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卢谦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首次低于1000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其中，适龄人口尤其是年轻人生育意愿不高成为出生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艺术学院副院长、民革山东省委会副主委、山东省音乐家协会主席刘晓静引述的群众生育意愿调查显示，在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因素中，“经济压力大”“养育成本高”“没人带孩子”占比较大；而有关“生育养育方面的意见建议”中，“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幼儿园、中小学等基础教育设施”“工作环境、休假、产假等职工福利”则占比较大。

为此，在今年两会上，刘晓静带来了应重视普惠型托育机构面临问题的建议。

普惠型托育机构面临四大问题

在她的调研中，近年来，为提高群众生育意愿，减轻群众负担，一些地区从民生角度出发，建设了一批普惠型托育机构，有效解决了3岁以下婴幼儿托管照顾问题，对推动人口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调研时也发现，目前普惠型托育机构在发展中，仍面临四大问题。

一是托育机构收费标准较高，群众入园积极性较低。由于0—3岁幼儿群体的特殊性，其自理能力远低于3—6岁幼儿,规范运营的托育机构的经营成本、安全管理和发展压力远高于普通幼儿园和一般早教机构，照护成本高，但群众对于较高的管理费接受度较低，因此入托率不高。以调研过的某一托育机构为例，该园卫生、消防、场地、保育照护等方面配备齐全，收费标准为1600元/月，备案100个托位，但群众对于这个价位接受度较低，入托率不高，目前仅招收20个孩子，托位空置率达80%。

二是托育机构从业人员资质、服务标准尚不健全，制约了行业良性发展。国家《幼儿园管理条例》对从事幼儿园相关工作的人员资质等条件做出明确规定，而0—3岁托育行业相关从业人员却没有明确的资质认定，也没有从业具体规范。国家标准委2015年7月6日发布《家政服务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规范》，对母婴生活护理服务质量和家政服务机构划分进行了规范与界定，但对于0—3岁托育机构从业人员尚未出台相关的服务标准质量规范。婴幼儿托育工作所需技能和知识涉及面广、专业性强，而规范及标准的缺失，导致托育机构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影响行业健康发展

三是尚未出台0—3岁托育补贴和报销政策，家庭负担较重。国家《学前教育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通过财政补助、政府购买服务、减免租金、派驻公办教师、培训教师、教研指导等多种方式，支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发展”。目前我国已有30个省（区、市）和兵团出台了公办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或生均财政拨款标准，且惠及所有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但国家对于0—3岁幼儿普惠托育并没有出台补贴标准和报销依据。以山东为例，有些地方托育机构实行市场定价，平均注册价格在1600元/月左右（不包含餐费），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家庭负担较重。

四是托育机构发展奖补力度相对较小，社会办托激励作用不足。《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着力增加普惠性服务。发展公办托育机构，鼓励社会力量来投资，支持用人单位举办、建设社区服务网点，探索家庭托育模式，有条件的幼儿园也可以向下延伸，2—3岁的婴幼儿，通过以上多种渠道，鼓励多方参与，有效扩大普惠性的托育服务供给”。但国家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申报难度较大，且资金支持仅提供工程建设补贴，而没有机构运营补贴。

刘晓静在调研中发现，一家成立于2021年的山东某托育中心，前期建设投入100万元，每年的运营成本大约在200万—300万左右，设有托位140—150个，2022年上半年实际使用托位80个左右，申领补助后，预计5年后才有可能实现盈利。而且财政补贴未涵盖运营期，实际经营过程中压力依然较大。奖励的激励作用不足，对社会资本的引导和撬动作用有限。

加大政策扶持、提高社会资本参与积极性

根据调研现状，刘晓静提出了四方面的建议。

一是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推动普惠型托育机构良性发展。国家、省、市要加大对托育机构的政策扶持力度，在建设、运营阶段要适当减免一部分费用，降低托育机构建设、运营成本，逐步将幼儿园教育纳入基本义务教育，实行幼儿到高中的义务教育，进一步拉低托育机构收费标准，减轻养育子女的成本负担，提高群众入园意愿，使普惠型托育机构真正发挥效用。

二是尽快出台有关标准规范，促进普惠型托育机构良性发展。一方面加强立法工作，针对0—3岁托育机构资质、标准缺失，国家教育、人社、建设、卫健等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出台有关标准规范，从资质、人员素质、服务规范、师生配比、卫生健康、营养和食品服务、环境和设备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使托幼机构的建立有法可依，有标准可参照；另一方面明确教育、卫健、疾控等机构工作职责，按照国家托育机构设置标准和管理规范，精准指导，加强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同时，要鼓励引导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为托育行业发展提供后备人才支持。

三是完善托育补贴和报销政策，减轻入园群众家庭负担。国家和地方教育、财政等部门要进一步完善相关补贴和报销政策，将托育费用纳入补贴和报销范围。一方面国家财政、税务等有关部门，要结合“十四五”期间个税改革，研究启动将3岁以下婴幼儿抚育费用纳入个税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在扣除额度上，可设定为1000元/月，或根据个人收入设定更为灵活的扣除额度系数；另一方面在报销或补贴方式上，可按照个税扣除方式，由婴幼儿的法定监护人选择50%或100%扣除，也可借鉴幼儿费报销方式，在幼儿家长单位报销费用，或按月给予一定补贴。同时，可采取一段时间或特定地区的试行，再根据实际情况和群众反映呼声，及时进行调整。从而减轻托育机构资金压力和家庭育儿负担，推动托育行业健康发展。

四是加大政策奖励力度，提高社会资本参与普惠型托育机构建设的积极性。针对托育机构补贴奖励力度较小，不利于撬动社会资本的问题，一方面要合理提高奖励标准，借助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等途径，加大奖励扶持力度；另一方面要扩大奖励扶持范围，采取提供场地、减免租金、减税降费等政策措施，不仅在建设、改扩建阶段可以享受奖励扶持，在运营阶段也可以享受一定时期的奖励扶持，慢慢使其发展壮大，提高自我生存能力。

同时，刘晓静建议，要探索普惠性托育机构差别化等级奖补制度，鼓励托育机构提升等级，改善园所条件，提升托育质量。要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运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开办普惠性质的婴幼儿托育机构，开展全日托、半日托、计时托、临时托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提高普惠型托育机构的建设运营能力，从而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满足社会托育需求。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婴幼儿照护服务信息管理系统，在优化服务、加强管理、统计监测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真正解决群众的后顾之忧，提高群众生育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