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丁文婷 2月23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商业领袖论坛在上海举行，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执行院长陆铭发表了题目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和区域发展红利》的演讲。

陆铭提出，中国人口正在不断向中心城市和中心城区集聚，在集聚过程中，全国人均GDP差距在减少，“我们需要破除对人口的思想误区，在生产型和消费型服务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人口并不是负担，而是优势”。

陆铭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人口数量红利逐渐消失的状况，要提高劳动力利用效率，就要借助空间再配置，围绕核心大城市打造现代化都市圈，使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城市群内形成人流、物流、信息流紧密合作的网络化状态，同城市间分工深化、优势互补、梯度发展。

以下为演讲全文：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经济和人口的空间大变局。从数据上看，中国人口流动方向非常明显，首先，从农村向城市流动，这一点在沿海地区尤为明显；其次，人口持续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在一些城市，尤其是已经步入到由服务业驱动的城市中，人口向中心城区集聚是一种趋势。

二十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大特征就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从经济学视角理解，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最为重要的指标就是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这个指标说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迈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

我认为，中国已经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2021年，制造业在GDP中所占的比例是28%，服务业占了53%。从就业占比来看，制造业仅占了18%，服务业占到48%接近一半。上海的三次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达到73.27%。

我们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制造强国真的是制造业比重高吗？其实制造强国的服务业占比反而更高。有两个原因。 第一，强大的制造业一定依赖于现代服务业，制造业越强，附加值越多地来自于服务业当中的研发、设计、创新、咨询、金融、贸易、品牌等。如果拆解一个产业链，比如苹果或者是小米，都会发现附加值集中在前端研发和后端品牌以及销售。

第二，我们很多人不重视生活型服务业，总觉得生活型服务业比较低端，其中的工作群体教育程度不高。但如果制造业强大了，强国必然民富，人民富裕了以后，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钱花在消费服务上。所以制造业越强，服务业比重越高。

未来离我们并不遥远，后工业化时代即将迎来消费大变革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经济面临另一个问题，人口的数量红利已经逐渐消失。当人口数量红利面临着老龄化和少子化挑战的时候，提高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就非常重要，劳动力利用效率如何提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就要借助于空间的再配置。

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提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

交大“城市酷想家”X评驾科技

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已经形成了中心城市和以城市群为带动的网络化的城市体系。我通过“评驾科技”的大数据做了两张图，每一个线段表示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车流，货车的图里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的情况。右边的图里，城市群是网络状态，中心城市起着辐射带动作用的，每一个城市都像中间有个小太阳向四面辐射，这提醒我们，中心城市有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

交大“城市酷想家”X评驾科技

在这样一个状态之下，人口怎么迁移？通过把第七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做对比，从人口增长或减少的趋势来看，如果既不是沿海，又不属于内陆地区的大城市，大概率是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其中东北最为典型，在过去十年间，人口负增长一千万。

李杰伟等“城市酷想家”

另一张更加细致的图是区县级的。可以看到，人口除了向中心城市集中，也在向中心城区集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哈尔滨，哈尔滨是人口负增长的城市，但中心城区人口是正增长的，

中国目前有40%的地级市人口出现负增长，其中有一半是虽然是负增长，但中心城区是正增长。另一半是连中心城区都是负增长的。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区域否能平衡发展。实际上，现代经济发展追求的不是经济的均匀分布，而是经济集中过程中，人均水平差距的减少。实际上，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的集聚过程中，人均GDP差距，南北间、东中西和省内人均GDP的差距都在减少。

为了高质量发展，中国要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统一大市场就给城市群和都市圈的发展带来了任务和挑战。其中长三角城市应该责无旁贷地起到标杆作用。重中之重是围绕几个核心大城市打造一个现代化的都市圈，形成一个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从而达到中央所提的各种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实际上，当前中国的经济状态就已经形成了城市群和都市圈的状态。在这种格局下，未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会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格局，在统一大市场以及规模经济的作用之下，未来制造业一定会在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集聚的过程中，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而这个规模经济效应就是在城市群内集聚所体现出来的。

中国有一个优势是别的国家很难取代的，就是统一大市场，我们的城市群范围之内所形成的完整的产业链放到东南亚国家，可能就需要跨国。协调成本和供应链的成本远超在中国国内的城市群之内物流和人流所形成的成本。当前中国应该思考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让这种优势发挥出来。

接下来的问题是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制造业越来越多的附加值来自于现代服务业，包括研发、创新、设计、咨询、法律等。服务业在赋能于制造业时，更加强调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比如研发在上海、制造在苏州甚至常州。城市群之内形成通过人流、物流、信息流紧密合作的网络化状态。

城市群内部在差异化发展情况下，未来会是这样一个趋势，整个长三角制造业越强，上海的服务业比重越高，因为相互分工了。以地方政府为单位去纠结于本地产业的制造业的比重，是没有看到我刚刚所说的一体化发展，带来的不同城市间相互分工的趋势。

不同城市间分工深化、优势互补、梯度发展是最理想的状态。中心城市生产型服务业赋能于制造业研发、设计和法律。我们还要发展具有强大规模经济的消费产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大家越来越多的消费服务。服务业比制造业的产品更加依赖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流，比如画展、体育赛事、多样化的餐饮等等。大城市有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流带来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外围的中小城市也能够借助于轨道交通和飞机航线的联通，到中心城市去享受美好生活。

大城市就要发展成为消费中心城市，长三角上海、南京、杭州、合肥要承担这样的功能。外围一点的城区，比如苏锡常、浙江沿海都市带、皖江都市带，这些地方属于人口增长区。人口负增长的地区就要发展依赖于当地资源的产业，比如农业和生产型的旅游，这些行业人多不是好事，人少反而提高人均收入和人均GDP。

我们要破除一个思想的误区，过去觉得人口是负担，在生产型和消费型服务业实现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人口多是优势。人口多不光是数量多、需求多，而且带来人口的多元化，包括外来人口、国际人口。消费服务业可以让家庭把自己家庭内的生产，包括家务活动外包到市场上。这时候，多样性的服务既是一个新的产业，也是新产业增长的动力。

我们需要改变重生产，不重消费的传统思维方式。像上海这样的城市已经需要与远则纽约，近则香港和新加坡竞争，如果不把这个短板补上，既不利于大城市的发展，也不利于发挥辐射作用带动其他中小城市。

我们的发展还有没有余地？从地的角度来看，东京都市圈辐射建设半径是50-80公里，同样的区域里，从上海计算，50公里已经了昆山，80公里到了苏州市政府。不管从土地还是人口，我们还有巨大的空间。我希望能够从当前中国大城市的空间形态（我称之为“太阳系”：中间一个大的，周边有很多新城），向国际大都市的新的形态转变。（我称之为“八爪鱼”：中心城市和周边的中城市用高速公路和轨道连接），进行高强度的开发拓展空间的同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