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老盈盈 12月19日，二十国集团(G20)可持续金融工作组共同主席、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院长马骏在第十七届21世纪亚洲金融年会“2022碳中和主题论坛”上表示，近年我国绿色和可持续金融领域有了较快发展，绿色信贷市场、绿色债券市场已排世界前列，但在传统绿色和可持续金融框架下，很多高碳行业大部分经济活动并没有被纳入到我国绿色产业目录之中，目前已有资金很难支持高碳活动向低碳转型。

马骏认为，目前我国转型金融正处于初级阶段，面临以下五大问题：首先，缺乏权威的转型活动界定标准，易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导致企业“洗绿”或假转型风险；其次，缺乏对转型活动的披露要求亦将会强化“洗绿”风险；此外，目前我国以债务型融资工具为主，股权类金融工具、保险和其他风险缓释工具较少；另外，当下我国对转型活动缺少相应激励政策；最后，在金融交易中，对“公正转型”概念还没有落实。此背景之下将会产生多种负面后果，针对此问题，G20可持续工作组历时十个月，完成《G20转型金融框架》，并与2022年11月16日在G20领导人峰会上得到批准。

马骏表示，《G20转型金融框架》是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提出的解决路径。首先，在第一支柱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的界定标准方面，马骏认为，界定标准应该是简洁、有效地帮助市场主体，包括企业、投资方来规避“假转型”风险，而不是高成本的冗长评估；界定标准也应包括透明、可信、可比的减排目标；同时还应该具有动态性，适用于多种场景，并在国际间具有可比性和兼容性。

第二支柱是对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的披露要求。马骏认为，企业在转型活动和转型投资过程中，要有科学的转型计划和清晰明确的方法论与数据信息，进而稳步实现转型。

第三支柱是转型金融工具。马骏指出，目前市场上以债务型融资工具为主，包括不指定用途的可持续挂钩贷款、债券和指定用途的转型贷款、债券等。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企业债务率较高，所面临风险较大，股权类融资工具更为重要。适当引入奖惩机制，能够鼓励企业更加努力地实现减排目标，成效较好给予如低成本融资等鼓励；成效较差，可以相对提高融资成本。

第四支柱是激励政策，马骏表示，可以通过优惠融资、政府担保、贴息和转型金融工具的认证补贴、政府基金投资、优惠税率、央行金融政策等激励政策来推动企业完成转型。

第五支柱是公正转型。马骏将具体措施归纳为三个动词：评估、披露和缓解，首先要鼓励转型金融的融资主体评估转型活动可能带来的社会影响；其次要披露这些影响；最后采取措施来缓解这些影响。

此外，针对《G20转型金融框架》，马骏提出了五点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首先，马骏认为，监管部门应该尽快明确转型金融的界定标准、披露要求和激励机制。如果标准和披露要求不明确的话，可能会出现“洗绿”或者是“假转型”的风险。

其次，马骏以浙江湖州为例表示，在全国统一监管要求出台前，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可以出台自己的转型金融目录。

再次，地方政府可以将转型项目纳入绿色项目库。马骏认为，如果未来有了较明确的转型金融标准和符合标准的项目，应尽快把项目纳入库，推进金融资源有效对接。同时，可以选择一些典型、具有示范性的项目，如钢铁、水泥、化工等，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通过这些示范项目，降低风险与融资成本。

此外，他还认为，金融机构应该逐步转向“投行思维”，指导企业编制科学的转型计划，创新转型金融工具，探索包含公正转型因素的KPI。马骏认为，目前的一些金融机构存在“守株待兔”的心态，“好像是等着企业自己去研究到底怎么转型，那么他们知道怎么转型以后，再到银行来申请某种转型的融资。”但目前情况是大部分高碳企业想转型，但是不知道怎么转型，因此金融机构应该转向“投行思维”，帮助企业来聚集相关资源，推动企业编制科学的转型计划。

最后，转型企业也应该建立自己科学完整的转型计划，提高转型活动的透明度，防止“假转型”等声誉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