，还要有足够的规模。如果做出来一个创新药比较冷门，帮助患者的人数比较少，也谈不上成功。行业内的标准应该是，在全球范围内帮助患者的人数足够多。

经济观察报：包括先声在内，江苏几家药企的发展有相似之处，在国内代表了一种类型的企业。跟现在的Biotech公司相比，各自的优势劣势分别是什么？

任晋生：区别还是很大的，有些历史、有一定规模的制药公司，对医药行业的理解更加深入，因为经历了很多变化，对行业政策理解更加全面，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和教训，对整个全价值链，从早期研发、立项，到怎么融到更多资金、建立生产能力、商业化能力都比较熟悉和了解。

Biotech公司在这方面的理解可能还不是那么全面，并且创始人大部分是科研背景出身，少数是投资背景，找到原来的同事和同学来成立公司。早几年中国市场比较看好这类公司，他们可以比较轻松地从资本市场拿到钱开始创业，地方政府也很热情，但是他们的短板是资源少，有一些经验比较单薄。不过他们也有优点，决策效率、创业精神、敢于冒风险的意识都比成型的、上了规模的公司要强一些，对市场的敏感度也更强。

现在资本市场对Biotech公司的估值有所下降，有不少公司市值少于现金，意味着过去几年是负价值，他们压力很大，这也很正常，在市场的大风大浪中锻炼，必须更快学会游泳。

这两类公司各有优势、劣势，所以有合作的必要性，我们彼此需要。

经济观察报：你们有在接触的Biotech公司吗？

任晋生：我们是很开放的，自己也在投资孵化Biotech公司。我们希望在这些创始高管团队身上有更多的学习和收获。不一样的公司有互补性，当然也会有矛盾，但这些矛盾是合作必经的，因为互为需要，结合起来就会更强大。

出海和国际化

经济观察报：先声如何考量出海和国际化？

任晋生：国际化大家都在提，也很重视，但是中国制药公司要实现真正的国际化是很不容易的，这里面有很多思考的点。

中国市场比较大，有14亿人口，我们很容易满足。中国制药公司比日本、韩国的制药公司要幸福许多，他们的人口基数少，所以他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和选项，必须国际化。中国市场巨大，所以很容易“小富即安”，我们一方面很重视国际化，另一方面国际化只是一个加分项，主体盈利还是靠中国市场。

我认为要想真正“走出去”，还是先站稳中国市场，再考虑外部合作，包括license in/out，这些都是国际化的一部分。至于真正建立全球商业化能力，还需要时间积累。

国际化本身对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意义重大，创新药领域的领先者是美国、欧洲的前二三十家跨国公司，这些公司相当部分也在中国有业务，要研究、学习、追赶这些公司。

经济观察报：具体要怎么做？

任晋生：创新药投入产出的周期比较长，都说“10年时间10亿美金”，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专业化分工，可以在不同的阶段合作。比如在美国、欧洲完成了二期临床，三期是全球多中心合作，中国公司拥有中国市场的权益，这也是国际合作，这个周期就会快很多。

未来会多种合作形式并存，大家都在探索，创新不仅是分子结构的创新，合作模式和管理也要创新。中国公司早期研发原来对外许可比较少，现在也越来越多了，这也是最近几年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先声这两年宣布了很多项license in，涉及的疾病领域也比较多，你们怎么看这种合作方式？

任晋生：毫无疑问是自研管线的补充，对先声来说，license in/out未来会长期存在，会更加丰富，至于占多少比重，不同的阶段不一样。

经济观察报：有段时间license in的溢价很重，如果licensein，你们会选择什么类型的标的？

任晋生：最近价格回落了，我们主要标准还是“聚焦更有效，坚持差异化”这个策略。不是说新的一个化合物做了一段时间的前期工作就把它引进来了，而是要看能不能给中国市场带来价值，能不能真正帮助患者。

市场上有两个方向，一种是更有效的治疗手段，一种是市场比较大、是几个同类产品中的一个，我们喜欢更有效的，或者和同类治疗手段有差异化的。不能单纯以技术为导向，要以市场为导向。

另外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患者基数非常重要，有些Biotech公司单纯以技术为导向，忽略了峰值销售。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患者人数以及峰值销售预期，这代表着这个项目的商业价值如何；其次是科学评价和专利，只有差异化才有一定的规模，能覆盖比较广泛的患者人群。

经济观察报：先声未来在地域上会有布局侧重吗？

任晋生：我们在上海、南京、北京和波士顿都设立了创新中心。目前研发中大部分力量在上海，上海人才密度比较高，机会也比较多，在上海和北京强化研发投入是合理的。未来这4个创新中心会继续加大投入。

海外，在现有的波士顿创新中心的基础上，还需要有更多的布局，先从临床研发和合作研发开始。

经济观察报：从研发开始，自己做，还是用CRO？

任晋生：是否和CRO合作还是体现市场化原则，因为归根到底还是要市场化。外部的CRO在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反而比我们自己做有成本优势，外部有些CRO公司专业能力、质量管理水平都很高。

但是如果到了工业化的阶段，再找CRO就不划算了。我们不排斥和CRO的合作，而且在很多项目上可能会长期合作，因为这是不同的专业分工。

独立肿瘤业务

经济观察报：做first in class/best in class还是做me-better，你们怎么选择？

任晋生：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做真正的创新，做出真正的更有效的药物，但是在具体的项目评价中，有些还没到读取关键临床数据阶段，也不知道是否更有效，创新药研发是九死一生的“游戏”，只能面对不确定性勇于前行。

经济观察报：从管线来看，你们聚焦的疾病领域主要是肿瘤、神经和自身免疫，三条路线有侧重吗？

任晋生：抗肿瘤的管线是最多的，研发投入也最大，研发人数也最多。神经科学相对少一些，这个领域的创新进展也比较有挑战。自免项目也比较多。最近我们又增加了抗感染领域，未来不会只是先诺欣这个单一产品，我们在加强管线。

我们年初一个重要的动作是将抗肿瘤业务独立出来，抗肿瘤的研发、制药、营销业务自成一体，成立了先声再明。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把肿瘤业务独立出来？

任晋生：只有聚焦，才有可能成功。竞争战略中最常用的就是聚焦，在生物医药行业中比较经典的案例有，做糖尿病的诺和诺德、做抗感染的吉利德。

到一定规模的公司，很容易犯的错误是分散和多元化，有些制药公司还去做其他领域，比如金融、房地产、保健品、食品、饮料等。作为一家制药企业，聚焦治疗领域才是成功的关键策略。之所以成立先声再明，因为肿瘤还是高度竞争的，商业上，精力分散后能力就会弱。

另外，在组织决策效率上，先声现在有8000员工，4个治疗领域，很多肿瘤领域的决策应该在一两周就作出判断和决定，如果放在大的集团体系内，时效性就会被冲淡，对市场的反应就不够敏捷。

再有，独立后管理团队有更多锻炼成长的机会，新的公司会有相应管理层、中层，就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感知市场竞争和客户需求，同时承担责任。独立后激励就会更加精准，大锅饭要不得。分拆后团队小一些，业务更单纯一些，组织更有活力。

经济观察报：先声再明未来会有融资计划吗？

任晋生：当然，下半年就有融资计划，可能还要面对资本市场，让他们独立面对投资者的质疑，更有意义。

经济观察报：政策上，你还有哪些期待？

任晋生：新药审评审批的速度，过去几年有很大进步，行业满意度提高了不少，越来越透明和规范。

但是现在审评审批人员的编制远远不够，远远少于美国和欧洲的监管部门。我们创新药申请的项目数量很多，跨国公司也在中国申报，中国本土公司中上海张江、长三角也很有活力。我们的审评人员太少，待遇相比同行可能也有提升空间，在海外发达国家，这种高度专业化的工作，薪酬和工业界是接近的，而我们的差别比较大，所以要留住专业人才，在体制机制上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医保方面，调整医保目录周期、集中招标采购，虽然行业意见不少，但是大方向是大致正确的，包括PD1/L1的价格只是国外的十几分之一，患者获益了，用有限的医保资金买到了更多的好药。

不过还有一点要注意，在考虑节约当期国家医保资金的同时，还要考虑生物医药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创新药领域，需要一些宽容，不能急功近利简单追求超低价格。生物医药领域的创新需要持续加大投入，投入需要利润作为来源。

经济观察报：基于医保是最大支付方的现实，创新药是否需要一个单独的支付体系？

任晋生：不一定是单独的，单独的也不太可操作，因为医保是统一的。商业保险应该作为重要补充，现在重视还不够。

另外在医保的报销比例上，还有很多探索空间，需要尝试。现在的痛点是，不进医保就无法进医院，但进医保的话，报销比例又比较高，而医保资金有限。其实可以探讨动态调整，定价高的药报销比例就低，定价低的报销就高，或者从临床效果看，临床获益证据充分的就报销高。

经济观察报：你是几十年的医药人，回看医药大环境的变化，有什么感受？

任晋生：中国医药市场在几十年中快速发展壮大，和GDP基本同步，整个产业突飞猛进、日新月异。

医药行业和其他行业不一样，是特别稳健的增长，基本没有大起大落，健康需求这块蛋糕还在不断发展变大。另外，行业的集中度也在逐步提高，开放程度也在持续提升，过去十年海外回来的人很多，医药创新的国际交流和协同越来越密切，中国上市的一个创新药，往往很多方面是和美国、欧洲的公司、临床中心一起合作的，欧美上市的创新药也有中国的贡献，美国、欧洲制药公司也离不开中国市场，这是一个全球协同创新的行业，未来很有吸引力，机会无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