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展君 刘蒙之/文

《记忆之城》是知名作家袁凌创作的一本非虚构小说，小说以第一人称为视角，采用回忆式的自我叙述，展现了作者眼中旧鱼城的景象。“鱼城”的原型是重庆市，即“渝城”，小说记录了作者大学毕业之后来到鱼城工作，作为一名跑街记者接触到的许许多多的社会底层群体的故事，其中穿插着作者与好友、妻子、同事之间的相处。

鱼城是长江中上游地区的经济、金融、科创、航运和商贸物流中心，也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但袁凌却没有着眼于鱼城光鲜的一面，而是将目光聚焦在底层人民的辛酸遭遇上。伊塔罗·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曾说：“从这面到那面，城市的各种形象在不断翻番，但是却没有厚度，只有正反两面：就像一张两面都有画的纸，两幅画既不能分开，也不能对看。”袁凌关注着那些没有被主流声音所发现的城市的另一面，他像诗人一般多愁善感，又兼具媒体人的敏感和锐利，三年的鱼城生活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今他将这些回忆细细揉碎铺开，城市在他的笔下变得富有层次。正如序言中所写到的那样：“我希望用某种没有淘洗和打磨得过分光滑的文字，保留鱼城和它生活的内情，摩梭之下仍能感触疼痛和血肉，以此来纪念那些姓名连同印痕一同消失的人，那个加速叠压在新的欲望与变动之下的时代。

被折叠的地下城

这座城市扑面而来的是潮湿、黏腻的气息，使我想到鱼城特色九宫格火锅上蒸腾的热气和厚重的牛油。主人公对这座城市背后细腻的刻画，掀开了鱼城被折叠起来的另一面。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各种气味的描写。例如“街面是稀脏的烂泥，行人脚底踩着自己的黑色倒影，对面市场飘出剩余的烂菜叶味道，几个垃圾桶总是委屈地顶着劈头盖脸的垃圾，而不是安稳地装在桶里。”这是“棒棒”们栖身的地下廉价旅馆。“数不清的大鱼在平台上的塑料容器里翻腾，水变成了深红色，看不见里面的鱼，难以想象在其中怎样呼吸。腥臊的血气笼罩着码头，似乎它们在断气前已被杀害。”这是江边码头脏乱的菜市场。“居民楼外边有一些干枯变黄的大豆地，一个老婆婆在地里忙碌。走到这里，闻到一股特别的气息，让人不适却含有某种熟悉。”这是水泥绷带也掩盖不住的地下坑道的污水气味。“从高处泄落，恶臭和哗哗的水声一起传得很远。水声听来正像是书中说的野猫哀嚎，我佩服先人们想出了这样贴切的名字。”“也许哪里存在着一个腐烂神，躯体不断流出血腥之水。这个庞大冗长的躯体就隐藏在鱼城内部钢筋水泥楼、玻璃幕墙和泥土、植物之下，开了一些口子，日夜在腐败消散。”这是传说中藏匿着各种阴谋故事的野猫溪。还有身上带着腐烂白菜叶味或者黏糊油烟味道的舞女，这些是黑夜散尽，她们白日里在菜市场、在餐馆讨生活留在身上的抹不去的痕迹。这些难闻的味道是贫穷的味道，是奔波的味道。

文艺作品中，也常有关于气味的隐喻描写。韩国电影《寄生虫》里面有个很清晰的主题：贫富的差距，阶层的分化。影片第一个镜头就是穷人家半地下室里晾晒的袜子。袜子是一提起就想捂住鼻子的敏感私物。穷人家“入侵”富人家打工，即使伪装，也让最无邪的小孩“识破”。富人家的小孩说：他们有一样的味道。穷人是什么味道？是地下室的霉味，挤地铁的混杂味，是恶劣生存环境下无孔不入的穷酸味。气味划清了底层与上流的界限，气味的符号隐喻着贫穷与奔波的烙印。

《记忆之城》
袁凌 /著
花城出版社
2022年3月

鱼城依山而建，其独特的城市规划风格让它具有立体的结构，这也让密集的楼宇和棚户区带给人压抑且割裂的感觉。“过于庞大的体量，在细雨天气中仍旧在发酵，不能安分的待在下半城。”“靠外的板屋拆除了一半，伸着长短不齐的檩条茬子，像被劫掠过的山寨。”“陈天指给我看两幢灰色的旧楼房，由于建在地基狭窄的坡上，他们彼此独立却紧贴着，几乎插不进去一根针，彼此仅仅吸引又排斥，像是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坡上是密密麻麻全无规则的居民楼和门面，彼此不留余地叠压在一起，似乎此外的世界都不算数，一定要挤在这一块，簇成一个混乱紧密的圆心。”但密集、拥挤的城市带来的不是满足，而是空虚和飘零之感。人的身份与户口捆绑在一起，不断地有工作人员定期打来电话，用始终如一的语气和音色，询问是否要延长户口挂靠和缴纳档案代管费用。但这种联系带来的同样不是稳定和归属感，而是不断在主人公心中敲打着：你的身份还只是挂靠在某个地方、某颗钉子上，只需要不知从哪里来的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落。人的自由和灵魂，仿佛也被困在机械的电话提醒声中，困在密密丛丛、五方杂厝的楼宇之间。

使城市个性消散的网红化

“鱼城变了。它在顺从、满足外来的想象。”

故事的第一部分，主人公在2019年重回鱼城，他的所见所思里，充满了对鱼城现实景象和久远记忆的不断穿插描写，表达了对鱼城不断网红化的无奈和担忧。他从华新街到达鱼澳桥，经过嘉陵江来到鱼中区，一路留心辨认着曾经无比熟悉的世界。此时的鱼城正在召开着一场盛会，同一时间里，一个叫小芹的舞女跳江自杀。老街区开始了改造，留下一个略显突兀的十八梯，像是彻底烂掉的躯体中的一根脊椎，被上半城的重量压得弯弯曲曲。沿江索道不再是供人们通勤的必经之路，而是变成了只针对游客的旅游景点，用时下大热的电影海报作为宣传的噱头。洪崖洞变成了精心设计的茶楼酒肆，设计的灵感是日本的动画电影《千与千寻》，驻唱的歌手们操着不属于本地人的口音，曾经散发恶臭的翠湖瀑布周围，彻底变成了优雅的住宅社区……一切都在让位于游客，让位于人们头脑想象出来的鱼城该有的样子，而真实的鱼城反而被掩盖了。

近些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因为一段文案、一个视频或一个普通人出圈的城市实在不少。如厦门、西安、成都、理塘等等，在碎片化、拼图式的勾勒，流量与表达的重复性刺激之下，一瞬间一座城就可能变成一个“顶流”。但在城市的特质与个性被充分挖掘之外，过于同质化的营销手段让城市形象越来越标签化。相似的景点，相似的旅游纪念品，相似的网红店铺，让外来游客的体验越来越千篇一律。但软实力的背后应当是硬产业，城市的吸引力，是综合经济实力、传统底蕴、特色文化与科技、人口互相作用下的结果，一味进行网红化的运作，只会让城市丧失原本的个性。

“他顺从了，所以死了，但是死了，才有活下去的可能。”网红化也许是老城市重新焕发生机、获得关注的无可避免的一条路。但粗暴地遮盖住城市丑陋的一面，只会留下暂时休眠的病痛，等待未来的爆发。就像翠湖附近被包裹住的瀑布。这条旧日生活的瀑布并未减弱声势，像一个意志未全被囚牢磨损的囚徒。“如果绷带瞬间破裂，瀑布恢复本性，山谷弥漫腥臊水雾，谷底优雅的社区消失，翠湖决堤泛滥，高尚楼盘遇难，只有锈蚀的铁轨幸存。”腐烂的气味并不会被彻底包裹起来。如何让城市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要在“网红化”的过程中寻找平衡。

挣扎生存的底层人

故事开篇就是对十八梯顶端平台上跳“坝坝舞”的中年舞女的描写，她们骨瘦如柴，面目黧黑，文中的小芹是这个舞女群体的一个缩影。年轻的时候在印刷厂做事，下班后辗转舞厅里，直到年龄越来越大，一层层的年轻女孩儿冒出来走上她曾经的路，随着舞客越来越少，只能转移到坝坝跳舞，再后来得了乳腺癌，在没钱医治的窘境之下跳江自尽。这就是一个曾经如花似玉的女孩绝望的一生。

底层生活的艰难不断体现在小说的字里行间。50多岁的晚报发行员，在卖了一上午的报纸之后，坐在阶梯上静静地死去；背着冰箱的棒棒，一步步爬上六楼，背部深刻的勒痕像是受了某种鞭刑；俯伏于机器的工人们，穿着白色的床单式的服装，在千万锭棉纱纺锤间像一些白色的虫子……这样的场景日复一日重复地发生在鱼城看不见的角落，苦难背后是冲不破的阶层和无法挣脱的命运，底层平凡人的生活与城市网红化的一面割裂开来，让我们无数次目睹生命在各种重压之下的扭曲与变形。

从《寂静的孩子》、《青苔不会消失》到《我的九十九次死亡》，对普通人生活现状的关怀是袁凌近些年的非虚构作品一直关注的主题。虽然小说大多着眼于普通人，但这些普通的，挣扎生存的底层人，并没有被简单粗暴地标签化为一个完全愚昧、落后的群体。他们呈现出的生活面貌往往是更加真实的，因为他们才是大多数，他们不会为自己发声，因此更加需要人们向下投射的目光。他们的努力、不屈承担住了生存的艰难和人性的重量，也因此能够反映出一个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

袁凌笔下没有绝对的焦点人物，他关心着尽可能多的人，每一个人物就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既有共通的联系，又有独立的价值。他没有掺杂过多的个人情感，亦或是出于公益的目的进行呼吁，他冷静地观察，平和地讲述，作为一个传达者而不是俯视者，让一个个普通生命平等地矗立在一座城市发展的时代长河之中。

知识分子的自我寻觅

这种平视的角度也许不仅仅是“已识乾坤大，犹怜草木青”的关怀，更是源于主人公曾经历过相似的困苦所生发出来的悲悯和共鸣。主人公在鱼城的工作经历称不上愉快顺遂。人到中年，婚姻告急，欲望得不到填补，怀揣着新闻理想却做着一个似乎并不比采访对象高尚多少的跑街记者，完成着一个又一个豆腐块新闻的工作指标。他回忆着生活中的插曲，语言戏谑却又体现着生活的窘促与无奈。嚣张的小偷，在他的家中分文未盗，却用拉屎的方式来示威；自己写下的文字不能自己做主，除了要接受上面的审查，印刷厂的校对女人，也要逼着他将“国民政府”改成“国民党政府”，将“脑满肠肥”改成“满脑肥肠”；一场突如其来的重病又使他不得不暂停工作，多年后仍有阴影。

小芹的自杀死亡是主人公重回鱼城的契机，他在与故人的会面中，在昔日常活动的地界里，重新寻觅着自己从前的生活痕迹，思考着自己的人生。但不论是已故的朋友沈文明，还是伴游的陈天，亦或是他自己，都仍然和从前一样深陷困顿，对现状和未来感到迷茫。主人公和他的同事们，始终在寻觅自己的定位与价值。他们有自己的原则，心中的正义感和使命感时不时地冒头，比如陈天想要照顾和赡养那位与房间里的骨头共同生活的老太太，主人公去采访蒙冤的傅玉强，遭遇侵犯后投案无门濒临死亡的红萍……但是他们这些有棱角的一面只是偶尔闪现，更多的时候他们保持着一种被生活打磨过的麻木与无可奈何。譬如主人公面对向他寻求帮助的李素琴，内心反复纠结和郁闷后选择婉拒；陈天本想为打成“右派”的教师夫妇写一篇稿子，却因为自己的懒散错失了时机。而在感情生活中，他们也是矛盾的。他们在婚姻里渴望温情和亲密，却又在伴侣逐渐提拔、成长的过程中生发出自卑和危机感。他们渴望从底层乖顺、勤劳的女孩子身上找寻慰藉，却短暂接近又离开，身体的一半被世俗欲望支配，另一半又在烟雾缭绕中思考着爱与哲学的话题。

有位记者同行说过：“做调查记者最容易带上‘正义’、‘良知’、‘为民请命’的帽子，这里面有虚荣心，也有真诚，但确是记者在困境中坚持下去的动力之一。现在如果要把帽子摘下，有风雨时也许无可蔽头。”千禧年代毕业的知识分子，保有着赤诚和幻想，但身处风云激变的世纪之交，又做着与市井紧密相连的记者工作，他们夹在下半城与上半城之间，忍受着与下半城同样的痛苦和与上半城同样的孤独，似乎不属于任何一个阶层。目睹了真诚与谎言，光明与阴暗，希望与落寞，这样的变化可能是无可避免的。他们的命运似乎和这座老城的湮没，具备相同的属性：被时间反复埋葬真相不明的过去，现在行进中的困惑和停滞以及无所归宿的未来。

过于庞大拥挤的高楼已经将整个渝中半岛的地貌踩在脚下。过往的鱼城生活在高角楼下的缝隙里，找不到位置。朝天门、小妹、黑舞厅，精典书店、烧白、吊脚楼还有两江汇合的漩涡潮涌，都在网红城市的光影之后消失，也许不久之后就会变成年轻人们听不懂的词汇，消散在时光里。对于一群群涌向洪崖洞、来福士、洞子火锅、小面馆和乘坐长江索道的外地游客来说，鱼城没有记忆，只剩现在闪闪发光的散落鳞片。飞速发展的城市甚至让许多本地人也感到自己完全是个陌生人，记忆也被过于庞大和喧嚣的当下全然覆盖了。

有人曾评价莎翁对笔下的众生，只让其上台亮相，谢幕下场，任其喜怒哀乐，生死浮沉，却不做道德评判。但是他从人性的深度去了解人，剖析人，却是一个无形的“最深刻的道德批评”。袁凌也应该是抱着这样的初衷，想要重建他心目中的鱼城，虽然老城的样貌注定会消散，但很幸运有这样一位作者，趁记忆还新鲜时将它凝固下来。正如他在此前的《我的九十九次死亡》一书中所写到的那样：“在这样的人世萧条面前，我想要做的是游戏中的记录者，请身边所有的人留下遗言。如果有人没有遗言，就记录下他们的沉默。不仅是人，也包括用另一种语言说话的狗、树木、蜜蜂和河流。”

（作者刘展君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刘蒙之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国际非虚构写作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