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文 自“新十条”出台以来,不少地方都在为企业复工复产摁加速键。在很多人的设想中,防疫政策优化后,人间烟火气就会立马回归,像摁下“一键恢复”按钮,就能初始化电脑系统界面那样。
但由于社会面感染者增加,部分行业企业复工情况受到明显影响。在北京,很多快递网点因快递员大面积感染而出现人力短缺,快件积压严重;在广州,有的餐饮商家因员工陆续“中招”而无法运转,刚恢复堂食又被迫停业。一些反对者据此认为还不如不优化——以往有健康宝绿码和核酸阴性证明“护体”,不少人还能出门,现在不查验这码那码了,出门的人反而少了。
从短期情况看,这似乎不无道理:防疫政策优化后,按理说有助于人和物“流动性”的释放,问题是,随之而来的还有感染者数量快速增加,这会带来两种情形,一是许多“阳”了的人不得不休息,二是很多没“阳”的人担心感染而减少活动面,最终这都会影响社会性流动,给快递、餐饮等行业带来现实冲击。
可这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一点:解封有着两面性,A面是会消除封控伴生的社会抑制效应,B面是会加速感染高峰的到来,但B带来的瞬时冲击是短期性的,A激活的社会活力却是长期性的。因为短期的负外部性而否定解封长期的积极价值是一种短视。评估封控与解封各自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显然也要看长远而非眼下。
对公众而言,当下先要调整不切实际的“放开管控措施=大众快速流动=经济迅速回暖”的预期。从其他国家地区的经验看,解封的确能提振市场信心,但伴随着感染峰值出现的,经常是过渡期内生产节奏被打乱和消费低潮。特别是社会消费,恢复曲线不会像V型反弹那么陡峭,而是来得相对平滑。指望解封后就能三下五除二地将疫情对生活生产的影响清除,让其快速回到疫情前,并不现实。
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因为生产生活被感染高峰扰乱,就否定防控优化的必要性。应看到,疫情扩散就像汛期洪水猛涨,封控无异于用物理手段围堵洪水,解封则相当于开闸泄洪。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性持续增强,也就是水位上升速度越来越快,靠堵已经很难堵住了。这时泄洪就成了不二办法,尽管开闸后会出现洪峰,但能避免堤堰溃塌的风险。如果因为洪峰的出现就认为不该泄洪,那未免缺了些系统性考量的思维。
从社会经济角度讲,防控优化就是在重新打通国民经济血液、经络等环节的堵塞。在堵塞已经带来一堆弊害的背景下,打通经脉的循环,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对很多企业来说,同样是复工复产受影响,现在的情形跟封控状态下是不一样的。在封控状态下,企业很难摆脱巨大的不确定性,它们会担心今天刚恢复运转,明天来个密接又得关门歇业;会担心这波封控刚结束,下一波又在路上。而现在,企业会有相对稳定的预期,它们知道,等扛过发烧这几天,员工就能返岗了;等感染峰值过去了,更多人也就会上街购物了。
再说,回到日常生活层面看,封控终究是一种非常措施,人们在特殊时期可以为防疫让渡出行自由和经济收入等权益,但终究要回到正常化的生活中来。所以今年以来,国家层面的疫情防控政策不断优化,从“第九版”到“二十条”再到“新十条”,松绑态势很明显,它顺应的是现实形势,也是民众呼声。
但是,在“洪峰”来临时,如何保障社会受到的冲击最小,政府部门仍可有所作为。结合当前人们的反馈看,努力保障抗原、药物等防疫物资的末端供应,并用分级诊疗服务网络进行分流,避免或缓解“急转弯”带来的药物紧张和医疗资源挤兑,也尤为关键。这其中,对老年人群体的兜底保障当更加完善。接下来,完善医疗应急预案,引导多方将医疗救护资源更多地留给最需要的老年人等特殊人群,是该有的动作。优化不是躺平,而是做较坏的打算、做最好的准备。
经济层面上,针对很多企业复工受阻的情况,可以制定“一企一策”的对接服务方案,因需送上量身定制的“服务包”,帮它们解决暂时性的人手短缺难题;针对消费恢复期偏长的问题,可以考虑出台更有力的促进消费措施(如跟商家共推消费券),鼓励人们多消费。
说到底,不要因为感染高峰就否定防控优化,但当下显然不是疫情终局,我们仍然需要一起共克时艰。但好在,时艰的“时”也是暂时和临时的“时”,度过了艰难时刻,事情会在向好中变得更加可期。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85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