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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里川/文 2月28日，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连夜退出CBA联盟。3月1日，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回应称，过去20年 新疆俱乐部对中国篮球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尊重他的决定，也表示遗憾。他还提到，在过去的差不多10天里，中国篮协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结果。

新疆广汇男篮俱乐部发公告剑指篮协和姚明，道尽愤懑和辛酸；周琦接着发出长文痛陈与新疆广汇的恩怨，提及曾频受俱乐部“揉搓”甚至语言威胁。这番纠葛尚待时间厘清，但中国篮球遭受前所未有的震荡和拷问，却是无疑的。

新疆广汇“不玩了”的导火索，源于2月17日篮协纪律与道德委员会作出“新疆广汇注册违规”的判定以及处罚决定。这意味着，新疆广汇在处罚期内失去了对周琦的独家签约权资格，周琦可以凭借“自由身”加盟其他CBA俱乐部。原本占据绝对上风的新疆广汇俱乐部瞬间完败。这是中国篮球史上罕见的“反转式处罚”。

2021年6月，新疆广汇和周琦的合同争议爆发。一个想走，一个不让走，且握有尚方宝剑：根据“顶薪留人”规则，只要俱乐部给了一名球员队内顶薪，这名球员就无法流转到其他任何一支CBA球队。业内人称这相当于“无限期顶薪锁死”。当年9月，周琦被迫告别CBA，远赴澳大利亚联赛，郭艾伦和辽宁队闹了很久转会无果，皆受制于此。如今，新疆俱乐部一夜之间“鸡飞蛋打”，情绪可想而知。

导致极端结果出现，篮协是有责任的，处罚得确实有些牵强，以至于被俱乐部方面指责为“无比荒唐”。正如业内人士所言，篮协既没有推翻CBA公司白纸黑字的规定，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周琦开设了“绿色通道”。篮协为国养士、蓄力重返冲击亚洲顶峰的苦心可鉴，但既然做了裁判员，却态度犹疑，甚至想要帮一方“暗度陈仓”，自然引人质疑。

表面上看，篮协没有留住新疆广汇，只是篮协斡旋失败的一个案例，但骨子里，这是一个由诸多必然因素结成的、很难解开的死局。新疆广汇要的是对周琦的绝对控制权，周琦要的是绝对自由身，“浪迹天涯”毕竟是在CBA走投无路后的权宜之计。篮协要的更多：联赛的稳定、纠纷的解决、男篮的复兴——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让篮协左右为难。

对CBA生态来说，新疆广汇和周琦之争，不过是一种隐喻。由于“顶薪留人”的围墙存在，俱乐部和球员一旦涉及转会争议，两方诉求就是针锋相对，毫无中间地带可以缓冲。无论篮协作出何种决定，必然要“站”某一方，结果必然会让另一方利益受损，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困境。

换言之，当中国篮球相继出现顶尖球员、顶尖俱乐部因为感觉无法捍卫自身权益而出走海外、退出CBA的现象时，就说明中国篮球在治理领域产生了深层次问题。这个深层次问题严重到足以令“内部解决”失去作用。

没有一方是赢家，意味着中国篮球是最大的输家。这对向来以锐意改革形象示人的中国篮球来说，是一种讽刺。

此时的中国篮球面前，呈现出一个必须打破的困局。从规则调整开始进行相应改革，是不可绕过的方向。因为，从根本上说，此事件可谓源于规则、乱于规则。以“顶薪留人”为例，其善意一目了然：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和积极性，但规则弊端越发显现：本就弱势的球员进一步失去话语权和博弈能力。这在球员流动频繁的世界篮坛，是非常奇怪的现象。周琦和郭艾伦的遭遇不过是“引子”，后面还可能会有更多青年才俊面临窘迫。如果规则总是对某一方更为倾斜，继而规则执行者在看到问题后又试图掰一掰，闹剧和悲剧则难免。

通过完善规则、尊重规则，让各方利益都得到保证，这是一种理性的思路。事实上，在规则本身就不规范的情况下，无论怎么“腾挪”，都不可能出现多赢局面——至于新疆广汇所指出的篮协主席和CBA联盟董事长由一人长期兼任、篮协管理与CBA联盟的办赛业务交叉混同等问题，也折射出规则不明的窠臼。

限制球员流动和允许球员流动之间，从来都是一对矛盾，理应有一个合理的议事、博弈地带存在。篮坛大势，从来都是交融与合作、公开与透明，而并非闭塞与保守。

中国篮球底子薄不假，但这不是中国篮球搞特殊化设置保护性和倾向性、暧昧性规则的理由，更不是在“管办分离”上留有余地的理由。我们要认识到规则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并用新一轮改革落到具体实处。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