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在由经观主办的“2022财资管理高质量发展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陈道富发言表示，期待2023年的政策能触达、影响到个人与企业的预期，激活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使经济运行和政策杠杆作用得以发挥。

陈道富表示，二十大报告中把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统筹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经济增长是发展和安全的基础，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今年经济三重压力比较突出，其中，需求收缩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陈道富指出2022年经济的三个特征，首先是需求收缩。上半年的出口还比较强劲，但是三季度、特别是四季度以来，出口的需求开始下滑。消费和投资，特别是消费需求不振，需求收缩是2022年经济运行比较重要的特征。

陈道富表示，2022年经济第二个特征是微观个体、企业主动进行资产负债表调整的迹象。经济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流动性陷阱，流动性淤积在货币市场。由于需求端不旺，真实的货币需求并不是特别旺盛。房地产市场、个人都出现了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个人在大量提前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同时，储蓄存款大幅度的上升。个人可支配收入，特别是对未来就业和可支配收入增长减缓的预期下，仍然大幅度的提前还贷和增加储蓄。企业同样，最近引导贷款利率下降，部分企业贷款甚至能拿到百分之二点多的低利率，但一些企业拿到贷款优先偿还过去的高息贷款。典型的例子是留抵退税，政策本意是希望能把这块资金直接注入到微观企业，但是实际执行结果是这部分资金只有很小一部分被用来扩大再生产，相当一部分被用来偿还贷款或者存放到银行了。第三个特征是信心不足，带来了消费不振和投资意愿不足的问题，结构性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仍较突出。

展望明年，陈道富认为，经济压力仍然突出，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民间经济包括消费和投资的活力相对不足。企业主动去库存或将导致生产端表现弱于需求端。其次，经济上仍然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陷阱和资产负债表衰退风险，近期流动性需求端的改善不是特别明显，明年仍然还要关注结构性调整的因素。第三，金融风险暴露的压力会加大，今年金融机构的利润出现一定下滑，资本压力凸显，中小金融机构、信托、投资、银行理财等领域的风险暴露应更加关注。明年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转向进一步加息，全球经济一定程度的衰退或部分国家出现危机，与国内的经济压力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叠加需要高度关注，国内股市、债市和汇市的波动与国外市场波动之间的关联，金融风险和金融安全，仍然是明年应该高度关注的要点。第四是技术上的判断。疫情期间出台了很多纾困和救助政策，到今年底或明年中到期，需要有过渡性的安排。因为很多政策是缓缴，如果一次性到期的话就需要大额的补缴，给经济会带来额外的冲击和压力。从疫情走向正常化的过程中，政策的有序过渡需要在技术上有更好的考虑和安排。

对于明年的政策取向，陈道富也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考虑到深层次的预期问题，所有的政策要能打到预期的层面上，要能撬动市场和民众的预期能够重新思考、重新分析，需要一些政策上的策略。此类策略不是纯粹靠需求尤其是通过挤牙膏式的需求政策来实现的，而是需要针对预期的一些政策实施。这些影响到预期的政策，能够有助于需求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提高经济的活力和动力。

陈道富认为，把防疫政策、房地产市场、资本扩张的政策如果能有所动作的话，这不是简单的预期管理，不是从结果上去管理预期，而是通过这种政策触达去影响形成的预期，最终激活市场的活力和动力，使得经济运行和政策杠杆的作用能够发挥出来。

除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外，陈道富认为更需要强调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对于货币政策来说，传统的货币政策可能空间不大了，现在的低利率带来的是资产负债表的调整，信用扩张的传导不畅导致政策效果是比较有限的。货币政策重点在于保持合理充裕的流动性，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适当应用结构性的工具等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为其他部门的改革和市场扩张提供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和货币条件。

“可以继续维持和适当扩大现有的结构性工具，包括保交楼的稳定基金，政策性的贷款，创设一些支农金融的工具等，这是财政和货币的配合和相互合作的重要领域，也是中国在传统的价格和数量的总量工具之外的工具箱”，陈道富认为，在现有的政策环境下，这方面仍然是中国货币政策非常重要的组成。

对于汇率政策，陈道富表示，现在的这种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相对快速的反映供求双方之间预期的汇率形成机制，可以相对有效地抑制一致性预期引发的汇率波动。明年还是需要坚持这种汇率调节机制，明年仍然需要保持汇率在合理区间相对稳定，但不是直接在交易层面上直接干预，而是去影响决定汇率的宏观基本面，稳住经济就是对汇率稳定的最大支撑。

最后，陈道富建议，市场的参与者既要看到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同时也要分析二十大所构筑的道路和框架，对于整个市场运行和逻辑的变化，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够为做好财富管理提供有力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