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洪/文 粤港澳大湾区地处中国开放前沿，能否依托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继续保持中国经济发展领先优势？这已经成为国内外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中国华南地区的“领头羊”，也是全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高度关注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现状和面临的挑战，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粤港澳大湾区前世今生

任何大江大海在流入大海过程中，因受潮汐的顶托作用，总会在其入海口形成众多的拦门沙，并经历“拦门沙——河口岛——归附/接壤大陆”演变过程，最终形成三角洲冲积平原。在中国众多三角洲平原中，长江三角洲（长三角）、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是中国进入工业化时代以来的天选之地，不仅适宜发展农业和工业，还适宜人类居住和城市发展。

珠江由东江、西江、北江组成，是中国仅次于长江的第二大通航河流，在中国境内的流域面积44.21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广东、广西大部分地区和贵州部分地区、云南小部分地区。自然地理学上的珠江三角洲（珠三角）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珠三角包括西北江三角洲（西江、北江在佛山三水思贤滘汇合后下游流域，8033.1平方公里）、东江三角洲（东江流经东莞石龙后下游流域，568平方公里）两部分；广义珠三角，西起肇庆西江羚羊峡、东到惠州，面积1.1万平方公里。

经济学上的珠三角主要为广府文化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肇庆、惠州九市，总面积55368.7平方公里，是自然地理学上的珠三角的5倍，2022年珠三角九市地区生产总值占到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81.07%，是广东省经济发展核心地区。

21世纪初，广东决策者和有关部门提出了“泛珠三角”概念，成员不是以城市为单位，而是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并把香港、澳门囊括进来，组成了以“9+2”为成员的“泛珠三角”。其中，“9”指的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四川，“2”指的是香港、澳门。“泛珠三角”范围既超出了中国七大地理分区之一的华南范畴（广东、广西、海南），也超出了珠江流域（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和南方电网覆盖范围（广东、广西、海南、贵州、云南）；区域划分缺乏科学依据，而且把介于四川和贵州中间的重庆剔除在外，给“泛珠三角”留下天窗，且内部缺乏技术经济联系。

粤港澳大湾区是广东珠三角加香港、澳门，也是“9+2”方案，但不同于“泛珠三角”的“9+2”方案，范围明显缩小，是城市群范畴，且突出了靠海的概念，也就是强调了海洋优势。从大“9+2”方案到小“9+2”方案，一方面，以城市群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定位，范围适中，符合实际，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内部三个都市圈（广佛肇、深港莞惠、珠澳中江）范围清晰、定位明确，另一方面，作为湾区概念，便于与世界著名的湾区——日本东京湾、美国哈德逊湾和旧金山湾等进行比较。

2019年国家颁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开宗明义指出，粤港澳大湾区已具备建成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基础条件。事实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不可能只有一个世界级城市群，需要多个世界级城市群和多个国际一流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定位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内地和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在空间布局上，坚持极点带动、轴带支撑、辐射周边，推动大中小城市合理分工、功能互补。通过香港—深圳、广州—佛山、珠海—澳门强强合作，推动港深、澳珠合作和广佛同城，通过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网络推动珠江口外东西北协同发展，通过香港、广州、深圳、澳门四大富有特色的中心城市，支持珠海、佛山、东莞、惠州、肇庆、江门等重要节点城市发展，实现大中小城市（镇）协同发展、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面临的挑战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目标很丰满，确实也应该负起这样的重任，但也面临着必须破题的难点和现实挑战。只有直面挑战，兼顾问题导向与目标导向，粤港澳大湾区才能发展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同属岭南文化中的广府文化，同饮珠江水，语言相通、文化相近，但粤港澳大湾区又是世界区域一体化中“无形”障碍最大的区域。对标全球区域一体化最高的欧盟，欧盟尽管成员众多、语言不一、文化多样，但欧盟实现了货币、财税、贸易、人员出入境等方方面面统一，保证了生产要素流动高度自由；对标美国旧金山湾和哈德逊湾、日本东京湾，由于同一国家和同一区域，没有法律、金融、财税等政策不同。

而粤港澳大湾区在法律、货币、金融、关税、财税、人员出入境等方面，存在广东珠三角、香港、澳门三种法律法规，香港、澳门的基本法强调“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从经济发展角度又希望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同一区域内不应有过高的政策套利空间，因此，粤港澳大湾区创建内地和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依然在路上，制度创新任重道远。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遭遇美国及其盟友的打压；具有世界领先优势、成熟的先进制造业（尤其电子信息产业），正加速向印度、越南、泰国、墨西哥等转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消费类劳动密集型产业因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对外贸易形势恶化，纷纷转移到东南亚、南亚、拉美、非洲国家；高端的现代服务业，快速向新加坡转移。因产业兴旺，才吸引了数千万内地农民工、大学生奔赴粤港澳大湾区，同样也可能因产业空心化，内地农民工、大学生回流。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应注意避免“产业转移——产业空心化——本土中小企业倒闭——物业闲置贬值——银行坏账增加——社会资本流动放慢——企业家躺平”的恶性循环发生。

粤港澳大湾区经过数十年发展，区域差距依然突出，东强西弱依然显著，且城市之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珠江口外东部区域（港深莞惠都市圈）异军突起，成为经济发展最强劲一极；珠江口西部区域（澳珠中江都市圈），经济增长乏力，珠中江经济总量仅相当于佛山、东莞水平；有省会都市圈之称的广佛肇都市圈，虽然经济保持一定高位，但问题也明显存在，一是广州全国排名呈下降态势（先被深圳超越，后被重庆超越），二是广州与深圳差距越来越大，三是肇庆薄弱，经济总量仅相当于全国百强县前五水平。

另外，粤港澳大湾区还缺乏中间层次城市，以2022年地区生产总值为例，就是缺乏5000亿-10000亿元城市。2022年粤港澳大湾区地区生产总值占广东全省81.07%，其中，深圳、广州、佛山、东莞占广东全省65.93%，深圳、广州占广东全省47.42%。

粤港澳大湾区与长三角不同，产业集中于少数行业，就业、经商者以外地人口为主，容易导致经济发展波动。一方面，粤港澳大湾区产业集中，主要局限于消费类产业，包括家居、电子类消费品、汽车、个人穿戴用品（服装鞋帽）、玩具皮具等，易受经济发展周期影响；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以外来创业者、外来就业者为主，缺乏本地归属感，深圳、东莞均为外来移民城市（异地户口人口远大于本地户籍人口），经济形势恶化极易形成潮汐式人口外流。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

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广东，分为三大文化区域：一是以珠三角为核心的广府文化区域；二是莲花山脉以东以韩江三角洲为核心的潮汕文化区域；三是地处韩江、东江、北江等河流上游区域的客家文化区域。其中，广府文化区域是岭南地区开发最早区域。早在秦时就是设立南海郡，为岭南三郡之一，治番禺（现广州）；秦汉时期，赵佗称南越王，建都城在广州，广州开始了2000多年的建城史。

在中国大都市中，广州是极其少数具有2000年以上城址没有任何改动的大都市，因而，广州自有城市起就是中国岭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交通枢纽。自唐起，广州还是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之一；清朝海禁，只允许广州“十三行”从事对外贸易，故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十三行”不同于当时其他商帮，精通外语，是最早与外国商人打交道的华人；到了当代，因国家在广州设立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州成为超越一般省会城市的一线城市。

以广州、香港为核心的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过去走向全球的天选之地，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方向的建议包括：

一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要由吸引人口向吸引人才转变。通过建立创业和事业平台，以及创建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让人才由“凤凰牌”变为“永久牌”，对于人才，不仅要引得来，而且还要留得住。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特色要明显，各司其职，但生活品质、公共服务要拉平。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有强市（广州、深圳、香港），有强镇（狮山、北滘、长安、虎门、小榄、古镇等），但缺强县（市）。东莞、中山因历史原因，由地市直接到镇，导致宜居宜业难以兼顾，不能协调；惠州、江门、肇庆边缘城市县域经济不强，城市化滞后。

二是要发展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必须大力发展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同时加强科研机构与企业合作，在面向未来产业、前沿科学方面，不能只让企业承担科技创新重任。粤港澳大湾区以前走的道路基本是以要素导向为驱动，未来必须以创新驱动推动产业、企业发展。否则，只有以要素导向为驱动，企业家只能选择“躺平”唯一道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在科技创新方面探索的是未知世界，但到产业和企业层面，技术风险已大为降低，是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此，政府需要不断降低企业税费负担，并要适时引导企业发展，解决企业自身难以克服“个体理性导致整体非理性”问题。

三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就是在全球制造业基地基础上，发挥大港口、大机场和铁路、公路网络作用，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靠近国际主航道，最接近东南亚、南亚、中东、大洋洲、非洲、欧洲的交通区位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连接枢纽。

四是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内地和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区，一方面，要不断降低内地与港澳之间交易交往制度成本，减少三地之间政策落差，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香港东西方交通枢纽、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科教中心作用和澳门与南美洲葡语国家（尤其巴西）桥梁沟通作用。

（作者为河海大学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