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人彭二/文 

为什么盛唐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全盛时期？什么是盛唐气象？如何造就一个盛唐时代？这不仅是许多唐诗爱好者所关注的问题，也是很多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化的人萦绕于心的大问题。

而这也是同样吸引出生于20世纪初的现代诗人、古代文学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林庚。到如今，他去世十六年了。但翻开《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一书，还能看到他的许多真知灼见，不因时间的过去而失去意义。

召唤下一个“诗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我知道林庚先生，是在十多年前。2007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叫《海上明月共潮生：名家说唐诗》的书。里面收录有四位学者的文章，闻一多和朱自清是我熟悉的，另外两位，通过读他们的文章，我记住了他们的名字：林庚和吴经熊。

而手边的这本《诗的活力与新原质》，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初出版的“名家谈诗词”系列第一辑十本中的一本，作者为林庚。从中我看到更全面、更丰富的林庚。

书的导读部分，是另一位后辈学者葛晓音所写，也值得一读。她说，林庚先生在研究唐诗方面，最著名的一个论点，就是“盛唐气象”。葛晓音写到：“在严羽《沧浪诗话》等古代文论中，‘盛唐气象’一词主要偏重于对诗歌格调和神韵的理解。林先生则将扩大到对盛唐时代风貌的认识，指出‘盛唐气象所指出的是诗歌中蓬勃的气象，这蓬勃不只由于它发展的盛况，更重要的乃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

于是，我便理解了为什么《诗的活力与新原质》里，收录了那么多篇林庚讲述“盛唐气象”的文章。因为这对理解林庚的学术道路以及他的内心世界太重要了。

《诗的活力与新原质》
林庚 /著
葛晓音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3月

在书中，林庚讲述建安风骨，讲述它和盛唐气象的内在联系；还讲述李白，因为他觉得李白是盛唐的标志；他还讲述陈子昂，并以他的名篇《登幽州台歌》为例，来证明陈子昂为什么远接建安，下开盛唐。

林庚提出心中的矛盾：“《登幽州台歌》享有如此的盛名，给人们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它是突出在众星之间的一颗超等星，然而本身却不过只是短短的四句，要求具体的诗歌论者在这里几乎摸不着什么具体的东西，然而谁也不能够否认这首诗的崇高评价，这个矛盾是由来已久的。”

这个矛盾也曾困惑我。而林庚的回答让人信服。他引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生活和美学》里的一段话，来说明“诗歌是作用于想象的”。林庚说：“《登幽州台歌》有什么明晰的具体性呢？这篇千古名作简直仿佛是通过寂寞无边、茫茫不尽的整个宇宙直接要与那时空对话。要说它轮廓确实或者怎么具体，的确很难；只有‘独怆然而涕下’还略略具体些，”但“它又的确是崇高的、完美的；并在客观上给人们以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象和激情生动的力量。它是有血有肉的，而并非一不具体就是抽掉了思想内容的。”

而林庚的问题又呼之欲出了：“问题在于如果没有真正异常深厚的思想感情，可能写得出《登幽州台歌》那么俯视千古的雄伟诗章来吗？”

看到这里，我有点明白林庚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和笔墨去探讨“盛唐气象”了。因为他觉得，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给人信心和希望的。用林庚的话来说就是，“它玲珑透彻而仍然浑厚，千愁万绪而让人开朗，这是植根于饱满的生活热情、新鲜的事物的敏感。”而这，不仅仅是林庚在对诗歌作出要求，也是对一个人的内心所做的要求。

林庚不是在追忆一个过去千年、只停留在文字中、僵死的“盛唐”，而是在讲述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并不因为我们离“盛唐”而远去，而湮没无闻。它潜藏在我们今天每个人的内心深处，也可能包含在我们已写出和将要写出的诗歌里。

《诗的活力和诗的新原质》这本书里，有一篇和书名同名的文章，发表在1948年2月的《文学杂志》上。

在文章末尾，林庚写到：“我不想一味夸耀我们两千多年的文明。事实上我们所常说的文明古国，正是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文明古国一方面拥有着无可争辩的光辉历史，一方面却难免于容易老化，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古国有几个还能迄今不衰，仍居于世界先进的行列呢？我们今天正是走在这古老历史要更新的阶段，诗因此必须以全力争取这时代，如同那矮小的松树要种植在沙漠化的童山上一样。‘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诗所以是一种生命的呼唤，使一切缺少生命的都获得那生命的源泉，在一切最无情趣的地方唤醒那生命的感情。诗的活力是一个全部历史的创造，必须从那最平凡的做起而直达到那最崇高的，诗因此是宇宙的代言人，这便是新的原质陆续出现的时候。我们将怎样保有这诗的活力，且将如何追寻那新的原质，这便是又一个诗的时代的来临。”

林庚向每个人召唤，去创造，去保有诗的活力，去召唤下一个“诗的黄金时代”的到来。

在林庚八十三年的生命里，诗始终伴随他，充盈他的灵魂和生命。年轻时，他写自由诗，是名震一时的自由体新诗人，和戴望舒、废名等同台竞技，后来他做学问，也与诗密切相联。他的文章不仅包含哲理，也活跃着诗的灵性和智慧。

走出自己的路

林庚以诗人的敏感和学者的洞察力，为我们讲述了盛唐何以是盛唐：一是形式的突破，二是语言的鲜活，三是题材的广泛，四是社会发展的繁荣鼎盛。

形式的突破，表现在绝句登上了诗坛。林庚认为，绝句、七古、律诗都是唐诗高潮中的新生事物，但他对绝句的评价最高，“绝句虽然最为短小，却是最富有生命力的，它是最接近于歌的，最有别于散文的，最‘天然去雕饰’的。绝句登上诗坛，意味着诗歌语言的完全成熟而归真返朴，是唐诗高潮中最鲜明的一颗明珠，最突出的一个标志。”

林庚举了很多诗人做例子，来证明语言的鲜活如何重要，而他对李白尤其偏爱。

他说：“李白的诗是最天真的、这使得他的风格达于惊人的淳朴。”比如李白的那首《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下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它“是如此普遍的主题，如此简单的诗材，如此素朴地写出，不加一点渲染，不做一句说明。历来多少写离情的名诗，相形之下都不免显得吃力。”还有李白的《秋浦歌》“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不知明镜里，何处得秋霜”，林庚感慨，“历来诗人没有过这样的奇句，然而谁能说这句诗不好懂呢？这杰出的表现就成为诗歌语言典范的例子。”

还有李白的“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和他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这都是千古未有的奇想，但是对于李白来说又是出之于那么自然的。”李白还写山，“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历来诗人都写人在看山，而李白却想象山也在看人。他又写月亮随着一个人回家，“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李白丰富而天真的想象，好像把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赋予人的生命。”林庚写。

第三，是题材的广泛。林庚重点提到了边塞诗。他说，唐代诗歌语言成熟和唐代社会发展的成熟的汇合，产生了唐诗的高潮和高峰。“那波澜的壮阔、气象的高远，在古典诗坛上是空前绝后的。在这空间绝后的诗坛上出现的一个引人瞩目的高唱，那就是边塞诗。”他分析说，边塞诗之所以特别引人瞩目，就因为它仿佛只属于盛唐，在盛唐之前颇少见，在盛唐之后几成绝响。他进一步指出，“边塞诗因为主要并不在于写战争，而是一种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充满豪迈精神的边防歌。”林庚还举了王维做例子。晚年一心向佛的王维，在早年却写了很多描写边塞风光的诗，那时的他，精神状态是生气勃勃的，他是唐朝的少年，是盛唐的象征。

有关盛唐的诗歌，林庚还分析了词汇的变迁。比如从诗歌里出现的乐器来看，林庚有一个发现：最早，“琴瑟”被诗人写的比较多；到了唐朝，“笛声”引起了诗人的注意。王昌龄的“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上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还有王之涣的名句，“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还有王维的“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陇头明月迥临关，陇上行人夜吹笛。”我们听到了诗歌里一个新事物、一份新感情，笛声贯穿整个盛唐。

林庚的分析是精彩的，他的话不仅适用于分析盛唐诗歌，也可以拿来分析古今中外的文学。比如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他的《恶之花》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形式上讲，在法国诗歌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波德莱尔第一次大规模地将城市生活引入诗歌王国，扩大了诗国的版图，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诗歌王国，把诗歌的创作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

圣勃夫曾这么评价波德莱尔：“在诗的领域，任何地方都被占领了。拉马丁占了天空。维克多?雨果占了大地，还不止于大地。拉普拉德占了森林。缪塞占了激情和令人眩晕的狂欢。其他人占了家庭、乡村生活，等等。泰奥菲尔?戈蒂埃占了西班牙及其强烈的色彩。还剩下什么呢？剩下的就是波德莱尔所占的。”

诗人永远是开创者和创造者。没有什么是某一个诗人独自占领的，哪怕他再伟大。因为他总有新的地方，新的领域要去开拓。

林庚说：“我们必须让这世界上一切的事物都有着生命上共同的呼吸，这样我们才不因为物质的文明而落于机械式的烦躁无味。我们现在正因为科学进步得太快，文艺似乎措手不及，于是生活中失去了生命的喜悦与凭借，我们几乎盲目地随着物质条件走。我们应当如何让人生中常有新的感情，常因为那情绪的潮汐而充沛，这正是今日一切的主题。”

林庚的话，不仅对一个诗人如何写诗有帮助，对我们今天每个普通人如何生活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领袖和时代

林庚在书中，提到许多问题，并试着去回答。他谦虚地说，“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对于我来说都是艰巨的，又限于时间的匆忙，疏漏错误在所难免，谨求正于海内的读者们。”林庚先生的每个问题，都是一条道路，有心人自会沿着它们走下去。

林庚有篇文章，标题就是一个问题，叫：“山水诗是怎样产生的”。

中国是一个山水诗兴盛的国度。如果把中国山水诗比作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河，我们作为一叶小舟溯流而上，会看到无数溪流的加入，才得以汇成这汪洋的河流。“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虽不是山水诗，但已经是描写自然的诗句。而到了唐朝，因为众多优秀诗人的加入，为我们留下了更多精彩的山水诗。“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这不仅是李白杜甫王维的山水，也内化成每个中国人观看山水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林庚对山水诗也十分关注。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山水诗的产生，是因为隐逸思想和隐逸的生活。林庚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在山水诗广泛的天地里，园林或隐逸并不占什么重要地位，优秀的山水诗很少出现在那里。“真正把山水诗进一步地提高和发展，是到了唐代。这也是与唐代整个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他写到。林庚觉得，是经济的发展和水路交通的发达，使得山水诗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但真是这样吗？林庚的观点毫无瑕疵吗？园林或者隐逸思想对山水诗的影响真的无足轻重吗？未必如此。它们和唐代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一起，很可能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山水诗的发展。但林庚的观点仍然值得重视。

林庚看中社会发展的繁荣对文化的影响，而盛唐诗歌的鼎盛正是建筑在盛唐经济政治文化的繁荣基础之上。而这，正好解释林庚在《陈子昂与建安风骨》一文中，为什么专辟一章，讲述“武则天的时代”。

武则天对盛唐气象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武则天时代是盛唐盛世的前奏序幕。“这乃是一个全民意志盛旺的前夕，一个上升发展中深具浪漫主义气质的时代，这也就是陈子昂出现的时代。”

是领袖塑造了时代，还是时代塑造了领袖？人们呼唤一个盛世的到来，而盛世也呼唤一个英明的领袖。夸大领袖的能力，和无视领袖能够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程，同样错误。因为，当一位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涯结束，当他（她）的人生落下帷幕，人们盖棺定论，或者追忆往昔，想起自己的人生从此改变，可能会醒悟：历史的进程因为某个人而有了深刻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