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化胡：起个文明的话头

“老子化胡”一说，其于古史，虽引人遐思，但无迹可求，无信可证，难以确认，所以，木心就认为，老子出关不是去化胡，亦非去做隐士，而是去自杀。

用“自杀”的眼光来读《道德经》,就把它读成了绝命书，同时，也把老子读成了存在主义的先知——自杀是对死亡的超越，是一个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

木心不但从《道德经》里读出了一种“自杀”倾向，还读出了一种“抒情”导向，所以，又把它视为情书，从这两个向度来看老子，真是“伤心人别有怀抱”。木心从老子的情感哲学里读到了一种孤独，那不是一般的孤独，他引用了其中的两句，还从中听到了老子的哭声：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台，我独泊兮其未兆。老子像查拉图斯特拉一样，逃离“众人”——市场与国家的化身，孤独的飘零。

于是，从哪里来，往何处去？就成了一个特别深刻的问题。未来已来，他要告别旧世界，可新世界在哪里，他还难以确定，但有一点，他可以肯定，虽然“我独泊兮其未兆”，但他从道来，往自然去，最终达到自己，这个目标还是既定而明确的。

其时，自我意识的觉醒，具有了一个普世性的契机，不独中国老子，天竺佛陀，还有查拉图斯特拉之于波斯，皆以其自我意识开宗立派，创教救世。而老子出关，指向西方，非以天命，不由神启，而是听从“道”的指示，顺其“自然”而已。

让我们想象一下吧。如果那一时期，堪称人类文明的轴心期，需要一个世界性的地理标志，那标志，一定就在西域，那是个轴心期的标志——自我意识。

我们宁愿相信，在轴心期里曾有过那么一次有关“人类自我意识”的哲人峰会，老子出关，乃赴会而去，我们从“化胡”说里，似乎能看到这样的痕迹，故“自杀”一说，可以休矣。何以同一时期的佛陀没有自杀，查拉图斯特拉也没有，而中国的老子就会自杀？这样的说法忽略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常识：没有一个大宗师是自杀的。

思想史上，有为自己的思想受难的，没有为自己的思想自杀的，这跟文学史不一样，文学史里多有自杀的作者，屈原就是其中一位，贾谊抑郁而死，也可说是慢性自杀，但思想史上，尤其中国思想史上，那些思想者们虽然不乏受难的，但无一个自杀的，说几句狠话，留一番伤心语，不足以构成自杀动机，木心用了文学史的眼光来读思想史，读出了一个自杀的老子，这也不是不可以，但从思想史出发，不如“化胡”而去。

“化胡”一说，没留下什么可信的成果，仅仅留下一个传说，惟一可以证明的是老子成了一块世界通用的思想砖头，西域各宗各派都用它来敲中国的门，不是进入阿拉伯世界的“芝麻开门”，而是通往中国的“老子开门”，孔子虽然在东土封圣，但其国际化程度不如老子，从“西学中源”的源头，我们隐约可见老子的身影，不见有孔子。

孔学兴起于西域，起于汉、唐之时，仅以汉人国力，其所及者，至中亚浅尝而止，故儒教传播，未能普及于斯。其文化，一如陈垣《元西域华化考》之“元时西域文化状况》所言，历来西域文化，“本由祆教而佛教，而景教，而回教”，没有儒教，汉化深入中亚，自西辽始，“当元人未据西域之先，大石林牙已将汉族文明炫耀于中亚”。

这位“大石林牙”，即耶律大石，因其中进士，入翰林，翰林之于契丹语，又称“林牙”，故号“大石林牙”，其时，辽被金、宋合击，遂西行用兵，拓地中亚，而成一“西辽”国，历经五主，历时约80余年，皆以汉文立年号，儒教因之而行于中亚，以至于东欧人，至今乃称中国为“契丹”，西域之华化已然普及于中亚，由此亦可见其一斑，耶律楚材有《怀古百韵》诗云：后辽兴大石，西域统龟兹。万里威声震，百年名教垂。

西域是文明冲突的战场，还是文化融合的道场。得其道场，则思想共和，信仰共存，如春风万里，齐出玉门，似天山明月，普照四方；失之，则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一片血光，无国不殇。西辽继印度、犹太、波斯、希腊、阿拉伯之后又添了一道儒教文明的风景线，故其在西域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这与耶律大石的“林牙”身份相称。

大石虽非汉人，但汉化已深，颇有“华心”，唐末陈黯，曾作《华心》一篇，言及大食国人李彦昇，为唐进士出身，其论华夷，而曰“华其心而不以其地”，亦即于认同方面，文化优先，地缘、血缘，皆在其次，故陈垣以其为“西域人华化先导”。

其为大唐归化人，乃由西域入华者，为“人非华而心则华也”的“华心者”，而大石则反之，以契丹人行华化于西域，其本人即为一“华心者”，且辽以大唐传人自居，若谓“老子化胡”只是传说的往事，那么“大石化胡”则有史有地可资凭据。

西辽之于世界历史与中华文明，实有极大贡献，却一直被人忽略，最起码在中国历史上，它的历史地位，应该类似于宋朝，大辽之于中国，亦如其祖先鲜卑人，分了个南北朝，辽以长城为界，以宋为南朝，自居北朝，若宋朝可称北宋、南宋，那么辽也就可以分为东辽、西辽。东辽亡于金、宋，西辽崛起于中亚，中华文明终于深入中亚发枝散叶了，如果说有宋一代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海上丝路，以物质文明的贸易方式来实现的，那么西辽的进取，则由陆路进发，以战争方式推动中国的精神文明进入中亚。

我们知道，中亚是个战场，战争引导文明进退，与中国有关的两场战争，一度改变了中亚文明的格局，751年的怛罗斯之战，大唐战败，故伊斯兰进，中国退。200多年后，在中亚，又发生了另一场战争，西辽击败塞尔柱帝国，宣告中国回来了。

由此开启了一个“大石化胡”的时代，我们知道，大唐认祖老子——李耳，除了老子姓李可以认同外，还有“老子化胡”一说，也可用来为大唐通西域。

“大石化胡”，看似追随那个神化的老子传说，而其落实处则以孔子儒学，此前，如陈垣所言，“西域人仕中国者多武人”，经其诗、书、礼、乐教化后，转以文人。至元时，蒙元用兵于欧亚，先定西域，后取中原，故其不但为元军定西域，打好了儒治的基础，还以儒教为元军还定中原，备好了一支已然“华化”的色目人的干部队伍。

元人得了西辽老底子，使其具有了以“华化”西域人“治华”的文治班底，那些西域“华心者”们跃跃欲试，其欲一睹中华文物之心可谓“沛然莫御”，故其从军东征，南下，已非周、秦时“赳赳武夫，王之爪牙”，而是如汉、唐书生投笔从戎，故有元一代政治文化，以“华化”西域人——色目人最为精彩，他们在中国拥有了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在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里表现出来，表现为儒学挂帅，佛老次之，兼及文学、美术、礼俗、女学，其地理范围，大体以葱岭为界，划分东西，在“总论元文化”中，陈垣综计全书，计有人物132人，分为岭东56人，岭西68人，其他8人，指出这些人都是“见诸载籍，于中国文化有表见者”，可以说，他们是时代的代表。

由此我们确认，在他们背后，当有一个更为广大的色目人背景，所谓“色目”，乃命形者也，其肤白，其目深，白种人是也，其非雅利安人之苗裔乎？元朝完全向他们开放，让他们杂居汉地，没有任何限制，故得以遍览中国文物，深入中国文化。

元开科举，他们来应试，陈垣说他们“读书应试者甚众”，而且“每试，色目进士少者十余人，多者数十人”，以此，形成了一个儒教化的西域士人团体。

元人分四等，一等为蒙人，二等为色目人，三等为汉人，元之所谓“汉人”，除了原有的北方汉人，还包括契丹、女真、高丽人，四等为南人，也就是南方汉人，这是按照归顺时序排列的，南人归顺最晚，反抗最烈，所以在制度安排上排在最后。

名分如此，可实际的情形，则不尽然，南人的政治地位虽位于最末，但在文化上，却成为了典范，蒙元汉化，西域人华化，皆以南人为标准，向南人看齐。

应当说，在这方面，西域人的表现相当不错，不同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本来就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他们的“华化”较之蒙元“汉化”进展更大，在儒学、文学、艺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直追南人，且以其西域风，与南人并驾而行。

这样一个团体，先于传教士来到了中国，他们不同于传教士，非以传教为目的，而是来寻求中国化的，他们来到中国，是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非像后来的欧洲人那样来要求中国西化的，中国文明足够大，没有什么容不下，何必要西化？

在文化中国里，形形色色的宗教，五花八门的信仰，都来了，可亨廷顿说的“文明的冲突”呢，来了吗？没来。来的是宗教共存，来了信仰共和，既没有过中世纪的十字军运动，也没有过近代以来的宗教战争，而中国原有其神仙方术传统，这一传统，形成了中国道教，凡自异域来中国传教者，不管它传什么教，奉何等神，一概将它当作神仙方术来对待，因此，道教成了诸神驿站，作为教祖太上老君的老子，当然要“化胡”了。

老子化胡通往尼采

“化胡”说，表现了一个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文化交流的图景。“老子化胡”趋于神话，神话的影响，不在真假，而在取舍，没话找话时，起个话头，最好讲神话。“老子化胡”，就是一篇有关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神话。

而“大石化胡”，则是一段历史，它未必追随那个神话，却在不经意间，跑到那个神话的前面去了，而且跑得更远，竟然从中亚跑到欧洲，其影响之于当时欧洲人，于其史迹，虽一脸茫然，然而风闻所至，却不亚于一篇神话，不啻于一个传奇。

何以如此说来？盖因其西征事迹鼓舞了欧洲的十字军骑士，适逢第二次十字军东征，耶律大石在欧洲，就被当作基督教的捍卫者——传说中的“东方约翰王”出现了，于是。契丹，作为时代最强音——来自东方的福音，被欧洲欢呼着。

可以这么说，他是影响欧洲的第一位中国进士，当然也可以说是一位骑士，当时的欧洲人，只知有骑士，不知有进士，可惜的是，其影响是传说先到，而历史未至，以至于他本人不知有那么个传说，而欧洲只知有传说，却不知其本人究竟如何。

让传说引导历史前行，对于历史的错位，人们只能无可奈何，但他还是留下了一个实质性的成果，那就是开了西域人华化的先河，为蒙元大帝国准备着。

蒙元大帝国则更进一步，将西域人华化推向欧洲，不仅推入东欧，还推到了西欧门口，不但陈列了蒙元帝国的武备，还开启了一个展示中华文明的窗口。

于是，马可波罗来中国了，“化胡”终于化到欧洲人的头上了，先以物质文明化了那些逐利而行的商人，到了明朝，再以精神文明化了那些传教士们。

不知那些传教士们的潜意识里是否还带有对当年那位“东方约翰王”的记忆，是否还带有往东方来寻求同盟军的动机，总之，他们在中国精神文明的世界里，找到了一位同道之人，那人便是孔子，为此，他们还发明了一个说法，叫做“孔耶同源”。

让孔子与耶稣从文明的源头结盟，这样基督教文明在东方就有了一个天然的盟友，把孔子当作耶稣的中国版本，把儒学当作基督教文明的中国神学，将“子曰”当作基督教文明的中国福音，这就使得基督教文明因其“中西会通”而具有普世性。

那时的西方文化，虽然自视甚高，用一种信仰的傲慢，支撑其高高在上，但它还不敢称霸，因其尚有明显的人文短板，要向中国取长补短后，才能克服。

所以，他们将孔子请到欧洲，不仅作为中国哲学的代表，而且作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只东方推手，同时，作为开明君主专制的东方帝王学代言人，适应了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需要，为政教分离后的欧洲，提供了世俗化的君主制方案替代君权神授。

在启蒙运动的上半段，孔子还是运动的旗手，到了下半段，孔子就成为了运动必须跨越的一道鸿沟，运动之理性，不但要走出神权，还要走出王权，当其前者，孔子可为同道，当其后者，孔子就走不出来了，可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新目标——走向人权，在孔子的思想里，有关于个体人格的成熟方案，却从未有过对个人权利的理性思考。

当个人主义必须替代国家主义出场时，孔子就该退出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黑格尔不仁，以孔子为刍狗，在绝对精神的哲学法庭上，他对孔子的思想做了最冷酷的判决：非哲学。正如他率先说出“上帝死了”，他也带头宣告孔子终结。

后来，他对上帝改口，不再那样说了，但他对于孔子却从未改口，因为，他有了替代，那便是老子，而上帝无法替代，又不能没有，所以，只能他改口。“上帝死了”，这句话，欧洲人通常都说不出口，也就两个德国人那样说了，而且其中一位还改了口，惟有尼采咬牙切齿，绝不改口，欧洲人说他疯了。

德国人敢这样说，或许跟日耳曼人的神话有关，其神话中，有诸神垂死的传统，既然神会死，上帝当然也会。此外，老子的影响，恐怕也是其中的因素。

在中国，殷周之际的那一场革命，上帝已然死过一回，周人以天命取代上帝，以民心取代神谕，革了上帝的命，到了孔子那里，上帝就变成“祭如在”了，被他搁置起来，而老子则确认，上帝已经丧失了第一性，只能退而求其次——退居二线。

宇宙的第一性原理是道，道在帝先，老子说“吾不知其谁知子，象帝之先”，“象帝”，有形有象的上帝，一有形象，便有局限，就会处于轮回和转化之中，这样看来，上帝当然会死去，但其死后也有可能复活，黑格尔与尼采从中会有所启示？

黑格尔认可老子是哲学的一个奇迹，他们各自的哲学，是全然不同的两个样子。黑格尔以逻辑，老子以反逻辑，黑格尔居然没有反感，为了老子，他接受了哲学的中国样式。而尼采，就像老子那样充满诗意，其哲学的文体样式，亦颇似老子。

如果说“老子化胡”在古代世界里还只是个虚拟的传奇，那么在近代，老子思想的传播，其行迹反而变得脱虚向实，有据可依。据悉，《老子》外译始于1750年前后，初以传教士译成拉丁文，后转译为法文、英文、德文等，200多年来，译本涉猎30多个语种，计约600余部。其中德译本约百余部，有关德文方面的研究专著亦有约700余部，其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中国本土——“每四个德国人的手中就有一本《老子》”。

有人这样说，我们姑且听之：世界上，译本最多者有二，一本是《圣经》，而另一本就是《道德经》。如果我们考虑到《圣经》是上帝的作品，由基督教用全部心血铸成，作为神之书，人类应该没有可比性，那么《道德经》则是老子个人的作品，作为人类之书，它或许能够首屈一指了吧？不过，还存在另一种可能，如果真如老子所言“象帝之先”，是不是《道德经》也有可能排在前面？更何况“上帝死了”，一切皆有可能。

尼采深知老子，并与之神似，不光在思想内容上，两人可以相视而笑，莫逆于心，而且在哲学形式上，也都采取了诗化的表达方式和格言式的文体样式。可从文献中，未见有尼采与老子思想互动的文字，杨恒达在《尼采与老子为什么相提并论》一文中指出：尼采在其著作里有两次提到老子，一次是在《反基督之徒》的32节中，尼采在谈到反现实主义者的时候说，若是在中国人中间，反现实主义者会使用老子的概念。而另一次则是在一封致友的信里，谈到他发现一个法文译本的《摩奴法典》时提到了孔子和老子。

老子化胡，终于化向尼采了，从“象帝之先”化出“上帝死了”，从“道法自然”化出超人问世，回到自己……孤独中，尼采放目古今，悄然至两千年前。

那一次，是以“老子化胡”为标志的轴心时代的西域哲人峰会。老子从东方来，佛陀也在坐，尼采以查拉图斯特拉的身份出场。可他并不看好佛陀，说自佛陀寂灭后，人们在山洞里展示其形象，展了好几个世纪，那不过是象，是洞穴里的象，是我们今天仍然必须克服的洞穴形象！上帝虽不在场，也被他奚落一番，他说上帝同佛陀一样，蔽于洞穴之中，死到临头而不自知。唯独对于老子，他是这么说的：“像一个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垂手可得。”不过，杨恒达却指出：此话没有出处。至少我在科里和蒙提纳利编的《尼采著作全集》《尼采书信全集》以及1870年以前尼采的早期著作中都没找到这句话。

没有出处，这才是老子化胡！听啊，闪电在大笑，莫问超人出处。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