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季，逃离城市回县城老家

（作者： 余忠梅 指导老师：陈广宁）

据麦可思《2022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下称报告）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应届毕业生达1076万人，首次突破千万大关，加之疫情影响，就业难上加难。在这样的就业形势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以各种形式推迟就业或者返乡就业，追求事业编制等工作的毕业生也越来越多，毕业生求稳心态加剧。据《报告》显示，近两年应届本科生读研比例持续上升，“国考”总报名人数不断增多，2018-2021届毕业生中有四成选择到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就业。

“我就是想回家”

晚上8点半，刘燕疲惫地坐上了浙江宁波的地铁4号线，车厢里没什么人，斜对面一个青年仰躺在座椅上同样昏昏欲睡。工作四个月，加班到八九点已是常态，这是刘燕来浙江工作的第四个月，还在为孤身一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而感到后悔。

2022年夏，刘燕毕业于哈尔滨商业大学的国际贸易专业，大四春招时选择了一家宁波城商行的理财经理岗位，实习期间月薪5000元，两个月后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进入六个月的试用期，经过考核可以转正，正式员工的月工资可达一万三千元。专业对口，又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工资待遇远超东北，刘燕很是满意，没有多作考虑地孤身一人去了浙江宁波。

职场生活对刘燕来说并不轻松，高收入的背后是高额的绩效任务，达到过程指标，核心AUM，净增中高端客群等等绩效指标才能有拿到相应的工资。刚刚毕业的刘燕资源少、人脉窄，要厚着脸皮向陌生人打电话推销理财产品，而她刚接触这个业务，害怕被客户挂电话，甚至打电话时还磕磕巴巴，能拉到的客户寥寥无几，绩效任务没完成过几个。眼看着银行里的前辈几天就可以卖出好几万的产品，刘燕很是羡慕，但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业务，刘燕觉得没有人在意她的难处，也不知道能向谁请教。

绩效任务要每晚汇报完成情况，未达标员工要参加每周的推进会，这些都让她倍感压力，“这就是职场PUA啊”。每天面对大量的客户，其中不乏有些不讲理的人，比如有客户逾期贷款，却来银行质问利息过高，即便是资深员工出面应对，客户不仅不听解释，还给同事刷低星，甚至破口大骂。这样的事并不是特例，领导不仅不会出面解决问题，还会指责没有处理好客户关系，这些问题都让她感受到赚钱不易，对银行的工作感到抵触。

宁波的人文环境也让她的生活颇感不适，不管是天气饮食，还是极致“内卷”的工作氛围，都让她感到疲惫不堪。刚冲出校园进入职场的刘燕没有可以知心交流的朋友，和她同期的4个实习生有三个都是浙江本地人，也没有什么沟通话题；没有人会像学校里的老师那样教她怎么做事，她只能自己慢慢地摸索；公司只注重结果，让她和同期的实习生进行绩效竞争；刘燕对当地方言几乎听不懂，与客户沟通产品都不太顺利，也成为她业务进展的拦路虎，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被这个城市排斥了”。

当地物价也超出预期。刚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刘燕不敢多花钱，每个月与人合租的租金是1500元，饮食花费1500元，上班乘坐地铁等交通出行花费1000元，一个月的总开支至少4000元，还只是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原以为5000的实习工资不低，没想到是月光的结果。职场生活的不适应，举目无亲、人生地不熟的境遇，让刘燕不禁有些退缩和逃避，两个月后，刘燕辞掉了在银行的工作，准备回老家成都金堂县。尽管不喜欢银行的工作模式，但囿于双非的本科学历、仅有的在银行实习经历，刘燕还是将简历投入了银行，打算回成都工作。

当谈到面临的就业环境时，刘燕很冷静地分析道：她的毕业学校本身不占优势，东北的大学地域偏僻，很多市场资源她接触不到，存在信息差；学校校招的资源局限在本地，没有什么优质企业，家在南方的她没有留在北方工作的打算；就她本身的能力来说，成绩不错，每个学期都能拿到奖学金，但是实习经历匮乏，竞争力也不高。刘燕的两个室友在大四秋招时都找到了工作，一个在银行当柜员，一个在伊利做销售，剩下三个人和她一起备战考研，落榜后四人都决定找工作，所以当机会来临时，她只能选择抓住。

“先回去参加22年银行秋招，之后再准备考公”，刘燕最终作出了这个决定。刘燕毕业后还没有签订过正式的劳动合同，保留了择业期的应届毕业生身份，父母也希望刘燕回家工作，在成都考上公务员的同学也给了她信心，只不过她暂时还没有意向的公务员职位，而对于往年的招录比、薪资待遇、工作强度等问题，刘燕也一概不了解。

“我就是想回家，一个小县城，我也不清楚公务员的具体收入，但是我觉得足够生活了”。她确定自己不适应在大城市里生存，“大城市什么都好，但我不是吃苦的人，回老家是赚的不多，但是应该能过得很舒服”。

刘燕的经历并非个例，逃离东北呈现加速趋势，考公考编的比例也在逐年扩大。据哈尔滨商业大学就业工作处提供的《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显示，该校近几年毕业生就业区域有一定波动，到华东、华南、西南、华中地区就业呈上升趋势，东北地区就业呈明显下降趋势。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并存，毕业生就业心态多元复杂，择业求稳。

报告中对未来就业发展趋势做出了预测：不少大学毕业生并不急于找到工作，加之父母又可为他们寻找工作提供较为充分的财务支持排解风险，让毕业生的就业态度显得更加从容。另外，在疫情冲击下许多企业被动裁员，不少失业者被抛向市场，由此看到体制内收入稳定性的优势，出于降低职业风险的需要，许多大学毕业生纷纷调整就业方向，即放弃市场化选择，转向体制内（公务员、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进行择业。

2021届毕业生生源地区与就业地区分布对比  

 2019-2021 届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对比

图片源自哈尔滨商业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

“我还是想要考上公务员”

刘成，法学专业，2021年夏毕业于江西省的一所普通二本，到了年底，他还是没有参加工作，“就是要再战公务员考试”。父母都支持他的想法，让他在家安心备考，家里的亲戚却见他待业在家着急，刘成看着舅舅在家族群里给他发的招聘信息，放下手中的笔，叹了口气，感觉有块石头重重地压在了心上。

身为一个双非院校的法学专业毕业生，刘成竞争力有限，很难找到律师或者法务的工作。与刘成同届的毕业生都各有出路，有的已经参加工作，有当律师的，有当老师的，也有去大城市打拼的，但是将近四分之一的同学都选择和刘成一样在家复习考研考公，在日复一日的备考中他们还会互相鼓励。

刘成生在一个小康家庭，父母工作稳定，还有三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姐姐，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母姐姐们都很疼他，从小到大都算顺利，唯一的不如意是高考只考上了一所本地二本，与预期的211大学失之交臂。

刘成此后的考试好像都不是特别顺利，大四那年考研、考公都落榜了；毕业后参加法考，准备了很久，没有考上；当年年底赣州事业单位考试，再次落榜。刘成在回顾2021年的经历时，笑容有些苦涩地说道：“对我来说，毕业季这一年是失败的一年。”

法学专业连续五年都被列入“红牌专业”就业预警名单，薪资待遇及就业前景都不乐观，而与此相对的，却是连年增长的法学专业毕业生人数。刘成不是没想过找工作，但是受疫情影响，多地都限制了出行，“我甚至想过去进厂打螺丝”，而他却没有勇气去独自面对大城市生活的不确定和高消费。三个姐姐已经成家，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家里可以负担他的生活，最后他还是决定考本省公务员。

2022年春节前后，疫情又有小范围的爆发，公务员考试发出延期考试通知，刘成的备考时间一再拉长。毕业快一年时间，终日在家待着也不是办法。5月份，刘成尝试在家乡县城找工作，面试过产品销售、超市储备干部，都是面试后就没了下文，不了了之……最后参加了另一个小县城的事业编考试，终于顺利上岸。而针对第二次公务员考试，刘成说这次考试提供的岗位没有自己喜欢的，再加上自己已经有一份事业编工作“保底”，对这次考试没太上心，意料之中地落榜了。

22年8月刘成正式到上犹县人社局工作，这是一个比老家更小的县城，离家远，他就在附近和人合租了房间，每个月不到3000的工资，付完房租就捉襟见肘。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刘成拿出了公务员考试资料，他打算三战公务员考试，因为对目前的薪资和工作环境都不太满意，刘成说如果现在的事业编工作是小学，那么他还是想要去上大学，而公务员就是他理想的大学。

“在大城市我没有机会”

杨勇大三就去了广东东莞实习，工作不顺，也选择了回家。

2022年杨勇毕业于一所专科的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当初以为计算机相关专业好找工作，但是专科学历成了限制。意向公司的招聘名额有限，大学时期表现平平，专业能力不突出，两次校招都没有应聘上理想的计算机外设维修岗位。

2021年9月，杨勇随大流和同学们去了东莞实习，第一份工作是在校企合作的一家公司做等保测评业务，主要是对信息和信息载体按照重要性等级分别进行保护的测评，没有什么技术难度。实习期每个月的工资3500元，在东莞入不敷出，每个月至少还需要父母贴补500元。原本六个月的实习期，杨勇干了两个月就辞去了工作，回到江西赣州从小生活的县城，一直到2022年3月，他还是在家待业。

杨勇的家里还有一个上大学的妹妹，身为农民的父母只有小学学历，收入也不高，一直靠着一把力气养家的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能多读点书，找个好工作。所以哪怕杨勇没有考上本科，杨勇的父亲还是咬牙拿了一年三万多的学费，送他去民办专科继续读书，他希望子女能够出人头地，“不要步自己的后尘，吃了没文化的苦”。

待业在家的这段日子，父母经常会问杨勇之后想做什么，他总是很沉默，无法回答。杨勇那一届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参加工作了，留在东莞工作的同学有的已经转正，有的辞职去了其他公司，回赣州的同学很少。杨勇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二十多年的生命里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东莞，他以为可以在这个城市找一份能赚钱的好工作，但那次实习的经历使他不想再做尝试，“大城市虽然机会多，但我的专科文凭不够用”。

3月，当父亲对杨勇说：“你要不就在这边找个工作，我托人帮忙介绍一下，虽然赚不了什么钱，但是应该也能生活”，杨勇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习惯于父母安排的他再次听从了父母的选择，去了一家PCB电路板的公司，在工厂流水线工作。第一天上班，是父亲亲自送他去的，不善言辞的两个人没怎么说话，临走父亲嘱咐到：“好好干，周末记得回家吃饭。”杨勇点头答应，然后头也不回地进了公司。

杨勇现在每个月的工资3000元，包吃包住能省下了一笔生活费，慢慢地有了自己的积蓄，放假时还可以回家吃上父母做的饭菜，和父母聊聊天，至于大学花了十多万的学费，最终还是没走出县城的问题，杨勇不愿去想，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正在一点点变好。

杨勇面临的困境不是特例，据前程无忧针对职业教育人才就业情况发布的《职业教育人才（专科）求职意向和状况调查》表明，专科生预期薪酬达成率低，63.4%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实际月薪在5000元以下。月薪过万的受访专科毕业生寥寥无几，与重点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专科生就业仍面临结构性不匹配和可竞争机会少等难题。

“在家乡的小城市待着和大城市漂泊是两种颠覆性的感受。一个是在平到似乎激不起波浪的湖边闲逛，一切都闲适，周围甚至都找不到一个用来激起波浪的石子。另一个是你每天推开门就必须要渡的河，一脚下去永远不知道深浅。走在一条正确道路上真的就容易吗？”一个参加工作4年，在这一轮大厂“毕业潮”后回到小镇生活的学生，在朋友圈里分享着自己的无奈与疑问。

这一批00后毕业生，青少年时期习惯了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和互联网的极速迭代，在疫情中度过了三年大学时光，迎面遭遇考研人数井喷和一年更比一年难的就业季，他们焦虑迷茫，回到熟悉的家乡、回到父母身边，成为最终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