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锐 我记忆里最深远的那个家，住在一条大马路的下面，像陷在田里那样。路对面住的是爷爷的兄弟，我叫他二老爷。

二老爷家里是开小卖部的，我记事起，就觉得他们家有很多好吃的。

小时候，我还不够小卖部的窗台高，所以总惦着脚去拿糖和小饼干。附近的人都来这里打牌，什么一圈、两圈的，叫上一壶茶，一坐就是一下午，包括爷爷。

二老爷的老伴，我叫她二奶奶。只要打牌的人没散，二奶奶就总是拎着水壶到处添茶水。当然，这也是算钱的。

我不喜欢二老爷，他好像挺抠门的，又很瘦，总是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即使是长大了，离开家，我也觉得他像半夜学鸡叫、叫工人起来干活的周扒皮。

二老爷家里还有一个粮仓，我从来没见过。爷爷说，他们家的粮仓和我们家的是一样的，但我总觉得二老爷家里的一定像山那么高。爸爸说，二老爷他们家早些年饿的比较惨，所以特别在乎粮食。

一九八几年那些年，别人家粮食不够，但二老爷家的粮仓总是满满的。每一年收新的谷子，他们家就把新粮装进仓，然后开始吃上一年囤的，年年如此。

二老爷家在我这一辈，生的是个男孩。七八岁的时候，那个男孩就总对我和我妈说，他是张家唯一的香火，他是给张家传宗接代的。相比之下，我爷爷家既没有小卖部，也没有满满的粮仓，更没有姓张的男孙，我总感觉是不是差了一截。

关乎孙子、孙女的话，那个男孩断断续续一直说到我上大学。他在上完中学就进入社会，每份工作不长久，三天两头打架、出车祸。有一次，我跟爷爷回老家上坟，在田里看到他，手按在锄头上，脸上红红的满是汗。又有一次，他喝酒开车出了车祸，家里人托我去看他。在医院的病床上，他绑得像个木乃伊，两条腿被吊起来了。

爷爷、奶奶倒是没让我感觉有什么重男轻女的意思。爸爸是家里的老大，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什么差别待遇。奶奶总是从枕头底下，拿出各种各样的零食给我，还嘱咐我不能给二老爷家里那个男孩，又说二奶奶也是这样的。她把我的压岁钱放在一尊菩萨像下面，说这样菩萨就能保佑我。她去插秧的时候，会把我放在一个大大的盆子里，走一段拉着盆也带我一段。

大约十年前，二老爷去世了。我没有去送行。我听妈妈说起过，二老爷走了之后，他们家的粮仓就再也没有囤过粮食。这个习惯，随着二老爷的离开，不再延续了。

一开始，我听到觉得挺难过的，好像一个人离开，关于他的痕迹自然而然也逐渐消失了。没过几年，二奶奶也过世了。

2020年初，新冠疫情来的时候，有段时间大家囤粮食。当时，妈妈也买了十多袋米放在家里，学着二老爷的方法，每吃一袋旧的就买一袋新的，足足备了大半年的量。

二老爷家有一个阿姨和妈妈是很好的朋友。妈妈因为我工作的关系，觉得她知道的可能比别人多些，就跑去提醒那个阿姨要备备粮食。没想到对方说，早早的就把地翻出来种上了，要是我家不够还可以分给我们。我当时心想，中国人对饿的记忆真是刻在骨子里了。

2021年5月22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逝世，享年91岁。他的离开引发了中国人巨大的共情，也让我又想起二老爷的粮仓。那一年，二老爷留下的老房被他的子女彻底翻新了。听妈妈说，他们家花了不少钱搞装修。我特意问了一句，粮仓呢。

我妈说，拆了。

去年，我爷爷翻修老房，也把粮仓拆了。

我想，中国人似乎在心里和一个忍饥挨饿的时代悄然告别了。

今年春节前夕，我听一位农业机械领域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教授讲他的故事。罗教授提到，袁隆平先生是他的好老师，他和他的团队研发的很多无人驾驶机器也都是与隆平高科合作。他的无人农场，也是以水稻为主。

我问罗锡文教授：中国还缺粮食吗？他把双手背在身后，走在我前面说了一句：“中国人的粮食，还是紧张的。”他说，他其实有一点担心，所以更要加大无人农场的推广。

我想起妈妈说过的话，二老爷的粮仓没了以后，他的孩子、孙子们都在外工作，没有再干种地的活。村里的地，都是老年人在种，因为一亩地种粮食一年只有500元左右的收益，太微薄了，甚至有时候请工人还要倒贴。

我的爸爸今年56岁，也是从事农业领域的工作，养了整整三十年的鱼。听妈妈说，他原本是村里的队长，也当过农技员。1993年的时候，他离开老家，第一次外出承包鱼塘，就一直干到今天。

小时候我总觉得他做的事很土，越长大越开始从心里开始佩服他，为他做事坚持、有毅力，为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感到骄傲。我时常也能从他的身上，他的经历里看见一个特别普通的中国人的一生。

去年，爸爸在广州参加过一场种业论坛。那天我也去了，看见他很认真的写笔记。会议结束后，我好奇的去看他的笔记，发现第一排整齐地写着 “习近平：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