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铃 “老百姓日常看常见病，或者配药、补液，去二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更近，可能就在家门口，为什么非要挤到三级医院去？这其实是方便百姓就医，解决看病难的很好途径。” 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张伟滨告诉记者。

在今年两会期间，张伟滨的提案将聚焦三级医疗体系建设，他希望三级医疗体系的功能定位更加清晰，让老百姓更明确不是什么病都一定要去三甲医院，使得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否则国家就没必要设立医疗机构分级了。

张伟滨注意到，他的这一提案在网络上受到一些质疑，有老百姓认为这“是不是要给他们设置看病的障碍”，或“二级医院能不能看得好病”。

张伟滨告诉记者，三级医疗体系的设置，本就是希望大家能方便看病、看好病，不一定什么情况要都到大医院去挤兑，二级医疗和社区医疗资源却闲置。

“这次新冠疫情的救治过程中，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为疫情平稳度过做了大量工作，很多病人在那里得到了很好的救治，甚至挽救了生命。这说明这些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并不差。”张伟滨说。

获悉，张伟滨的另一个提案是，如何为将“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落到实处提供保障。

张伟滨认为，国家要为老百姓提供更多免费的、价廉的锻炼平台和场所，同时做好健康科普教育，做好就医引导，否则，“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将成为一句空话。

以下为采访全文：

：你这次提案为什么会关注三级医疗体系建设，有什么契机？

张伟滨：我来开会前，碰到一些二级医院和基层社区卫生院的医生朋友，他们告诉我，现在老百姓不愿意去他们医院看病。这一方面可能是医院内部自身有点问题，另外就医的导向层面，我们也需要做些工作。

这次新冠疫情的救治过程中，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为疫情平稳度过做了大量工作。病人最多时，三甲医院人满为患，有时病人为了补液都要排很久队。许多病人选择去了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中心，国家也选派了专家去指导并提供了药品和CT等检查保障，这些医院确实为病人提供了有效的医疗服务，对新冠病人的救治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患者的补液都在社区卫生中心完成了，并有很多成功救治的事例，其实这些医疗机构看常见病和慢性病的医疗水平并不差。所以，二级和社区医院医生们的声音就是“我们也能为解决老百姓看病难问题”。

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能更好地引导三级医疗体系的功能定位和建设，是可能让老百姓方便看病、就近看病、看好病、让看病体验更好的。

：你所在的医院和了解到的情况，三级医院的看病难程度有多严重？

张伟滨：从我自己的感受来看，因为就诊人数实在太多，病人经常会抱怨看医生等候时间太长，就诊时间又太短，但病人这么多，一个医生一天要看几十号甚至上百号人，确实“慢”不下来。

老百姓日常看常见病，或者配药、补液，去二级医院、社区卫生中心更近，可能就在家门口，但为什么非要挤到三级医院去？甚至舍近就远花钱花精力？这其实是要深刻研究的问题。

：你感受到的当前分级诊疗制度推行的阻力主要是什么？

张伟滨：主要是老百姓对二级医疗机构和社区卫生中心医疗能力不够信任。比如我看到有人质疑我的提案，是不是要给他们设置看病的障碍？二级医院能看得好病吗？这可能确实是老百姓的疑惑。

我们为什么要设置三级医疗体系？这有很长历史渊源，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逐渐建立起来的一套行之有效的保障人民健康医疗需求的体系，通过优化医疗服务体系，增加医疗服务覆盖率，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为广大病患提供更好的就医便利。

：所以问题是老百姓对这些医疗机构的医疗水平存疑，怎么解决？

张伟滨：要让老百姓自己愿意、放心到这些医疗机构看病，明确定位好各级医疗机构的功能，练好二级及社区医疗机构的内功，加强这些医疗机构内涵建设十分重要。如何做到这一点，涉及到国家投入、医院和医疗队伍建设，尤其是医护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能力、救治水平能力、患者的就医感受和用药、常用医疗检查等方方面面。

如果各级医院在医疗检查设备和药物配置上可以同质化，老百姓常吃的药或常用的好药在社区医院、二级医院都能配到，老百姓为什么一定只去三级医院呢？就如在这次新冠疫情的防控过程中，国家把小分子抗病毒药放到了基层的社区医院，把CT装备到社区医院，病人就可以不用去三级医院了。

政府还要在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的医疗服务水平上下功夫。现在各地逐渐建立的医联体建设可在这方面发挥很好的作用。目前在一些医联体中有一个趋势，即三级医院医生下沉到社区医疗机构设置专家门诊，这是真正便民的。但我认为专家光去看门诊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做好二级医院和社区医院医生的医疗能力培训，通过传帮带，让老百姓在一些常见病、慢性疾病的治疗中，能享受到和三级医院同质化的医疗服务。

：如何建立一个完备的转诊制度？

张伟滨：基层医生看不了的病，或普通病出现了并发症，或感到病人有朝重症发展的倾向，就要往更高一层的医院转。此外，很多病都有一定的潜伏期和隐匿性，早期可能症状并不很重，社区全科医生毕竟是受过正规医学训练的，可以较早将这些病人转诊到上一级医疗机构去，利于一些患者疾病的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我们其实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上面所说的医联体，我了解到上海不少大医院都会向所在的医联体社区医院提供部分专家门诊的号，但真正用得还不多。这主要是宣传和执行问题，老百姓可能不知道可以到社区医院挂对口三级医院的专家号，只能去医院抢号。因此，还需要对相关做法不断完善、宣传和实践，使其更为可行。

：你还提出，要为将“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落到实处提供保障，为什么？

张伟滨：疫情后，健康问题变得更重要。我们国家讲“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大家怎么去理解好这一点？说起来很容易，关键是怎么让大家有条件做到这一点。

人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要素，要发展国家、城市的软实力，提高人民健康是重要一环，否则一切都是无本之源。

：要做好这方面的建设，具体有哪些策略？

张伟滨：第一，要给老百姓健康锻炼提供低门槛的锻炼平台和场所。要让老百姓当好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国家就应提供更多免费的、或者价低的健康锻炼和运动场所。

第二，我们要让人们有正确的健康意识，要多做健康医学科普教育，让人们明白该怎么把握自己的健康状态，该怎么治疗和调理自己的慢性病，不盲目相信一些不实甚至虚假的健康、医疗宣传。政府还应该持续监管，专业医疗人员主动健康宣教，从为无常规健康体检福利的部分百姓提供基本的健康体检入手，切实让广大人们群众体会到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次我国在遭受新冠疫情严重冲击时，老百姓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威胁，一度让各种传闻可能抵抗或治疗新冠病毒的中西药品和某些食物遭到抢购，其实其中一些并不能防治新冠病毒。我们有责任做好宣传和健康引导，让老百姓在特殊时期不慌张，沉着应对，不会一有风吹草动就去抢购，造成社会无序，国家和政府应该着力去建立相应的制度和体系。

第三，要做好就医的引导。还以新冠疫情为例，有的可能早点去看病就不会拖成重症，即使到社区医院看病，医生也可以及时发现是否有变成重症的可能，及时提供治疗，部分病人的生命也可能就得到挽回。

可能还有很多方面，我觉得这应该是全民健康的系统性问题，做不好这些，“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就成了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