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国家医保局集中答复了关于建议将辅助生殖相关技术费用纳入医保的提案。国家医保局表示，将逐步把适宜的分娩镇痛、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基金支付范围。2022年，北京市医保局一度发文，宣布将16项技术成熟、安全可靠、费用可控的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纳入甲类医保（仅限门诊）报销，然而，该文件不久被宣告失效。一年之后，“辅助生殖进医保”似乎获得了政策转机。

实际上，在药品范围内，符合条件的生育支持药物早已被纳入医保目录，比如一些促排卵药物（溴隐亭、曲普瑞林、氯米芬等）。舆论长期倡导纳入医保的辅助生殖技术是指诊疗技术，如宫腔内人工授精术、胚胎移植术（俗称“试管婴儿”）、精子优选处理等。

国家医保局对辅助生殖放开“闸门”，有一大政策背景：我国面临严峻的生育形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放开三孩”系列政策实施之后，刺激生育的政策效果并不显著。

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笔者同“健康国策2050”学术平台此前持续呼吁，要大力鼓励生育，扭转人口负增长态势，除了显著降低住房、教育、养老成本让老百姓“敢于生”之外，还需要医保、医疗、医药联动起来，供应优质服务让老百姓“能够生”。有数据显示，国内不孕症患者占已婚夫妇人数12.5%。因此，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医保，不仅是保障公民的基本生育权，也是支持“想生的都能生”，是促进人口增长的题中应有之义。

随着国内生产总值（GDP）、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对医疗服务的消费需求自然会水涨船高，基本医保基金在全国层面结余增长也具备了报销范围扩大的经济基础。但是，我国人口多、底子薄、保障压力大，基本医保基金“保基金、广覆盖、可持续”的方针不宜轻易改变。辅助生殖长期被视为高端医疗、消费医疗，如若提供医保资金支持，必须将其严格限制在“基本医疗服务”的范围内，比如可以限定医保基金支付的起付线、报销比例，以避免刺激对服务的过度使用。

随着辅助生殖也被纳入各地陆续纳入医保，医保扩围的基本规则还需要明确：

首先是触发规则。评估一项医疗技术从原先的高端医疗进入到基本医疗范畴，触发点是什么？比如：人群覆盖率（每年经历过完整辅助生殖流程的女性至少100万人次）、技术规范性（已有公认的医学指南、临床路径管理）、经济可负担性（技术迭代与普及后的实际费用不至于带来家庭的“灾难性医疗支出”）。为此，笔者建议，国家卫健委、国家医保局联合研发创新技术（包括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疗/基本医保的指标体系。

其次是定价规则。辅助生殖技术纳入基本医保，定价基准及其带来的市场空间有多大？“未来智库”数据显示，试管婴儿相关医疗器械2020年的市场规模为162亿元，到2023年将达到前者的1.5倍。如果再加上人工授精、精子优选等其他前沿技术的医疗器械、医疗服务市场，市场规模预计将接近1000亿元。医保基金作为代表13亿多参保人的战略购买方，需要挑选辅助生殖产业中的高性价比部分支付，并通过“以量换价”推动相关药品、耗材、医疗服务大幅降价。因此，即便纳入医保后可能出现临床放量，也不能对辅助生殖龙头企业的利润率有过高预期，甚至炒作所谓“生殖茅台”股票。

最后是监管规则。辅助生殖属于新型医疗服务，也存在于广大民营医疗机构，如何开展全量、动态、有效监管？笔者建议，既要给应有的报销政策，又要实施严于一般医药产品的管理机制。可以借鉴高值抗肿瘤药三定管理模式（定医疗机构、定医务人员、定剂型剂量），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医保报销，需要限定在高等级医疗机构、高资历医务人员、特定频次与质量层次的医疗技术。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