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 张晏玮 梁雅楠/文

 面向未来，强大自己，需要抓住经济全面复苏的机遇来深化改革、推进高质量发展，全面提振经济发展信心。

正如上文所分析的，2023年，经济全面恢复是可期待的。但我们更关注的是，全面复苏后的路怎么走？中国经济什么时候能够摆脱多年形成的经济连续下行趋势？特别是近两年反复强调的“稳字当头”后面还有一句话，那就是“稳中求进”，“进”是关键，“进”就是深化改革、结构升级、经济发展质量的全面提高，没有“进”，“稳”只能是暂时状态，且保持“稳”的代价也极大。综合分析表明，如果不有效及时解决过去一段时间制约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几大难题，我国经济便无法摆脱持续多年的经济下行压力，经济可能还会出现第六轮、第七轮下行调整。疫情后期或疫情过后的全面经济复苏，最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经济发展质量大幅“进升”，真正实现十四五规划和二十大要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重大突破。

（一）预计2023年后我国宏观经济还可能出现第六波下行调整

从中期趋势看，我们认为，2023年我国经济强劲反弹后，“十四五”后两年（2024年和2025年）可能难以避免再陷入新一轮下行（即第六波下行，自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过五轮下行调整，分别发生在2008年、2011年、2015年、2018年和2022年）。

第六波经济下行可能发生，从内在因素分析，主要是由于两大方面原因：

一方面，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关键是动能的转换，只有真正完成了动能转换（动力变革、质量变革、效率变革），我国经济才能最终跨过高质量发展的“大坎”，而目前从多方面看，这一新旧动能转换过程远没有完成。

首先，从供给端看，创新驱动型经济还未最终建成。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报酬递减过程中，如主导我国经济的制造业自2012年以来持续处于报酬递减的过程中，目前我国只有三分之一稍多的制造业保持报酬递增或稳定，还有近三分之二的制造业仍处于报酬递减中。从报酬递减到新的报酬递增的转换，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增长。创新驱动型经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三分之二的制造业或其他重要产业形成新的报酬递增态势。另外，创新驱动型经济尚未形成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就业结构升级严重滞后。在疫情冲击下，在就业总量压力短期明显加大的同时，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变得异常突出，主要表现为大学生失业率过高，从疫情爆发前的8-10%上升到目前的18%左右。大学生失业率过高，主要有三个原因，既要长期供给持续偏大的问题（未来每年新增大学毕业生将超过1000万人），也有短期疫情巨大冲击的影响，但最主要的是就业结构升级滞后。这里我们用高端制造业和高水平服务业的就业增量及贡献来分析这种就业的结构性矛盾。2011-2020年间，全国单位就业总数由14413.3万人增加到17039.1万人，9年增加了2625.8万人，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计算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和三大高水平服务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教育）合计就业数由2011年的4648.98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5239.79万人，增加了590.81万人，仅占全部增量的22.5%，由于增量贡献率少于多年（2011-2020年）平均的就业占比，结果导致两类高端就业占比不升反降，由2011年的31.31%下降到2020年的30.75%，9年下降了0.56个百分点。其中六大高端制造业就业减少了157.37万人，引人注目，稳制造业和提升制造业的质量关键是提高高端制造业的增加值和就业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1-2020年间，金融、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这三类就业技术含量不高的服务业，其就业增量贡献大、占比上升快。2011年三类产业单位就业总数为1040.49万人，到2020年则猛升至2027.97万人，增加了近1倍，9年间对新增就业的贡献率达到了37.61%，相应的，就业占比由7.22%上升到11.90%。总之，在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转换期，我国的就业结构升级滞后问题突出，导致对大学生就业的拉力不足，进而影响社会分配结构，并抑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因此，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仅要稳住就业发展的大盘，而且要优化就业结构，千方百计着力提高高端就业岗位。

其次，从需求端看，消费主导型经济还未最终形成。2014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开始更多地依靠消费增长，消费对GDP的贡献相对于前10年迅速上升，2014-2019年平均为61.6%，但新冠疫情爆发，为了抵消消费大幅下降的影响，国家加大了投资力度，特别是公共投资再次显著扩张，这也使得投资主导增长的意识再次回潮，消费稳定增长的机制面临新的考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消费不足，这不仅源于疫情的巨大冲击，而且最根本的是我国尚未建成消费主导型发展的新机制，一方面各地发展中依然存在较强的投资依赖症，一有问题就拉投资，而长期忽视培育消费稳定增长机制，使消费稳定增长面临政策性和机制性双重障碍。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进入新发展阶段，投资决定供给质量，消费决定经济增长速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消费和消费总量有极大的增长潜力。2018年我国人均居民消费总额为3771美元，同期美国为42788美元，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8.8%，不足10%，有十多倍的成长空间。相对应的，我国居民消费总规模仅及美国的37.6%，赶上美国还需要许多年。如果我们假设未来净出口对GDP的贡献基本为零的话，那么2035年消费率有望提高到65%，2050年消费率可提高到70%-75%。按此趋势计算，2021-2035年我国最终消费实际年增长率应达到6%以上，可拉动经济增长每年提高近4个百分点，贡献率将超过70%。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能不能迈过高质量发展的“大坎”，关键要看消费。消费稳定增长机制的形成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需求基础，最高质量的供给如果没有消费支撑，将其转化为市场动能和效益，那么，供给高质量提升的过程将会受到巨大抑制。

第三，从分配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及激励不足，是严重制约巨大的消费潜力发挥与供给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原因。消费稳定增长机制难以建立，一半的原因是因为迟迟不能摆脱投资依赖症和房地产依赖症，土地财政依赖是其根源，而另一半的原因则是分配差距扩大和分配不公问题突出，导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前文我们指出，我国总消费中有一半即近4%的增长潜力未能有效发挥，其中2%中是受疫情压抑，另外有2%是受收入分配结构与体制矛盾所压抑，即收入分配体制不完善、结构不合理导致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进而引起居民消费倾向下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是当前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这其中主要是分配问题，一方面，因为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导致普通居民可支配消费能力下降及储蓄率陡降，从而降低边际消费倾向，并明显恶化消费预期；二是高收入群体成长快、占有财富过多，富人边际消费倾向迅速下降，从而带动整个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因此，促进消费增长、培育消费稳定增长机制，最关键的是要深化分配体制改革，通过分配体制改革，缩小收入差距、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同时增强对企业创新要素特别是人力资本的激励。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多方面“躺平”压力，致使大量的资源和财力难以有效集中到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供求两端高质量发展水平上来。

“躺平”倾向限制了要素的合理流动，增加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本，实则成为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梗阻”。

在我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进程中，有几种“躺平”倾向值得关注，主要表现为三个依赖，一是依赖房地产，二是依赖投资，三是依靠外力推动。这三个方面，都曾经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有的已经严重失灵了，如依赖房地产泡沫来推进城镇化和经济总量扩张，有的效益正在大幅递减，如投资驱动特别是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驱动，其收益递减是经济持续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再有就是一些地方过度注重引入外资或区外投资，却对内生动力的培育严重忽视。

当前，最突出的“躺平”压力是很多地方难以摆脱对房地产的依赖，一些专家天天呼吁房价不能跌、房地产不能大调整，房地产支柱产业不动摇等，相应的国家合理的政策调整也都被解读为对房地产行业的过度打压，稳增长关键是稳房地产、稳房价，这样的政策建议以及一些相关的政策操作，都是一种“躺平”思维，对高质量发展的推进形成巨大的“梗阻”。房地产过度发展既是最大的资源浪费，也是我国劳动分配激励和创新激励不足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它所形成的房价泡沫化和资本“食利化”倾向，导致了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过度发展房地产，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两大“梗阻”，一是导致产业结构固化，甚至出现明显的降级效应，如许多高耗能行业严重依赖于房地产的增长，房地产长期非理性繁荣便意味着这些行业升级换代紧迫性和压力降低，从而导致这些行业升级与创新能力的不足；二是其所形成明显的财富分配不匀问题，是导致社会分配不公严重化和社会激励不相容的主要原因，并对消费增长造成巨大的抑制效应。

对房地产的长期调整趋势和风险，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因短失长，因小失大，必须认识到房地产的继续繁荣，再来一轮房地产泡沫，我国的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的解决就会增加更多的困难，也会失去大好的发展机遇。相反，长痛不如短痛，稳房地产并不是要稳房价、再造新繁荣，而是重在化解可能出现的对社会形成巨大冲击的风险，防止其演化为系统性金融和经济风险。一些房地产企业破产或重组在所难免，“保交楼”是稳房地产的底线，是有效防范房地产风险转化为重大系统风险的“托底”之策。让房地产有效调整，平安着陆，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

另外，投资依赖与外力依赖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一种“躺平”倾向，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投资依赖问题根深蒂固，它已经成为我国各地发展的一种内在惯性，疫情冲击或其他重大风险的应对常常都会强化或复归这种依赖，为了及时有效破除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障碍，对此必须将投资依赖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主动摆脱投资依赖症。外力依赖倾向与投资依赖倾向在形式上和机制上都有相似性，实现科技或产业的自立自强，尽管主要是从整体国家来讲的，但各地区发展不能总想依赖外力，期待靠方便的“拿来主义”发展本地经济，而是应该更多的改善本区域的发展环境，既促进本地区的企业、资本做大做强，又吸引外部资本、人才的自发集聚。

（二）全面走出经济下行趋势的战略选择

如果第六波经济下行不可避免，那么，未来五年的黄金攻坚期，聚焦各方力量，打一场以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建设强大的内需体系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歼灭战，既至关重要又时不我待。在新发展阶段，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动能转换。而动能转换不仅是要增加科技投入、优化供给结构、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建立创新驱动型经济，而且同时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由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根本转变。否则，投资低效率问题难以解决，而巨大的消费动能又得不到释放，结果会导致稳增长政策“事倍功半”，使经济发展陷入长期不止的“下行压力”中。

历史经验表明，要建立消费主导的经济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都离不开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只有供给端、需求端和分配端三方发力，以深化分配端改革、完善多方面的基础经济制度以及相关的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为抓手，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才能使第六波下行调整变为最后的调整，以期在2027年前后使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突破性成效。概括地说，就是要做好以下四大方面的重点工作，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一是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宏微观机制。

与我国推进高质量发展相对应的经济体制就是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体制，推进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建设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宏微观体制，以制度创新促进发展模式与方式的升级。正因如此，二十大报告把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首要工作确定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首先，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小微企业的发展环境，更加有效地激发微观经济主体的内生动力和活力。

其次，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要鼓励它们做大做强做优，深化企业制度改革，形成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在重要行业建设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世界一流企业。

第三，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重在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步伐。

第四，深化金融领域、财税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现代银行与资本市场制度、现代预算制度、现代税收政策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强化金融稳定保障体系，依法将各类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

第五，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破除地方保护和行政性垄断，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

二是要扎实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水平。

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建设形成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目标和任务，未来五年推进创新发展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这是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应对美西方遏制我国崛起的最重要最紧迫的战略要务。

首先，要明确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的战略目标，建议分两步去实现。第一步，经过5-7年的努力，大致到2027年前后，我国重点行业中有一半以上必须摆脱“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成为产业创新和原始创新的引领者。第二步，再经过7、8年，使80%以上的重要产业摆脱“核心关键技术受制于人”，形成一批在全球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

其次，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高效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使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尽快上新台阶，尽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

第三，不仅是要坚定地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要从全创新链的发展来着力做好创新发展工作，把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与创新发展紧密结合。即综合实施二十大确定的“三三三”大创新战略，落实“三个第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的战略定位；统筹实施三大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实现“三个强国”目标（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第四，加快建立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使创新发展“内生化”。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风险投资体制是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的三个要件，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在这三个方面都是短板，是科技创新领域改革避不开、绕不过的三块“硬骨头”，即必须深化教育与人才体制改革，打通各种限制人才资源优势发挥的主要体制机制堵点，形成崇尚创新、尊重知识、注重人力资本价值及激励机制完善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必须强补知识产权保护在行政执法和司法上的短板，使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真正成为激励创新发展的“护身符”；必须着力改革和完善创新型金融制度，从制度上降低创新风险、提高创新回报率和成功率。

三是要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促进共同富裕，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形成以消费为主导的强大内需体系。

供给端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面，其实现必须要有以强有力的需求端高质量发展作支撑。同时，需求端与分配端是紧密关联的，当前分配制度的不完善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公平高效循环的一个关键堵点，这一体制机制性问题迟迟不解决，不仅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而且极大地制约了我国巨大消费潜能的释放。

因此，从分配端改革入手，深化改革、完善分配制度与消费制度，已成为改革发展的紧迫任务。建立完善高效的分配制度，是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正因如此，二十大报告将其确定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完善分配制度最难啃的骨头就是二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因为它触及到分配体制中最主要的矛盾，加强二次分配的功能，不仅意味着政府调节分配的功能将明显提高，而且对应的是增加富人的总税负以及对存量财富进行再分配。深化分配体制改革，重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首先，在初次分配领域，要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最持久的激励。其次，在二次分配领域，要进一步提高税收和转移支付的调节力度，按照二十大提出的“一完善两规范”要求，深入推进二次分配改革。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其“工薪税”的特征，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达到调节高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体现二次公平更注重分配的原则，必须对资本特别是财富的积累机制进行改革，即通过合理的征收财产税（不动产税）和遗产税等，坚决抑制资产或财富投机性收益增长，大幅降低资本或财富的“食利化”倾向。

四是加快补齐城乡、区域、民生领域的短板，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性。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始终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城乡、区域、民生领域的短板，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共享发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特征。

首先，在城乡协调发展方面，以着力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为关键抓手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农业强国建设，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和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发展设施农业、统筹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其次，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统筹实施四大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建立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坚决打破地方保护，扫除一切阻碍区域间资源与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与政策障碍，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布局。发挥体制优势，支撑落后地区、老少边远地区的经济发展，促进南北共荣、东中西分工协作。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系统规划城市更新进程，提高城市空间效率、便民化水平及系统治理能力，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第三，加快补齐民生领域的短板，扎实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在提高公共服务总体水平的基础上，增强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切实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鼓励勤劳致富，促进机会公平，多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众收入，显著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调整机制。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地位，完善人民健康促进政策，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发展壮大医疗卫生队伍，把工作重点放在农村和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