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晨/文

“阅读让我可以从当下的纷繁混乱中跳出，获得几分宁静的慰藉和庇护，同时又能站在局外人的视角审视当下，站在百年历史大周期的视角去思考需要推动的转型。阅读是探索和发现之旅，思想的火花，新思维的框架，让人兴奋不已。阅读也让人感叹常识的缺失多么可怕，无论是刻舟求剑还是掩耳盗铃，寓言的智慧听起来觉得那么直切与真实。”

基辛格在新书Leadership（领导力）中点出了坚持阅读的意义。广泛的阅读看起来似乎在涉猎无用的知识，实际上为有心人提供了思维实验的场景。书里的案例可以复盘，实际的问题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在历史场景中演练判断力显得弥足珍贵。引经据典，历史案例有助于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分寸感，学会审时度势。无用的知识所带来的愉悦感，非与智者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其乐无穷，所产生的启发与镜鉴，不躬身入局是无从领略的。

Leadership: Six Studies in World Strategy
[美] Henry Kissinger / 著
Penguin Press
2022 年7 月

历数过去一年的阅读，大致也反映了类似的心路历程，分享今年阅读的十本书，连缀起一段2022年的思想之旅，分享四个思考点。

第一是大历史观，强调对历史和长周期的理解。

达利欧在《原则II》中强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配置个人亲身经历之外的历史。每个人在一生之中遇到周期性的波动并不多，遇到革命、战争、重大灾难的几率更少，人生成长阶段的经历和冲击所形成的记忆会影响我们的认知模型和行为模式，如果没有大历史观，这种影响会终其一生。比如，达利欧的父亲在大萧条和二战中成长，韧性十足，但对未来缺乏安全感；同样，过去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塑造了当代中国人的“易得性偏见”，对未来有期许，但可能缺乏应对变化的韧性。

《原则：应对变化中的世界秩序》
[美] 瑞·达利欧 / 著
崔苹苹 刘波 /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回到重要的历史现场会带来历史横切面的价值。《戴维营三天》让我们领略了美国领导者的一系列单边决策给全球金融秩序和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所带来的深渊影响。这本书还原了重要的历史现场——51年前的“尼克松冲击”——详细记述了二战之后所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即锚定黄金的以美元为主导的固定汇率体系，是如何在1971年8月由尼克松政府在戴维营的一个周末被推倒。美国认为自己已经为全球金融体系、全球安全体系承受了过多的压力，为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复苏乃至蓬勃成长付出了过多的代价，需要全面调整，让西欧和日本承担更多安全和金融责任，推动西欧和日本乃至其他国家的市场更加开放。三天闭门决策的结果是单边霸权行为，赤裸裸从美国利益出发，逼迫西欧和日本就范。但事后看来，这种单边倒逼的做法也的确收到了推动全球金融系统从固定汇率转向浮动汇率，从黄金锚定转向法币信用支撑的全新全球金融格局，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打破路径依赖主动寻求变革。

《戴维营三天》
[美] 杰弗里·E.加藤 / 著
潘雨晨 刘震 杨延龙 孙志强 董虹蔚 张宁宁 / 译
中译出版社
2022年11月

五十一年前的历史现场与今天全球面临的挑战有相似性，大转型常常源自偶然的促发点，改变往往由国内外某个无法控制的事件为诱因，但决策中的多元思维激荡仍弥足珍贵。

陈志武教授两卷本的《文明的逻辑》时间跨度更长，从五百年前的大分流开始溯源，梳理推动市场经济发展和工业革命爆发所需要的文化、制度和规则。

两个视角丰富了我们审视历史的思维框架。首先是风险的视角，风险就是跨期承诺和跨期信任，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文化和宗教让他们能更早就构建了支持跨期信任的制度和规则。陈教授从群体互动演化出各种不同共担风险的制度的视角分析了中西各种不同文明发展的脉络，梳理婚姻、宗族、宗教、金融机构等一系列制度建立背后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与部分互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其次是计量历史学的视角，融合经济学和历史学，跨学科地理解发展。历史是知兴替的学说，经济学则是讲发展的学说。兴替侧重于政治层面，需要增加经济发展、制度建设、科技推动、文化交流等多个维度；经济学利用历史的数据，则可以更好研究长时间尺度推动发展的动因。

《文明的逻辑：人类与风险的博弈》
陈志武 / 著
中信出版社
2022年3月

第二是对全球化未来的研判。

塔夫茨大学米勒教授（ChrisMiller）的ChipWar（芯片战争）给出了一个全球化的样本。过去七十年芯片的发展，是全球化相互协作和相互依存的样本，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主导整个芯片产业的价值链，每个国家都有相互卡脖子的地方。这也突显了全球化的特点，恰恰是美国、中日韩和欧洲的通力合作，才会有芯片行业的快速发展，也恰恰是因为更为细致的分工，让芯片行业的相互依存度变得更大。危险的是，美国正在把芯片这一高度全球化的产业武器化，或者说正在把全球相互依存的研发商贸关系武器化，这是全球化面临的最大风险。

面对卡脖子技术，ChipWar给出了化解的答案。相互依赖本身就让“脱钩”的成本变得高昂，中国庞大的市场也给了在全球化框架下合纵连横的博弈以巨大的空间。同样，高科技发展对全球化的依赖更需要我们明确集中力量攻关卡脖子技术的正确姿势：不是简单的自给自足，而是继续打开国门，汲取全球人才，参与全球研发的开放式创新。

Chip War:The Fight for the World's Most Critical Technology
[美] Chris Miller /著
Scribner
2022年10月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德隆（Brad－fordDeLong）的新书SlouchingTowardsUtopia（无精打采走向乌托邦）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上一波全球化的超长世纪。从1870年算起到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结束，这一历时140年的超长世纪的元叙事（宏大叙事）是唯增长论，经济的发展唱主角。置身于人类文明三千年的发展长河中，这个超长世纪的经济发展是惊人的：人均GDP增长了几乎八倍，同样人类的人口又增长了八倍左右，经济规模成长几乎是爆炸式的。换句话说，1870年之后的世界是经济一元主导的世界（尽管期间曾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经济带来的改变太多太快，占据了舞台的中央。全球化、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商业颠覆，这些都是唯增长论的体现。

但市场经济、技术和发展真能解决所有问题么？答案是否定的。财富增加，全球贫困人口相对缩小，让人类步入了一个不再有稀缺的世界，新问题反而更多，无法简单通过发展来解决。跳出经济发展的一维来看全球社会的变迁，需要增加维度。走出超长世纪，全球化的波涛汹涌将乌卡（VUCA）时代的特性彰显无疑。（我的新书《超越乌卡》对乌卡时代，即波动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有比较清晰的描述）书名《无精打采走向乌托邦》比较形象地描述了当下的状态，当稀缺不再是问题，富足还在远方的时候，即经济学家常说的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下一个目标的道路变得并不那么清晰和确定，探索才刚刚开始。

严肃的非虚构阅读之外，也需要小说带来“诗和远方”。插播一本在上海疫情期间阅读的小说《莫斯科绅士》，一本因为共同的境遇而共情的小说，也是一本充满寓意的小说。《莫斯科绅士》同样有着超长的时间跨度，跨越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五十年。而小说与全球化与进步主题的勾兑，体现在小说写实地呈现了上层甲板与下层甲板旅客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张力，而这种矛盾和张力同样存在于全球化和进步的定义上。上层甲板的旅客通常是全球化的拥抱者，也拥有进步的解释权，他们中最时髦的甚至认为自己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的全球精英，是资本和权力的弄潮儿；下层甲板的旅客常常在度日如年中积累怨愤，却没有爆发的机会，他们对上层甲板的人也是百感杂陈，羡慕嫉妒恨。

好的时代是上下层甲板有着良性流动的时代，让每一层甲板的人对他者都抱有“同情的认知”，清晰地知道同舟共济的共同利益；坏的时代则会陷入“二极管”的世界：要么是上下颠倒的世界，不知为什么疯狂，不知为什么沉沦，要么是不再有流动的僵化的世界，上层的人挥金如土，下层的人蝼蚁苟活。

第三、如何理解快速变化的世界，应对变化的逻辑又是什么？

在日益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快速迭代的商业大潮中，多元趋势以不可预测的方式汇聚而成的风险被形象地比喻成“疯狗浪”，这是《疯狗浪》的主题。面对扑面而来的大浪，组织不仅需要懂得如何规避，更需要理解怎样顺势而为。逆向思考，疯狗浪也是让猪能飞起来的大风口，弄潮儿是那些能够预判风口并做好准备的组织。如果说在相对平稳的世界，效率带来的渐进改变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主要动能，在剧变的时代，指数级增长则是成功企业需要拥抱的主线，借势成了关键。疯狗浪恰恰蕴含着巨大的势能，如何借势，书中给出了一套有效的思维框架和方法。

《韧性社会》则给出了应对变化的逻辑，韧性与创新将是未来十年一以贯之的母题。韧性强调抗打击能力和恢复力，需要灵活多样，创新则是创造新解决新问题的能力，在变化中寻找和抓住机会的能力。经济的韧性与社会的韧性又是两个不大相同的范畴。经济的韧性可以通过颠覆和创新来实现，社会的韧性却需要基于对个体多样性的尊重和对个体提供足够的社会安全网。

《疯狗浪: 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剧变》
[美]乔纳森·布里尔 /著
诸葛雯 /译
商业家 | 中信出版集团

第四、呼唤企业家精神，拥抱常识。

张维迎老师在《重新理解企业家精神》中念兹在兹的母题是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疫情的三年，让我痛感的是“自信与繁荣”的缺失，而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快速回到疫情前的2019年，你会发现“自信与繁荣”是想当然的，同时也会发现，想当然的东西缺失了才觉得更为珍贵。

企业家精神是“自信与繁荣”的基石，因为中国未来的经济转型需要创新驱动，需要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和创造的企业家去引领去推动。企业家是天生的乐观派，企业家也天生会拥抱风险，能更敏锐地把握机会，但企业家选择努力而不是躺平的前提是需要规则和秩序的保障。

过去的2022年，另一大感悟是常识的缺失。古人有太多关于常识的智慧，无论是“鱼和熊掌不可得兼”，还是刻舟求剑，或者掩耳盗铃的故事，都是对当下最好的鞭策。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也有其常识。推动人类进步的是进化，尤其是知识的进化、创新的进化。而推动知识进化依赖开放多元的思想市场、有操守有专业性的商业文明、有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高效的资源配置、以及有效的激励机制。

如何回归常识？仍需要不断地阅读，博古通今，中外兼修。拉长了历史周期，你会逐渐发现，太阳底真没太多新鲜事，第一次是悲剧，再发生时只能是闹剧；同样看多了案例，你会对变化有更深刻地理解，没有什么天长地久（Nothinglastforever），每一次重大转型和变化都是催促人思考再学习的过程。当然，在大转型期，经济发展之外，也需要探讨全新的社会契约，而它需要政府、市场（重要主体是企业和企业家）和社会（主体是普罗大众）的参与和讨论。

阅读是终身学习之旅，阅读推动我们思考、提问、讨论。在乌卡的时代，问题比答案、思考比执行更重要。

(作者系《经济学人•商论》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