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文

这个冬天，太多的人被裹挟进入病毒的漩涡，也有太多的人未能幸免于漩涡外的焦虑，我们未知的自身体内和我们身体所处的世间究竟隐藏着什么？痛苦体验攫醒了几乎每个人的自我意识，在颠簸不休中自问：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人活着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记得一本书上的话，大意是：厌倦之花盛开在它们的废城上。然而，人类有幸，厌倦之花，花开花落，周而复始，总有峰回路转之时，比如世界杯足球赛，它可以瞬间将人类带入至乐之境。

显然，战争和瘟疫，正是文明发展到今天正格外夺目的厌倦之花。怎样对抗文明渐趋凸显的病灶？怎样思考文明的走向？个体在文明中应该以怎样的文化主体性自处？这些问题，迫使我们思考所处的“绝望之巅”。

瞻前迷茫，何不回首？回到文明的深邃处，去看看我们的传统中那些活在文化的江山里的独特个体生命，与他们一起辞旧话新。他们有着生动而强烈的鲜明个性，有着从容而优雅的自我意识，在我们惊讶并艳羡的同时，似乎触及到了生命的本源，那些饱满的个体精神或许正是每个“个体人”的当下及未来的标本。

人从哪里来，要往何处去？这个永恒的问题，答案也许就珍藏在诸如陶渊明的桃花源、李白的吟游世界、苏轼的东坡里，在文明的深邃处开显出来，开出一座座属于自我的文化的江山。

在这座文化的江山中，我看到了两种观念形态的中国，一种是国家形态的中国，叫做“王朝中国”，也就是二十五史里的那个中国；一种是文化形态的中国，贯穿所有王朝，叫做“文化中国”。文化中国五千年，王朝中国三千年。所有王朝都在兴亡交替中，短则数十年，长则两三百年，最终都难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国，越千年，历百世，还在发展，凝然而成一文化的江山，贯穿于历史，典雅雍容，恭藏于文明的深邃处。

在文化的江山里，没有统治者的座次，它属于对人类文明有贡献的每一位个体。因此，重读中国历史，就要放到文化的江山里来读，在这里与我们的那些锦绣先贤相遇，或许可以由此获启我们的未来生存方式，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江山。

像陶渊明那样回家

“家”在哪儿？在文化的江山里。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那位“吾沥吾酒、吾媚吾口”的陶渊明。

木心自道不喜欢粉墨登场，最喜像陶渊明那样“田园将芜胡不归？”一篇“归去来兮”点醒了多少后人的自我意识！回家，就是回到自我，在内心里莳弄一座桃花源。

魏晋时代，没了大一统，但人有独立精神，有独立人格，异彩纷呈，开启了从清议到清谈的审美风潮。清议，是以个体人格谈政治，表达儒者的家国情怀；而清谈，则是对个体人格进行反思，从国家观念回到自我意识。

人的自我意识，从个体性发端，上升到普遍性，在普遍性中，个体意志集合为国家意志，一旦个体性的上升受阻，遭国家制度拒绝，被国家观念否定，人的自我意识即处于痛苦之中。故国家常以教化训导人的自我意识，使之服从国家观念，接受制度安排。

国家，就是这样一个制度安排，在国家制度中，个体结成利益共同体，人的自我意识，也在国家观念中得到集中反映。然而，莫大之痛苦在于，当自我意识接受了国家观念的正当性训导，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国家政治中去时，却发现王朝政治与国家观念往往异样，眼看着国家观念的正当性被国家政治的阴谋论取代了，是坚持理念，还是听从实际？儒家认为这是君子政治与小人政治之辨，君子代表国家观念的正当性，小人代表王朝政治的阴谋论，因为正当性来源于文化中国，所以，君子也就代表了文化中国的理想，而阴谋论则出自王朝中国的君主专制和家天下的企图，小人就代表了这一企图。 君子政治文化被小人政治一而再的打压，使得君子政治人格也不断产生自我怀疑：为什么高尚的行动反而被认为是叛国之举？为什么爱国的动机反而成为压垮一代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一问，就从两汉清议转型，转向了魏晋清谈。

清议，确立了君子政治人格的儒家范式；而清谈，则推倒了君子政治人格范式的高墙，从君子人格转向了名士风范。

君子与名士，汉人与晋人，处于两个时代，为两种人格类型，名士在君子政治人格的转型中，转入审美的人性风范。君子人格政治挂帅，而名士风范则审美优先。清谈之美，要能出人意表，引人深思，多少都有那么一点玄味，令人品味，不以长篇大论玄思，亦无你来我往思辨，连自言自语的问答都放弃了。对清谈语式探源，最正宗的来源，当然就是回到《庄子》。

庄子与惠施辨，就是最高级别的清谈。魏晋名士清谈，无论其思想，还是其语式，根本都在这里。庄子是魏晋名士的新发现，这一发现，是他们从个体出发，自发地走向庄子，也可以说，魏晋名士清谈，是对庄子的一次“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文艺复兴。

之前的周孔也好，黄老也罢，都是王权在倡导，国家在行动，都被体制化了和意识形态化了。可庄子兴起，则在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门外，显然是个人在行动，是自我意识的自由表达，是王朝中国解体以后，文化中国摆脱了王朝负担，开始了新的自由化。先秦诸子的思想标识，魏晋名士的人格风范，都是在王朝解体的乱世中确立的，它们是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两件最重要的东西，一件标志着人性解放，一件述说着人格独立。就如同欧洲历史上的悲剧，古希腊悲剧是人性的悲剧，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则是人格悲剧，先秦诸子思想当可视为人性之悲剧，而魏晋名士风范，亦当以人格悲剧视之。

当大一统瓦解时，个体无所归依，也没了束缚，却要自有个去处。于是，自我意识便觉醒了，从周孔之教里跑出来，跑到庄子那里去，以自然主义的方式去追求自由。自然主义是与国家主义和王权主义相对的，它们既有可能相反，也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相成，并非全然否定的。但不管怎么说，自然主义的新文化出现了，表现为清谈和玄学。

陶渊明深受清议和清谈的影响，但他再也不喜欢君子和士的集体意识了，他既不恋清议，亦不慕清谈，士人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或做一名农民呢？对，就做一名“戴月荷锄归”的农民。

灵魂的田园已荒芜，该回家了，他真的挂印辞归了。归去，安顿好心灵。“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不可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既然醒悟了，心不想为外物奴役，剩下的就是放舟一叶，欸乃归去，通往“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的自由之路，也是一条个体审美之路。

上岸了，“僮仆欢迎，稚子候门”，这一刻，他是世上最幸福的人。人类之苦，有时靠理性难以解脱，而审美，很可能是一条解脱的通路，这也是中国人的一种自由追求。陶渊明以他审美的灵性抓住了它，落实在操作层面，便是回归自然或回归田园。

中国文化有一个巨大的缺口，那就是没有在法权领域为人的权利榷权，但它关上了一扇门，却打开了一扇窗以求平衡。既然人生而自由，那就有一条路向人的自由意志开放，那条路就是审美之域。在陶渊明，就是回归自然，选作隐士。

他可谓是彻底归隐，不仅退出王朝，还退出士林，没有像嵇康那样去当烈士，而是拿起锄头回归田园去刨地。老庄之徒与孔孟之徒互补，是在同一条道路上的两种不同的态度——非仕即隐，由隐转仕。而陶渊明，则从仕与隐的结构退出，走上了“老农”之路。他退得那么彻底，且以不为人知作为个体自由的保障，所以，才能“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才能“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这首诗，将老庄的玄味美写到了极致，但这并非他独到的贡献，他的独到之处是，使玄学“老农”化，玄味“田园化”。那“田园”，几间老屋，几亩旧土，是他的老家，是他的根本！农人来告知，农时已开始，要春耕去，就在那田西头。他脱离了王朝体制，再也不想回去。因为为了王朝里那一份收入，他要出卖自己，可连自己都卖了，富贵，还有什么意义？

古今论家，论陶诗之美者，皆言其诗“淡泊”。“淡泊”二字，是从风格上来说的，若从精神上来说，便是人格独立。不但人格独立，这位隐士还有其英雄性格呢。其实，隐士的深度，往往取决于他的英雄元素。陶渊明从《山海经》神话里，汲取了悲剧性的英雄元素，如“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还有“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等，一个民族仅有伟大的思想是不够的，还要有伟大的独立人格来支撑。

除《归去来兮》，陶渊明还写了一篇《桃花源记》。前一篇，是现实主义的安顿，后一篇，是理想主义的寻求。这世上，居然还有个能远离王朝的去处，那是当年避秦乱的秦遗民及其后代隐居地。这两篇文章，是陶渊明思想的两个重要标记，一个是针对他自身的，他特别强调了家的重要性，当他的文化个体性与王朝中国发生冲突，他还可以回家。可当一个社会与王朝中国发生冲突，它能往哪去呢？陶渊明提供了一种可能，那就是桃花源。最吸引人的就是可能性，尤其乱世，可能性能给人慰藉和指引。诸如中国历史上的两次衣冠南渡，从两晋到两宋，相隔了数百年，归去来兮，再造桃花源的命题永远新鲜，永不过时。请与我一起记住，回家就是回到根本。

同李白一起吟游

如果李白活在今天，精英政治同样收拾不住他。李白出走，如果是在宋朝，就会有人请他去讲学，因为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书院可居。但唐朝没有书院收留他，即便有书院，也不一定留得住，诗人要吟游天下，这取决于诗的自由属性。

看看宋人是怎么评价李白的，王安石说“太白才高而识卑”，黄庭坚也说李白“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之病”，而苏东坡则说“太白诗飘逸绝尘，而伤于易”。这三种说法，其实，都是围绕一个“思”字，言太白吟诗，多冲口而出，不思而语，故有“思不足”。以性情而言，李白自是“才高”，若以见识而论，难免“识卑”。

宋人就不像唐人那样写诗。唐朝诗人写性情，宋代诗人写理趣，诗要有见识。当然，唐人诗性第一，宋人诗性不敌，便以理性超越之。宋人以理性治学，而有理学，以理性写诗，而尚理趣。但宋人的超越，不在诗，而在学。宋人在诗上峰回路转，风格虽能自立，但还是难与唐人一争长短，宋人的学问比唐人好，诗人多有讲学功夫。

以诗而论，李白天真，其诗天趣，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有所不及；若以学问论，则胜之，因为苏、王二人都讲过学，办过书院，作为思想者，比李白幸运。李白吟游江湖，思想无根，时代没为他的思想找到一种合适的存在形式，此非李白不幸，乃时代悲哀。

诗人的自由灵性，锻造了一颗有天真趣味的灵魂，浇灌出诗性的自由之花，一路开放在诗人吟游的脚下。若谈有趣，李白胜于杜甫。杜甫有一颗儒家传统政治文化的士人心灵，李白则一任真性情的流露，内心若没有些许不肯受约束的癫狂，何来诗人的真性情？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是李白内在的野心在蓬勃，诗人一旦被自我意识激荡，就会像囚笼里的鸟儿或狮子，在浮世的牢笼里东撞一头西碰一脚，将痛苦挥霍一空后，如幸运的话，内心的“酒神”若还在，便会进入唯“我”独尊的狂放境界。

正如李白，他最大的优点，就在于他不懂面对王权的收敛，任凭自我意识“野蛮”生长，直到涨破大唐宫墙。一朝辞别皇宫，他便立于庐山大雄峰上宣喻世间：“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李白的自我意识，感觉良好到无以复加，就像那只非梧桐不息的凤，迎送着晨曦朝露放声鸣唱，生命太短暂，哪儿有时间去实现他人的梦想？他傲睨那些一旦没能进入体制便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儒者，这位佛道之徒与那些腐儒差异之分明，简直有如霄壤，就在凡人为李白出宫烦恼之际，李白早已“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李白的洒脱里，有一份发自骨髓里的自由，那是他“上下与天地同流”的游仙式的自由，其自由，通往“庄禅合流”。

唐代诗人群星丽天，却少有思想者的浩瀚呈现，仿佛他们失踪了，他们去哪了？他们走出科举，不入王权彀中，进山了。

自魏晋以来，从达摩开始，和尚谈老庄就是一种时尚，严格来说，思想者并非佛教信徒，他们选佛也并非给自己选一个教主，而是选择一条道路，一条开宗立派之路，一条走向自我之路。他们从科举制里跑出来，从孔子门下跑到达摩那里，走出仕途，进山林，走江湖，种种惊世骇俗，非狂禅者不能为也。

唐时，狂人真不少，他们多半远离体制，隐于山林。李白原本也是禅林中人，曾专门“学禅白眉空”，其诗颇用禅语，以此可知其禅宗造诣，他时常冲口而出“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李白天生狂人，入禅，则如虎添翼。作为“道释”中人，其佛道人格比例远大于儒冠，他借着戏谑孔子，宣称他是当代“楚狂人”。

“狂禅”，在人群中为稀有品种，它成长于以“精神自我”设定的人格底线上，一旦“精神自我”受到压迫，其人格底线便无法苟且，而且立马反弹，于是，引发了李白出宫的长安事件。

假如李白来到今天，眼见疫情遍地，他会如何呢？是被隔离，还是自我隔离？此二者皆非李白选项。如果给他一个时间——新年，给他一个空间——广场，他会怎样？他会用诗歌，敲响新年的钟声，会在人山人海的广场，用诗歌发起海阔天空的领唱，唱出文化的江山。

要从疫情集体思维的陷阱里爬出来，就要有李白的那种“癫狂”的个体自我意识。他的自我那样大，可他提得起放得下。说要吟游出宫，长安也奈何他不得。李白的自我如同阳光，随瀑布“飞流直下”，似“银河落九天”，这是怎样的自由落体！让我们同李白一起吟游于九天之上，如果银河太远，那么还有长江，“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有人说“日边”是天子身边，是长安，但我不这么看，我宁愿以它为自然，因为它太美——两岸青山，长河落日，孤帆一片。

跟着苏轼去“东坡”

东坡是什么？是一方水土，是苏轼自我意识的标志。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贬黄州，自谓“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穷途，死灰吹不起”，这是《寒食帖》里的诗句，我以为这是他最好的诗。人们多喜援引苏轼的“定风波”，其实，那只是一重境界，是一种重获新生的“悲喜”之境，是面对来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压抑的一种疏离姿态，也是面对他者的“对待性”向度的表态：“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走自己的路，让人们说去。

可好诗，多处于“悲苦”中，那种“绝望”的悲苦。有的人，总有那么一刻，再也遏制不住压倒一切的自由冲动，将后天训练有素的各种束缚彻底撕毁，将那个即将沦陷于王朝体制中的自我拯救出来，这是更高一重的境界，仅面对自我，做一个抉择，正如“寒食帖”中的诗句，是在为自我举行一个告别仪式。那是一种怎样的、不确定的忐忑体验啊！被他直言不讳宣之于诗，似乎不如此，终将毁灭。伤心人语，何其悲也！

诗句，流血流泪流尽了生命之膏火；诗句，蘸着血性，舔着自我的伤痛，噙着真性情的泪水。“君门”，指朝廷，经此一变，他才知道，朝廷的门槛，很深很深，“深九重”，那就是深渊了。以“君门”对“坟墓”，他顿悟，穷途而哭，从大劫之后的死灰里面往上爬，终于爬出，活过来了，遂与“君门”告别。

从这首诗开始，苏轼活成了苏东坡，苏轼还是王朝中人，而苏东坡却活在文化的江山里了，从此他号东坡，命名自我。

他来到黄州第二年，友人替他请得东坡营地数十亩，以为营生。地久荒，多荆棘瓦砾，而岁又旱，可他依然怀着感恩之心，于此耕读起来。“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麻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他得废园于东坡，“筑而垣之，作堂焉”，名曰“雪堂”，因建成于大雪中，故绘雪于四壁，“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雪堂”，离江边不到十步，放眼望去，风涛烟雨，晓夕百变，江南诸山，坐落在他的几席上，遂叹曰：“此幸未始有也。”

于是，著述，讲学，人在江南，思想者有福，幸有江山相助，更有民风相扶，如回人性之初。耕作之余，释耒而叹，自号“东坡居士”，他把自己放下来，放到友谊里，放到民生中，放到江山和历史的情境中去，他那些最伟大的诗文，就在这一时期完成。

当他“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吟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时，我们就觉得他有福，此乃民间思想者享有的清福。

如此江山，便是一方思想者的水土，“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活在这样的风物里，能知足，且洒脱，化苦难为哲学，为美的生活，如时下曰“痛并快乐着”，惟有苏东坡。

自黄州归来，他理解王安石了，两个伟大的思想者，政见虽有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在超越政见之上，坚持了共同道义。真正的思想者，可以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坚决捍卫对方的言论自由。

尽管王安石有哲人王的冲动，欲以其新学统一士林思想，但他并未禁止对手发言，更没有想过要剥夺对手的发言权。

当王安石再见他时，已然惊为天人，非复当年机智有余、才华横溢的苏轼，而是“惟其感恩，所以有福”的苏东坡了，为什么都喜欢苏东坡？因为这个苏东坡啊，要好几百年才出一个。

他把自己活成了美的化身，任何苦难他都能活出美来，无论怎样的厄运，都拿不走他内心的美，有了美垫底，他就什么都不怕了。他在黄州，将被瓦砾覆盖的东坡，拾掇成诗意雪堂，大江东去，那不尽之流，被他作了“千古风流人物”的吟唱。

中国士人画抬头，亦因东坡昂起，而有了“写意”。“写意”，写什么？写“意趣”，跟情绪有关；写“意思”，跟思想有关，写“意愿”，跟愿望有关；写“意志”，跟行动有关。总之，中国士人在“写意”中，找到了自由之思想的一个出口。

人类之苦，靠理性只能解脱一部分，而审美的东方诗学里，则另有径庭，它通往中国文明的深邃处，并留有其退路。

从个体来说，苏轼有个退路，那退路，就是“东坡”；就国体而言，中国也有退路，王朝不行了，我们还有文化中国。历代王朝，皆以仕途为准则，立其所谓“进退”。走在仕途上，即为“进”，离开仕途，便是“退”，如果站在文化中国的立场上，那么就可以换个说法，以退为进了，也就是说，王朝中国的退路便是文化中国的进路，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东坡是苏轼的进路。

就此而言，还可以说苏东坡是苏轼“一个人的文艺复兴”的成果，其历程，我们在《自题金山画像》诗句中可以看到，诗曰“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三州”，通往一个去处，那便是陶渊明，他在地理上距陶渊明越远，在精神上就离陶渊明越近。在黄州时，他在白居易与陶渊明之间游移，在贬官文化与辞官文化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东坡”之名，就缘起于白居易贬官处，白以“东坡”安居，而有仕途转机，苏轼仿效之，亦以“东坡”安置自己，号称“东坡居士”。

他在精神上追随陶渊明，却未辞官。在现实中，他对照的样本则是白居易。然而，唐宋隔代，各有气运，同以“东坡”自居，却有不同的前程，白以“东坡”上行，从此步步高升，而苏以“东坡”下行，从江南贬到岭南，从岭南贬到海南，越贬越远。何以如此倒霉？弟弟苏辙就说出了他的症结——不肯辞官，还要学陶渊明，以至于“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到晚年，才“欲以桑榆之末景”将自我寄托于陶渊明，但“谁肯信之”？

知兄莫若弟，子由说他追陶，有如叶公好龙，陶公已是真农民，而他却以官身。陶公说走就走，走出官场，走向农村。而他身在农家，依然是官场中人，体制是其宿命，却必须体制外生存。

若以官本位考察，中国士人有三种文化，一是做官文化，诗人之中以杜甫为代表，因其一句“致君尧舜上”，表达了做官文化的最高理想；一为辞官文化，陶渊明以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作了辞官文化的代表；还有贬官文化，而其代表，就是苏东坡。

他在贬官文化里，“身如不系之舟”，充满了不确定性，若他不愿被人牵着往做官上走，那就只好以自由漂泊的姿态在官场边缘行走，虽无奈何，却也感受着自由漂泊带来的不确定性的美，但美的代价，是苦难和死亡。他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用了三个地名来总结：“黄州惠州儋州”，哪一州不是血泪流！

可谁能忍受烙千层饼那样三十年的煎熬呢？面对所有苦难，他以一人承担，人间一切恩怨，都被他以审美化解，其诗文传世，哪有半点怨尤？有的是“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如此诗句，只有他能写，受尽苦难，而能宽容苦难，渡尽劫波，惟美飘零。

他飘零在杜甫与陶渊明之间，趋于陶渊明，在做圣人还是做真人的两可中，他也选择了像陶渊明那样做真人，但他最终还是没有迈出陶渊明那一步，在体制内学陶渊明，他虽然没有突破体制的局限性，但还是收获了一个硕果，那就是他终于学成了苏东坡。

桃花源虽好，但那只是个传说，可以作为理想，却难以当真，而陶渊明其人，可以在精神上追随，却难以在现实中实行。而“东坡”则可以说是文化江山的一角，桃花源的落脚处，具有可行性，为体制内的士人在体制外的美丽生存做了一个诗意栖居的备份。

人世不问僧俗，只要有美好的事物，便是他的去处。

坡翁的伟大，不在理论，也不在诗文，而在于他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一种美的生活方式。当他活在文化的江山里时，他便从苏轼活成了苏东坡，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可供审美的未来人格类型。

行文至此，已经是2022年12月31日下午五点，还有7个小时就是2023年。疫情该结束了，要走出疫情阴霾，告别疫情时代，开始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希望我们不再谈论疫情，当祝福快乐的钟声敲响，别忘了回头看看我们身后，那里还有一个“东坡”，是用来安顿那个从疫情里解放出来的自我。

（作者近著《走进宋画——10-13世纪的中国文艺复兴》，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