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在青岛的日子

欧阳霞2022-12-29 14:54

欧阳霞/文

照片上的沈从文，嘴角总是挂着善意的、含情的微笑，像个孩子般纯真又明媚。他用天性中的朴实、天真和自由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心地明净。

上世纪30年代，在写作是否可以传授、作家能否培养的质疑声中，新建立的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将“文学创作”列入中文系课程，并“亲登讲坛讲授‘小说的作法’课”。杨振声在清华大学任文学院院长时就曾与俞平伯、朱自清等一起开设了“高级写作”课。

1930年，杨振声到上海邀请闻一多、梁实秋加盟国立青岛大学，同时他也多方打听，想要物色一位写作课老师。徐志摩和胡适向他推荐了在中国公学教书的沈从文。当时，杨振声有过一瞬间的犹豫，因为在教育部对大学师资的要求中，大学学历是重要条件，而国立青岛大学的教师，许多都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按说根本没有进入大学体制任教的机会。

但杨校长只是片刻犹豫后，坚定地向沈从文发出了邀请。然而，沈从文不仅没有因此感激落泪，反倒犹豫不决。这个自称为“乡下人”的小学毕业生，对自己的才能笃定不疑，像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所说：“我仅凭天赋便能胜过你们苦心钻研”。事实上，在年轻时他就以文学创作和对文学的独到见解，得到很多大学校长的赏识。在国立青岛大学向沈从文发出邀请之前，沈从文就曾在胡适主持的吴淞中国公学以及陈源主持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执教。

之所以没有立刻答应杨振声的邀请，其原因或可从沈从文致好友王际真的信中得到答案，他说:“我不久或到青岛去，但又成天只想转上海，因为北平不是我住得下的地方，我的文章是只有在上海才写得出也才卖得出的。”由此可见，青岛并非沈从文的理想之地，他生怕离开上海之后，写不出文章。可是，正值时局动荡，上海各私立大学已停办，如果抛弃教职，专职写作是难以养活自己的。无奈之下，1931年8月沈从文才离开繁杂的上海，来到偏于一隅的青岛任教。他在日记中写道：“学校还是照常上课，地方安静，不会出什么事故”。

沈从文租住在青岛福山路3号，这里一幢德式小楼庭院曲曲折折，通过石阶可以进入院内，再通过石阶才能进入居室，到了窗口就能望见阳光下随时变换颜色的海面和天光云影了。

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中文系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在文学创作上自信满满的沈从文，对于教书一直没有信心。性格内向、不善言辞的沈从文第一次登上讲台，竟一句话也说不出口。呆了10分钟，才径自念起讲稿来，仅10分钟便讲完了原先准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然后望着大家，再也无话可说，最后在黑板上写道：“今天第一次登台，人很多，我害怕了。”学生被他的“可爱”逗笑了。

沈从文自知理论不足，他在文章中说：“为了补救业务上的弱点，我得格外努力。”沈从文要求学生“脱去一切陈腐的拘束”，“忘掉一切名著、一切书本所留下的观念或概念”,他不断地鼓励学生：“一支笔学会大胆恣纵无所畏忌的写下去”“这个人所读的书即或不多，还依然能写出很完美很伟大的作品”。他教学生写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近人物来写。他从不给学生出命题作文，谁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自己命题。他给学生作文写的批语，常常比学生的作文还长。沈从文以亲自创作实践的方式向学生示范不同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三三》就是他在国立青岛大学（后改为国立山东大学）时为学生示范创作的小说。沈从文在青岛教书期间，“写作很勤，经常出入图书馆，查教学材料。”

然而如此的教学努力，并没有获得他预想的教学效果。由于沈从文重感觉和经验积累而不注重知识系统传授，再加上他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重，学生很难听懂。据沈从文自己回忆“刚开始有大约二十五人很热心地听讲，但是后来越来越少，一年以后只剩下了五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是去旁听的。”

但是，总是有与他惺惺相惜懂得他的学生，正如汪曾祺说：“沈先生讲课是非常谦抑、非常自制的。他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没有一点哗众取宠的江湖气。他讲得很诚恳，甚至很天真。但是你要是真正听懂了他的话——听懂了他的话里并未发挥罄尽的余意，你是会受益匪浅、而且会终生受用的。听沈先生的课，要像孔子的学生听孔子讲话一样：举一隅而三隅反。”

而沈从文也在青岛发现了一个可造之才，他说:“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因为五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他所学的虽是英文，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沈从文所说的学生就是国立青岛大学英文系学生王弢(1930年入校，后改名王林)。1932年，王林在《现代》杂志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了小说处女作《岁暮》。1933年之后，王林曾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小说，并且在《现代》《国闻周报》等杂志上也崭露头角。1935年，王林完成长篇小说《幽僻的陈庄》，沈从文亲自为其作序。沈从文称赞“他那勇于在社会方面寻找教训的精神，尤为稀有少见”。

沈从文一生关怀和提携青年人，对学生更是有求必应。学生写得好的习作，沈老师就寄到相熟的报刊上发表。“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可以说是不计其数了。”汪曾祺回忆说：“我在一九四六年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都是沈先生寄出去的。他这辈子为别人寄稿子用去的邮费也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了。”臧克家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时，也曾得到沈从文的帮助。

沈从文在青岛教书时，置身于精英群体中，性格又略显孤僻，所以在集体中始终居于边缘位置和游离状态。而且他的小说《八骏图》又不小心讽刺了闻一多和梁实秋，让闻老师和梁老师气不打一处来，也不和他一起玩，沈从文似乎被同事和学生孤立了。

也恰在此时，1931年11月的一天，徐志摩空难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刺向他的心头，让沈从文悲痛到无法言意。沈从文连夜坐车赶到徐志摩遇难地济南开山，为挚友办理后事。

徐志摩对沈从文有知遇之恩，是知己，是伯乐。一个风流多情的“贵公子”，一个大山深处的“乡下人”，因文相遇，因文相知。

20岁时，沈从文从偏远的湖南湘西老家跑到北平，一心向读大学，可是小学学历的低起点未能推开任何一所大学的求学之门。偌大的北平，让他茫然失措，从家乡一路背来的书没有一本给他指明方向，天赋的写作才能也没能打动报刊杂志的编辑。北漂的日子眼看着不知飘向何方了。就在这时，沈从文生命中的贵人出现了，他的人生从此迎来了巨大的转折。当年，只比沈从文大5岁、但在文坛已是声名显赫的徐志摩从英国游历回国后，成为《晨报副刊》的主编。

有一天，徐主编意外地在废纸篓看到了沈从文的文稿，徐志摩惊叹：“多美丽生动”、“浓得化不开的情怀”、“天才般的写作才华……”，从此，徐志摩一篇又一篇地刊发沈从文的文章，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发表了7篇。不得不承认，徐志摩对文章的鉴赏水平如同她对女性的欣赏品味一样高超。除了借“一己之便”，为沈从文发表文章，徐志摩还不遗余力地向朋友推荐沈从文。梁实秋说：“由于徐志摩的吹嘘，胡适先生请他到中国公学教国文，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被人赏识，是很不容易。”

也就是在中国公学教书时，沈从文对学生张兆和一见钟情。张兆和是民国著名教育家安徽富商张冀牗的三小姐，又是公认的中国公学校花，而沈从文只是一个来自边远湘西山间的清贫男子。沈从文开始频繁地写情书给张兆和，半年写了上百封，却无法打动张兆和。张兆和甚至将沈从文的情书交给校长胡适，希望胡校长制止这位老师的行为。胡适对张兆和说：“他顽固地爱着你”，张兆和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在沈从文困苦难当的日子里，是徐志摩的提携，让他走向了文坛，并逐渐走向辉煌。沈从文感慨道：“没有徐志摩，我这时节……不到北平去做巡警，就卧在什么人家的屋檐下，瘪了，僵了，而且早已腐烂了。”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至爱的朋友就这样猝然离远了，沈从文的心情如过路船残留在海上的一缕淡烟般空洞。

在寥落的生活里，一堆日子悠悠地过去了。“青岛不值钱的阳光，同那种花钱也不容易从别处买到的海上空气”抚慰着他那纠缠在爱恨离愁中的心，“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远景凝目的机会便多了些……海放大了我的感情和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还有一个原因是，在沈从文的苦苦追求下，他的爱情突然峰回路转，女神张兆和终于答应了他的求婚，并飞奔到了青岛。在青岛的日子大概就是沈从文爱情的巅峰时刻了，之后的张兆和以及高青子再也没有给予他刻骨铭心的爱恋。沈从文的心境开始疏朗，眼目开始明爽。他感觉到生命的自信正在寂寞里迅速增长，心中蕴藏着的充沛能量就要爆发了，他清晰地意识到，一个创作高潮即将到来，于是沈从文开始夜以继日地写作了。他揉合诗歌、游记、散文抒情，他打破文学形式尤其是小说文体的界线，他的艺术感觉异常超越，他从大自然中体会着生命的丰富和伟大；找寻着爱与美相交融的情感；创造着人性中的庄严、健康、美丽、虔诚；抒发着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