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的一天，我正在中国社科院的一间大会议室里坐着，一位我尊敬的先生附耳过来，低低地说了五个字：“桑塔格死了。”

会议室里坐着不少学者和研究员，他们正在谈论另一个女人：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彼时，《钢琴教师》中译本也刚刚火线出版，译者宁瑛老师兴致盎然地谈着她翻译这本书的体会。叶廷芳老师、马文韬先生，德语界的达人都在，他们从未放弃过对世界文学的关心。可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就像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一群泥人族男女，坐在一间快要废弃了的树屋里为名叫拜仁慕尼黑的德国足球俱乐部呐喊助威。

一个奥地利女文人出名了，另一个很出名的美国女文人去世了。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群瑞典人作出的一个决定，一群中国人沸反盈天地研讨着。

社科院外文所聚集了中国最纯良的一个文化人群体，他们抱着最大的善意去揣度诺贝尔文学奖为什么颁给这个而不是那个作家，总是首先从作品价值方面去分析获奖者的表率力量。

在民间，这个奖激发出来的分析评论，可以涉及冷战遗产、区域冲突、多元文化、社会平权、贸易全球化和反垄断、国际财团的利益纠葛以及环境保护。一个刚拿到公务员考试教材的大四学生，如能梳理清这些，便可一跃而入公共知识分子的行列。

文学，我一向认为，是一个人涉水公共思考的捷径，而诺贝尔奖则是讨论文学的捷径。

七年来，苏珊·桑塔格，以及约翰·厄普代克、诺曼·梅勒、卡普钦斯基、哈里·穆利什，他们每一个人在离世后，都可能被很恶俗地放到诺贝尔的天平上称量。讨论的人们一次次套用列夫·托尔斯泰的句式：成功意味着十分之一的灵感，外加十分之九的健康。

很多人至今仍然心怀遗憾，希望1901年领到诺贝尔奖的是托翁——他用西伯利亚莽原般辽阔的爱写下的史诗性文学作品，丰富了世人对苦难和人类前景的认知，而不是那个生活不能自理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比昂松的名字出现在获奖者榜单里也是个错误，他应该把1903年拿到的奖金支票，直接背书转让给他的挪威同胞易卜生。1907年，该获奖的是约瑟夫·康拉德，而不是更年轻、也更顽固的殖民主义者吉卜林。

此外，还有谁记得1912年拿奖的那位据说是德意志一代文豪的格哈德·豪普特曼？又有谁会想念1905年的得主，西班牙戏剧家埃切加赖？彭托皮丹是谁？吉勒鲁普又是谁？1915年的罗曼·罗兰，在法国人心目中常年处于二流偏下，大概等同都德的级别。1909年，生命哲学家鲁道夫·奥伊肯获奖，可生命哲学真正的奠基人奥伊肯的同胞威廉·狄尔泰还活得好好的。

我们只能把这些昏聩的行为理解为一种试错。人类理性是有限的。诺贝尔先生本人不也炸死了兄弟、炸残了老爹。他们不完整的遗体滋润了科技的沃土，那些侥幸忝列“伟人”的人，有助于世人的心态调节，认清“奖无完奖”的现实。

经过一个世纪的试错，评委们在品位、深度和胆量上显然有了长足的精进。1909年塞尔玛·拉格洛夫得到的评语满够得上一篇小学生作文——“因为她作品中特有的高贵的理想主义、丰富的想象力、平易而优美的风格……”

到了2004年，耶利内克的获奖理由里出现了“musical flow of voices and counter-voices”，让各国的新闻工作者绞尽脑汁。

虽然托翁没能在斯德哥尔摩朗读他的《天国在你们心中》，但是早期的诺贝尔奖评委们似乎还相信，最伟大作家和作品应该尝试把涉及人世的终极问题一网打尽的。否则，拉格洛夫们不会领到那些大词，而老派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法朗士之类，也不会得奖。这种信念，在文学专业化、学科化已成事实，活跃的批评业把小说、诗歌、戏剧搬上解剖台用一千倍放大的当下，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每个严肃作家都必须和普世价值发生关联，就像每一张五星级饭店的门卡，都应该能打开一间舒适房间的大门。

包括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那些贤达在内，我们之所以依然如此关心诺贝尔文学奖，关心得了奖的、没得奖的和再也不可能得奖的，因为我们很难割舍对完美的念想，总盼着文学能做些天大的好事——攘外也可，安内也可，即使不能抵抗该死的通胀，至少帮着读者练出一根抗通胀的神经。

是的，瑞典人也是我们这边的。新千年以来，很多人学会了一种名叫“认真你就输了”的养生之道，诺贝尔文学奖却保持了足够的矜持，2002年的凯尔泰兹、2003年的库切、2007年的莱辛、2009年的赫塔·米勒，这些人的获奖，证明了评委们须臾不敢忘忧，他们肃穆的灵魂仍在20世纪的烂摊子里沉吟不出。

在《纸上的王冠》这本书里，我看见了几个常年热门，但获奖可能一直不大的名字：阿摩司·奥兹，当世最知名的以色列作家，他的小说对诺贝尔奖的品位来说，太温情、太通俗易懂，选他得奖，恐怕满足不了评委们慧眼识珠的欲望；米兰·昆德拉，走红太早、太容易，想要得奖，必须得有巴尔加斯·略萨的耐心和多丽丝·莱辛的体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上厕所都在写字的大才女，拿奖拿到手软，诺贝尔奖到不了手，皆因人前尽显聪明风趣，活得太滋润。

有意无意地，那些坐在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只看好那些低调而有大悲悯的人——脑子里总有点什么想不明白，故而使着拙劲逆流而动。赫塔·米勒是如此，勒·克雷齐奥也是如此。他们可以效法道家乘桴浮于海，但是一定要保持“哀矜勿喜”的儒家戒惧。

托诺贝尔的福，有成就的严肃作家每年得到一次被下注的机会。九、十月间，博彩公司把盘口推上网站首页，两眼通红的书商去庙里烧香，媒体一次一次翻开旧账，博尔赫斯、卡尔维诺、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纳博科夫、托尔斯泰、易卜生、康拉德、鲁迅，卡片一张张丢到人们面前，无数个声音高叫着“我早就不相信诺奖了！”“我再也不相信诺奖了！”

可是，每年到了纪念辛亥革命前夕，世界上总会有个作家，被宣布为一笔100多万美金巨款的得主。随后，不管这个人是当晚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气，举行豪华游艇派对，还是像耶利内克那样杜门不出，抵御金钱的腐蚀，全世界有心智的读者都会开始研习他或她，到得奖那一刻为止的人生，分析他或她的文学成就是如何拖延了人类走向最终的堕落。

《纸上的王冠》收集、胪列了如此多的“遗珠”。在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之前，或者在诺贝尔基金会没有倒闭，也没有被工商局查封之前，这个奖仍会风雨无阻，每年一次地颁发下去——以此制造文学仍在对所有民族、所有社会和国家发生影响的幻觉。至于你和我，则依然可以在哪怕是最与世隔绝的时刻，独自翻开书页，去享受这个幻觉。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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