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东方IC）

敬一山/文 2022年12月12日零点，累计服务约六百亿次的“通信行程卡”下线。这是疫情防控策略整体发生转变的大格局下，迈出的势所必然的一步。针对各方担忧的隐私数据处理问题，三大运营商也先后表示，“通信行程卡”服务下线后，会同步删除用户行程相关数据，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

这个曾经影响无数人出行的防疫工具，就此告别历史的舞台。运营商彻底删除隐私数据的承诺，也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目送行程卡退隐的同时，很多人也关心另一防疫工具——健康码的命运。相比于只记录个人行踪的行程卡，健康码的功能更强大，里面关联的个人隐私数据更多。而在多数地区、多数场合已经不再查验健康码的背景下，它何去何从，的确该早给一个说法。

理论上，健康码和行程卡有着同样的诞生逻辑，都是为了服务于精准防疫的目的，当防疫策略变更之后，健康码理当和行程卡一样，尽快下线并删除所有用户数据。

不过现在也有少数专家认为，疫情这几年，民众已经养成使用习惯，相关技术和应用基础也有了积累，可以把健康码回归于卫生健康目的，比如用健康码关联医保卡、扫码挂号付费等，甚至还建议可以转换为居民的电子ID或者电子名片，用来预约进入图书馆、博物馆，到政府办事等。

听起来这种“健康码转型”有一定诱惑力，既然前期已经花了相当多的经费及精力，为了避免浪费是不是可以用于公共服务？可仔细推敲一下不难发现，诱惑背后还是藏着不可忽视的隐患。这种“大数据治理”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当然有可能提高服务效率，可是一旦被滥用，用户就很难有还手之力。

无论行程卡还是健康码，这几年都有相关的教训。拿行程卡来说，其诞生初衷本来是很好的。2020年2月，当时全国推动复工复产，但判断员工是否到访过高风险区成为难题，于是工信部指导三大运营商为用户提供免费行程证明，这就是行程卡的原型。可众所周知的是，这个原本是帮助员工复工的功能，后来成为不少地方防疫层层加码的借口。

健康码更是如此。河南给数百名村镇银行储户赋红码事件，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后续郑州多名官员因此被问责。这虽是较为极端的事件，但其暴露的问题却可能具有普遍意义——一旦行政部门掌握了太多用户数据，而运行规则又不够透明的情况下，这种数据治理工具就可能被滥用。

基于这些教训，为了防疫而诞生的这些数据治理工具，还是应该随着防疫政策的调整而退出舞台。因为防疫的特殊背景，民众不得不让渡一些隐私和知情权，随着疫情防控走向正常化，这些可能侵害民众利益的“权宜之计”，就不该继续存在。

从本质上说，这些数据收集甚至有违法之嫌。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

所以，按照法律精神，无论给“健康码转型”想出多少正当理由，不能回避的问题还是：什么部门、什么平台有权收集个人的哪些数据？这些数据又将被应用在哪些地方？如何避免一些极端事件？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解答，那不如尽快将健康码下线，以彻底消除各种可能的隐患。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