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军/文 2月23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商业领袖论坛在上海举行，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院长、民建中央原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周汉民出席并发表演讲。

演讲中，周汉民反复提及了一个关键词——制度型开放。他表示，十年以来，我们的自贸区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今天的21个自贸区占地面积占中国国国土面积的千分之四，他们贡献了全国18.1%的外商投资和17.8%的进出口总额。由此可见，制度型开放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以下为演讲全文：

刚才主办方致辞用了四个关键词，我今天只讲一个关键词，制度型开放。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5周年，45年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制度型开放的历史，让我们来重温所走过的道路。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这一进程是探索、是创新、是前所未有的努力，因此四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宪法》将改革开放之初的顶层设计、路径选择予以固化，使之具有宪法依规。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宪法》作载录的基本国策，这就是制度型开放。

第二个重要的历程始于1986年7月11日，中国提出恢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原始缔约国席位，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条路走了整整十五年零五个月，到了终点就是2001年的12月11日——中国历经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终于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其中非常重大的努力就是上至全国下至地方，我们或废止、或修改、或保留、或创设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国家级立法、政府规章和地方性法规2300余部。这在现代法治史中前所未有，成为一个国际组织的成员，中国的立法历经了一场深刻的革命，这就是制度型开放。

2013年9月29日，上海自贸区破土而出。上海自贸区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尖兵利器？那个时候美国主导和推动的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TTI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协议）和PSA（多边服务业协议）三个谈判，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用意十分明显——希望能够创设一个不包括中国，或者基本排除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新体制。这已经是个客观事实，绝不是人们的臆想。

何以回答这个问题，何以解忧？唯有改革，唯有开放。

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由此破土而出，十年以来，我们的自贸区遍布中国的东西南北中。今天，21个自贸区占地面积占中国国国土面积的千分之四，贡献了全国18.1%的外商投资和17.8%的进出口总额。由此可见，制度型开放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自贸区的制度型开放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外商来到自贸区投资，我们实施的是负面清单管理。

第一份负面清单是2013年9月30日问世，共190项。这在国民经济分类1049项中占比根本不高，仍然需要不断地改革和开放。所以到2021年第九份清单问世的时候，这份清单只有27项，也就是中国自贸区负面清单在9年时间里消除了85%。这是什么？这是制度型开放。

由此，我认为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为成为更多的国际组织的成员做进一步的制度型开放。刚才，主办方谈到了数字经济，每个人把这个词挂在嘴边，数字经济着实是中国经济也是世界经济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去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121万亿人民币，数字经济占比40-50%之间，它的绝对值超过50万亿。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大发展，既需要国内的规制，更需要与世界规制融合。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只有一个数字经济的相关国际协定，这个国际协定成员国寥寥，但是作用十分巨大。人们也常常把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挂在嘴边，中国应当成为DEPA的成员。与此同时，就在中国成为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成员的时候，这是我们第四次非常伟大的制度型开放。成为RCEP的成员，与世界融合，与另外14个国家成为世界最大自贸区的成员。如今，我们成为这一组织成员已经一年有余。就在成为成员开始，我们提出了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国正在加入CPTPP的路程上，这预示着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制度型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