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营企业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九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11日14时在芜湖逝世，享年84岁。

以下为经济观察报2019年9月刊发专访稿件：

经济观察报 记者 叶心冉 以傻子自居的年广九其实并不傻，相反他凭借破坏规则的冒险精神成为了中国最早一批积累上百万财富的个体户，而这背后与其低微的出身、坎坷的经历不无关系。

寻找年广九

财经作家吴晓波曾发表感言，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优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没有关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没有关系，跟你所在区域资源丰富不丰富没有关系，只有一个关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来，敢不敢为了致富而冒险。

用这句话来描述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年广九似乎很是贴切。上世纪八十年代，因为要填饱肚子，年广九踏上经商之路，后因屡次挑战旧规则，经历多番大起大落，有过风光一时，也有过锒铛入狱。在当下的商界，年广九已经归于黯淡，其创办的“傻子瓜子”也不再引起热议，“年广九现象”已经从社会的“异态”演变为“常态”。但在这一重要的时间点，回顾这段个人历史，我们得以寻至年广九所在的位置，窥见时代背景下的那人那事。

9月4日，记者从上海赶往芜湖，首先来到了被称为中国首家以瓜子为主题的博物馆：傻子瓜子博物馆。这是由傻子瓜子总公司和年广九的次子年强共同发起并投资兴建的民办博物馆。

进入博物馆内，首先看到两行特别显眼的大字：“一个傻子带动了一个城市的崛起 一粒瓜子诠释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傻子与城市崛起，瓜子与改革开放，一小一大的主题是如何产生联系的？在见到年广九先生之前，记者边参观博物馆边与工作人员聊了起来。

这位工作人员大概五十多岁，是地道的芜湖本地人，见证了年广九和傻子瓜子三十多年来发生的一切。他指出，现在来看，不管是傻子瓜子的企业规模还是年广九本人的学识眼界，在当下激烈的竞争环境中都已经不再熠熠生辉，但是每当重要的时间节点，人们总还是会想起年广九，是因为他在历史的进程中找到并坐稳了自己的位置，“当你回顾八十年代民营企业的发展轨迹，你不可避免地要提起他”。

诚然，2018年适逢中国改革开放40年，10月24日，全国工商联发布《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名单》，年广九以“傻子瓜子创始人”的身份名列其中。

傻子没在怕的

记者在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聊了一个多小时以后，得以见到年广九先生。刚度假回来的年先生要紧锣密鼓投入到瓜子销售旺季的原材料准备中，交流采访里，一个几起几落的私企样本得以呈现。

1937年，年广九出生于安徽怀远县的一贫寒农家。由于家乡资源匮乏，十分贫穷，年广九7岁跟随父母一路从怀远逃荒到了芜湖，9岁帮衬父母摆摊叫卖水果。但是后来，水果摊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1963年，贩板栗受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入狱被关了一年；1966年“文革”期间，被定为“挖社会主义墙角”，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再次入狱20多天。

出狱后，年广九并没有消停，继续偷偷摸摸地做些小生意。1972年，年广九经人指点，盯上了卖瓜子这门生意。他学到了炒瓜子的手艺后，说炒就炒，并把炒好的瓜子分成一个个的小包，带到电影院门口去卖，每包5分钱，非常受欢迎。

1980年，傻子瓜子开始在中山路十九道门摆摊出售，消费者排起长队，日销量可达一两百斤。

“傻子”称号的由来据说是年广九卖瓜子的时候总是习惯性地为顾客多抓一把，因此被人称之为“傻子”。年广九告诉记者，过去街头小商贩没有人支持，他就抓一把免费给客户品尝，“这个是客户给予的，我就接受了”。上述工作人员称，“他能把别人带有贬义的评价理解为某一方面的赞赏，这就是年广九的容忍之心。”

不仅容忍，年广九甚至将“傻子”作为自己的招牌加以推广。1981年底，年广九、年强在郊区租地，建起厂房，办起了芜湖第一家私营企业——傻子瓜子厂，并注册了“傻子瓜子”商标。在现在来看，那时的年广九已经颇具IP打造意识，将傻子个人的知名度与傻子瓜子的知名度牢牢捆绑在一起。

傻子还有另外一件铤而走险的事。因傻子瓜子经营日渐红火，人手不足，年广九便开始雇佣工人。1981年9月，他雇佣的帮手有4个，到1983年，他雇佣的帮手增加到103人。但在当时，“七下八上”是一条铁定的界线，因为马克思《资本论》里论述过：“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是剥削。”不仅如此，在别家都在晒麦子、晒稻谷的时候，年广九将受潮的现金铺满整个院子晾晒，更是引起轩然大波。一时间，对于年广九“重走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老路”的质疑纷纷袭来。

但年广九并非个例，彼时的中国有超过15万工商户。对于雇工的看法，社会上掀起了广泛热议。1981年5月，《人民日报》刊登《一场关于承包鱼塘的争论》，焦点就是“雇工算不算剥削”。为此，《人民日报》开辟了怎样看待承包鱼塘问题的专栏，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讨论。这其中折射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工商户普遍的疑问。在政策不明朗的情况下，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让这些工商户惶恐不安。

1982年4月间，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写的关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会反响大，认为其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加以限制的调查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对此，邓小平做出表态，“不要动，先放一放，看一看”。这是邓小平最早谈到傻子瓜子。

这个“放一放”为傻子瓜子提供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也让众多将傻子瓜子视作风向标的个体工商户从惴惴不安中获得喘息的机会。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此后，关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多个重要论断被提出。1988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提出“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愈加清晰的政策，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基本条件。

年广九表示，一个傻子为什么不怕一切？是因为把心给了党，相信党的建设方针，跟随党的号召和道路，不是傻子胆子大，而是党给了我们胆子。

谷底的转机

命运交给年广久的剧本，磨难还远没有结束。

目不识丁的年广九有自己总结出来的一套经商方法论。在炒货竞争加剧的时候，年广九主动降价，招揽顾客。在同行效仿纷纷降价的时候，他又提高瓜子品质，转做高端。年广九还想出凭车票的外地人不排队、结婚的买十斤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等一系列营销策略。

1986年，国内开始兴起有奖销售，作为营销鬼才的年广九自然不会错过。他的目标是要做成全国最大的有奖销售，当时的一等奖是一辆上海小轿车，二等奖摩托车10辆，三等奖彩电100台。一时间，消费者的热情被极大点燃。据介绍，仅三个月，傻子公司就获纯利100万元。

但随后官方的一纸文件强制叫停了有奖销售，消费者的退货如浪潮般向傻子瓜子涌来。瓜子变质、资金吃紧、法律纠纷，多米诺骨牌应声倒下。记者在博物馆遇到的工作人员讲述，那一次，傻子瓜子和年广九都遭到了重创。

曲折前进的还有当时的民营经济。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出现过热现象，抢购风潮、倒买倒卖使得部分商品变得紧缺，经济秩序陷入混乱。为此，1988年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的改革方针，并通过压缩投资规模、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存款利率、限制购买力、彻查在建项目、严控物价上涨等方式加强对宏观经济的监督管理。随之而来的是人们对民营经济看法的转变，还有呼吁“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加强城乡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税收征管”等，民营经济再次成为灰色名词。

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第三次谈到了“傻子瓜子”问题，“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也正是在这次南方视察中，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得以结束。1992年5月，国家体改委颁发了《有限责任公司暂行条例》《股份有限公司暂行条例》，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民营经济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年广九说，“党保护了私营企业，要跟党走。一个个体商贩，党给我三次光怀，不能忘了一切，要自立根生。”年广九还说，“社会大学我毕业了，出来一个新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