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洪侠/文

2022年的私人阅读，我照例是从《红楼梦》开始。此一种自创的“读书礼仪”，我坚持了已近20年。

今年读新书，最大的意外之喜，就是扬之水出版了一套名物学巨著《中国金银器》，而我竟然断断续续读完了。精装全五册，配书匣，里里外外，美轮美奂。五卷的护封分占红黄蓝白黑五色，大气又贵气。正文的图文设计，不仅精美、精致，而且精细、精准，对照方便，富有节奏，“书感”满满，“读感”欣欣。除了因为我不懂金银器，大部分内容需要认真对付、硬看硬啃之外，其他感觉都良好。每每遇到这么优美的文字，这么漂亮的插图，这么新鲜的见解，足让人于茫然四顾之际，顿感醒目醒脑，颇有有今夕何夕之感。

但梦终究还是频频被惊醒：这不是一个适合做梦的年份。

《红楼梦》
曹雪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年1月

今年“惊梦”的声音很多，也很杂，但我还是又在其中清晰听见了“文化沙漠”这一说法，个人的阅读方向因此也转了一个弯。我用了不少时间阅读相关文献，搜索报业集团数据库，同时也尝试从”文化湾区“角度重新认识”文化沙漠“话题

这里的湾区是指粤港澳大湾区（GBA），包括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九个城市，俗称“9+2”。它们基于传统地域与近两百年间中国近现代史而来的文化共性相当明显。我则注意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湾区城市大都经常被人冠于“文化沙漠”的称号。在某种程度上，“文化沙漠”起码曾经成为过它们共同的“文化符号”。

据初步观察，“文化沙漠”这顶帽子戴在湾区城市上的时间有早有晚，香港自然是最“资深”的，至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相比之下，其他城市则要晚得多。深圳是1980年代后期（而非人们相沿成习多所谓“建特区之初”），广州是1990年代，珠海、东莞等地则要到2000年之后了，这其中东莞属于“后来居上”者。

这真是一个奇妙的现象。妙就妙在：其一，粤港澳大湾区竟然是所谓“文化沙漠”如此集中的一个区域；其二，“文化沙漠”一词既非严肃的官方话语，亦非严格的学术术语，更没有进入权威辞书与大百科全书的阐释视野，但它就是能在官员、文人、学者、媒体人乃至市民的笔下嘴中传来传去，自带流量；其三，几乎所有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都是为了否定它，但正是舆论上的“否定”，加剧了它的传播，提高了它在媒体上出头露面的曝光率，造成了一种“莫须有”的现实；其四，大部分使用“文化沙漠”一词的人，既不深究此说法的准确含义，也不考察它的来龙去脉，都只是人云亦云，顺口挪用：既用于自我矮化，也用于自卫反击，既用于自我表扬，也用于“自相残杀”……

我不准备再回答香港或深圳或任何一座城市究竟是不是“文化沙漠”的问题，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个伪问题。我想读解的，是“文化沙漠”这个大家习焉不察的概念本身的传播故事：它究竟是谁？它从哪里来？它为何而来？它的使用场景有哪些？为了阻断它的使用和传播，人们究竟做了什么？

鉴于此项工作极为庞杂，牵扯各类文献甚多，今年我只做了一份1979至1990年深圳“文化沙漠”编年纪事。先理出深圳经济特区第一个十年的“沙漠时间线”，后续工作留待以后。为了叙述方便，我暂且只以深圳报业集团数据库为采样资源，其他略有涉及。

1979年之前；我在大美、大英百科和几种汉语辞书上都查不到“文化沙漠”这个词的“出身”。有个《新词语词典》举1960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的一句话作为最早出处，明显不靠谱。那句话是：“台北《联合报》等最近发表文章说，台湾现在变成了‘文化沙漠’。”又举例说：据美国《工人周报》报道，美国存在着广大的“文化沙漠”。这倒是提醒我们注意“文化沙漠”一词的使用场景：此语在我们这里是“大批判词汇”，用于描述敌对阵营的文化现状。

《中国金银器》
扬之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年8月

有些年纪的人都会记得，当年人们反思“文革”时，也常常用“文化沙漠”来描述“十年浩劫”造成的恶果。比如作家李国文在《书事忆旧》一文里说：“我记得在仅有八出样板戏和浩然先生小说的一片文化沙漠中，不但无书可买，更是有书也不能读……。”

按有些学者的考证，香港早在1920年代就被上海等地的文化人称为“文化沙漠”了。1927年2月27号，鲁迅第二次来港演讲，一群年轻的香港写作者向鲁迅提问：“香港是文化沙漠吗？”鲁迅回答：“不可以这样说，这样说太颓唐了，就算它是沙漠也不是不能改变的。”

近百年间无数文化、政商名人否定过“香港是文化沙漠”，看来鲁迅是这个行列中的第一人。

这代表了“文化沙漠”一词的另一种使用场景：老牌文化中心城市对新兴工商城市的傲慢与偏见。巴黎曾经说伦敦是文化沙漠，伦敦后来又说纽约，纽约说洛杉矶，苏州说上海，上海说香港……这是一条有据可查的“城市鄙视链”。

1980-1981年；深圳经济特区刚刚成立时，深圳市文化设施落后，但主政者已经喊出了“文化先行”口号，第一家深港合资文化企业博雅画廊已经成立。没有当时的文字证据证明，有人给深圳戴上过“文化沙漠”帽子。

1982年；这一年深圳媒体上首次出现“文化沙漠”一词，且只出现一次。11月15日的《深圳特区报》上推荐了一本叫《捕蝶》的小说，称“香港不再是一个文化沙漠，她长满了艳丽多姿的花草，吸引着蝶儿穿梭其间，《捕蝶》显现了这小岛文坛的热闹情况。”这句话给深圳读者首次示范了“文化沙漠”的实用场景：经常用于否定，貌似这个词专门是为了否定而诞生的。

1983年；这一年，“文化沙漠”没有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可见1982年出现的那次绝对属“偶发事件”。

1984年；是年“文化沙漠”出现8次。数量陡然增高的原因应是本年年底中英将签订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自年初起，深圳报纸上涉香港话题增多。

1月8日的深圳特区报上，一篇推荐《香港作家小说选》的说：“我对香港文学知之甚少，总以为在这块‘文化沙漠’里，难以产生非商品化的纯文学。近读《香港作家小说选》，深感这是由于自身的闭塞，而形成的一种偏见和错觉。”

1985年；这是深圳“文化沙漠传播史”上的关键一年。这一年，好像有一种声音开始传播，即担心深圳成为“文化沙漠”。这年2月8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深圳青春艺术团应邀到哈尔滨演出，二十场预售票在两天内被抢购一空，有人冒着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在歌剧院门前等候退票。有哈尔滨青年找到艺术团演员们说，看了演出，我们知道深圳并不是人们传说的文化沙漠，而是生机勃勃的一片绿洲！

为什么忽然有这样的说法传到了哈尔滨？目前不得而知。或许是因为那几年深圳去东北集中招聘过人才吧。

1986年；这一年，“特区文化”成了热门话题，原因之一是深圳的文化建设得到了当时文化部长高占祥的重视。1986年12月4日的《深圳特区报》报道说，高占祥希望深圳搞一个适应特区文化事业发展的战略规划。特区报即在同月15日以“如何发展特区文化”为题举办了座谈会。有位与会者发言时表达出了一种很特别的焦虑。他说：“抓好特区文化迫在眉睫，切不可让海外人士产生‘文化沙漠北移’之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有人担心香港的“文化沙漠”可能会跨过深圳河？倡导“特区文化”的文化部长并没有提“文化沙漠”，可见从一开始，所谓深圳成为“文化沙漠”的论调就不是严肃的“体制内话语”。

1987年；这一年，7月27日的特区报报道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时提到：1984年底，四川省委决定在深圳办一个“四川省对外文化交流中心。当时有人提出疑问：“到深圳办文化窗口有啥意思？去接受资产阶级影响吗？”“人家到深圳是做生意、图赚钱，那里是文化沙漠，有啥文化交流可搞？你们中心还是想捞钱吧。”看来内地省份已经有人习惯于把深圳和“文化沙漠”联系在一起。

1988年；这年2月中旬的一天，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任文化部长王蒙：“1983年，您作为一名作家来过深圳特区。这次，您以文化部长的身份旧地重游，对深圳的文化现状有何见教？”王蒙说：“1983年至今，一晃五年，这里变化很大，发展很快，令人高兴。现在要说深圳是文化沙漠，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是第一位部长级官员否认深圳是“文化沙漠”。然而王蒙话里有话：是“现在”不是，当初呢？曾经是过？

本年10月深圳搞了一个“88青年文化艺术节”，报纸上说，深圳市文化局今年以来接待了几批外地来参观的同行，客人们不禁发出“士别三日，刮目相看”的感慨：深圳不再是文化沙漠了。”

就这样，从1988年开始，媒体开始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然后津津乐道沙漠如何变成了绿洲。这样的一个逻辑一直沿用到今天。

《历史这面镜子》
李国文 /著
东方出版中心
2018年10月

1989年；看来这顶以“文化沙漠”为材料制成的“帽子”，深圳糊里糊涂就戴上了。什么是“文化沙漠”？为什么要把原用来贬低香港的“帽子”送给深圳？深圳为什么要承认自己曾经是“文化沙漠”？这些问题尚未获得及时与深入的思考，深圳人就开始了为自己辩护的路程。这条路很长，一直通到今天。初期的辩护策略是先承认，再否认：承认原来是，否认现在是。

本年度的10月7日，特区报刊登综合消息，标题为《昔称文化沙漠 今成文化窗口 深圳文化事业蓬勃发展》。今天看来，这则报道混淆了两个问题：其一，文化设施落后，并不等于一个城市是“文化沙漠”；其二，兴建文化设施与机构，并非仅仅为了“树立和完善深圳的文化形象”。我只能猜想当时“文化沙漠”论调给深圳文化人的伤害太深重了，以至于他们把摘掉“文化沙漠”帽子当成了一座城市发展文化事业与产业的目的。堂吉诃德们纷纷大战风车。

1990年；深圳迎来了第一个10周年。总结10年成就，是本年度的主旋律。这一年，“文化沙漠”一词在主流媒体上出现的次数迎来第一个高峰。从此，每逢说起深圳文化，“文化沙漠”都如影随形，好像离开这个词，我们已经不知道如何判断深圳的文化方向了。

这时深圳人已经习惯了以否定“文化沙漠”的方式肯定深圳的文化成就。他们对这个词如此在乎，以至于有人在媒体上开诚布公地承认：“作为一个深圳人，每听见有人讥讽深圳是‘文化沙漠’时，就像蒙受到一种耻辱，禁不住要与之争辩。”

然而，“争辩”时无法回避的同一个问题，答案却有截然不同的两种：一种是坚称“文化沙漠”论是对深圳的误读、贬低乃至污蔑，即认为不论建特区之初，还是任何时候，深圳都不是“文化沙漠”。另一种则是承认深圳曾经是“文化沙漠”，但时间只是“建特区初”或“八十年代”。这两种由一个问题引出的相互矛盾的答案，于1990年特区十周年之际，构成了深圳应对“文化沙漠”论的最初模式，且结构稳定，直到今天也变化不大。它们有时还会同时出现在一篇文章里，像“他乡遇故知”一般关系融洽。

官方色彩浓厚的《大鹏颂——深圳经济特区十年成就展》，则在解说词里一会认为“文化沙漠”是“贬称”，一会又说“文化沙漠”已变成文化绿洲，恰似《射雕英雄传》里的周伯通左右手互搏。

这一年的年底，一本“奇书”出现了，所谓“奇”，是书中文章的十几位作者似乎不约而同坚持一个原则：不承认“文化沙漠”说法；文中根本不提“文化沙漠”这回事。

《深圳特区文化初探》
深圳市文化委员会 /编
海天出版社
1990年12月

此书名为《深圳特区文化初探》，1990年12月由海天出版社出版。书由当时的深圳市文化委员会主编，内容是荟集特区成立十年来文化研究成果，全面反映特区文化研究实绩。序言作者说，此书的汇编属开拓性工作，是献给特区十周年的礼物。

其中有一篇题为《迅速发展深圳特区文化事业》的文章，作者苏伟光从八个方面历数累累成绩，证明深圳文化经过十年努力出现崭新局面。他尤其提到，建立特区前，深圳是一个仅有两万人口的边陲小镇，文化设施不过是一间1949年前留下的小电影院，一间六十年代初扩建的戏院和一家不足一百平方米的新华书店。他又提到，深圳对外文化开放中，坚持的原则是“有所引进，有所抵制”，“排污不排外”。

我读到这些地方时，总感觉“文化沙漠”一词有呼之欲出之势，然而并没有。通篇文章根本见不到“文化沙漠”一词。

有趣的是，仅仅6年后的1996年，已经成为文化局长的苏伟光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说，16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重视下，深圳文化事业有了“超常规”的发展，彻底甩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并逐步走向文化绿洲。

他终究还是接受了“文化沙漠”这顶“帽子”。

（作者系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晶报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