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尼采的精神变形与孔子的克己复礼

超人从哪里来？显然不从苏格拉底来，苏格拉底已经成为洞穴。

那么上帝那里呢？尼采认为，上帝早就死了，也成了一个洞穴。几千年来，人们就活在这两个洞穴的阴影里，活出了一副奴隶的样子而不自知，因此，超人不可能来自这两个洞穴，要从能够照亮那洞穴的永恒的活火来。

于是，尼采两条腿走路，一条腿走向古希腊，往前苏格拉底哲学去，在那里，他相遇了一哭一笑两位哲人，一哭，是赫拉克利特，人称“哭泣的哲人”。一笑，则是德谟克里特，人称“大笑的哲人”。哭，是悲剧的诞生，笑，是日神和酒神的联欢；他的另一条腿，前往古波斯，走向了琐罗亚斯德，但他没采用这个希腊译名，而是用了伊朗本土更为古老的一个称呼：查拉图斯特拉。在“言必称希腊”时，他却选择了与古希腊敌对的波斯人的古老称呼，这是为什么？似乎从来没人这样问过。

子曰“必也正名乎”，当尼采放下琐罗亚斯德，而以查拉图斯特拉出场时，他明显将自己的身份认同转向了东方，同样是永恒的活火，他为什么不以赫拉克利特出场？其原因，绝非因为一乃哲学之火，一为宗教之火，而他特别倾向于宗教。其实，对于他来说，哲学和宗教，这两种文明样式，都是被理念阴影统治的洞穴，为末人所在。

那么，可以说尼采向往东方，因而背叛了西方吗？并非如此。有可能是这样的，他是基于日耳曼民族远古记忆里的雅利安想象，宛如还魂般，不仅雅利安人的幽灵得以在日耳曼民族的机体上苏醒，而且雅利安人的原始意识在他的超人身上重启。

尼采以查拉图斯特拉为先知，唤醒了日耳曼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日耳曼人并非都像歌德那样热爱希腊，那么认同希腊文化，就尼采本人而言，他对于古希腊只认同了一半，也就是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苏格拉底以后的希腊被他彻底否定了。

他为什么要否定？因为他讨厌“柏拉图幽灵”，而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复活的便是这“幽灵”。这“幽灵”以苏格拉底的面目，在西方传统里出现，他与之针锋相对，以其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复活查拉图斯特拉，开辟了一条现代性的思想战线。

2017年2月，英爱尔兰科克大学哲学系教授格雷厄姆·帕克斯 (GrahamParkes)，在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1期上，发表《尼采与中国古代哲学：权力意志与“德”和“道”的领域》一文，该文指出，尼采主张权力意志是一种自我克服的过程，一个特定的存在者，不仅通过克服他人而扩展自身，而且要以之克服其自身。

这样的提示，岂不就是子曰“克己复礼”？权力意志的作用，居然被引申到孔子那里，乍一看，令人匪夷所思，细一想，又觉别有天地，思想犹如传奇。

若问何为“礼”？在孔子，即指周礼，于今天，对我们而言，则可谓“传统”。若以思维方式言之，就表现为“传统性”的样子，与西方的“现代性”思维正好相对。所谓“现代性”思维，在逻辑向度而非时间维度上，指向现代，反对传统。然而，尼采对此，不以为然，他一反西方历来的“现代性”思维，转而推崇“传统性”，在《偶像的黄昏》里，有一篇《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说：传统如此美丽，就像天才，是“世代积累劳动的最终结果”，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遗产，不是继承而来的东西，都是不完善的。

那么，日耳曼人的“传统性”在哪里？尼采没有寻根古希腊，因为，古希腊是“现代性”的源头，由“柏拉图的幽灵”主宰，故其反转而出，转向认祖雅利安，以查拉图斯特拉来做自己的化身，为自己立言，宣告他的立场：勿从“灵魂”开始！

文化开始的地方，不是灵魂，而是身体，柏拉图用灵魂误导了西方文化，使人离开自己的身体，跟着灵魂上天去，误入神的歧途，耽于信仰的迷思中，在进化之路上，浪费了两千多年，难以进取，所以，尼采要来指出一个正确的地方——身体。

人类的创造性进化，要回到人自身，如孟子所说的“反求诸己”，“反身而诚”，用身体文明取代灵魂文明，这方面，孔子堪称代表，其出身，正如尼采在《持镜的孩子》中所言：野性的智慧，曾在山上怀孕，在岩石之间，诞生了它最幼的孩子。

孔子，就是这样出生的一个孩子，故其生命充满了原始野性。从原始野性里，孔子的生命开始了“三种变形”，正如尼采在《三种变形》里这样说道：我告诉你们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狮子如何变成赤子。

我们在孔子身上，就看到这“三种变形”，当其以“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自命时，那便是骆驼精神；当其言“杀身成仁”时，就变成狮子的精神了；当其终归于“仁者爱人”时，就回到孔丘——那个山洞和那座山，赤子生命的原生态。

精神的这“三种变形”，指向身体，而非灵魂，在身体的文明方面，孔子本人就是个典范，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以养身，有“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以养心，以此，向我们展开了一个下学上达的生命历程：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是一个文明的样式，雍容而高贵，有如玉立之美，但这不是尼采的口味，不是尼采的精神选项，却有可能成为尼采的一个参考对象。

孔子的精神变形，后来被王权异化，异化为圣人，用尼采的话来说，孔子已从赤子的“我要”，变成圣人的“你应”了。而尼采要做的，不是做圣人，而是做超人，圣人有圣人的要求，他的口吻是“你应”，超人有超人的追求，其口吻为“我要”。

与“你应”相应的动物形象，是一条用人类意识虚拟出来的龙，尼采说：“你应”横在路上，每个鳞片，都放着“你应”的金光，对往来之人，如是说道：万物之价值，全都闪耀在我身上，一切价值，皆由我创，尔等不要有“我要”的非分之想。

尼采这话，在我们看来，就像是冲着孟子说的，当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时，其口吻同那条“你应”龙说的何其像？也许尼采的指向正是中国龙摸样？

孔子曾说“老子犹龙”，但此龙非彼龙，如果说老子是一条龙，那么他肯定不是尼采所说的那条“你应”龙，那是一条专门为孔子做圣人量身打造的圣化之龙，是从“我要”的赤子向“你应”的圣人转化、却又号称“不失赤子之心”的道统之龙。老子正相反，当他说着“反者道之动”，并发出“绝圣弃智”的倡议时，怎么看都像是一头“我要”的狮子，当其自问“专气致柔，能婴儿乎”？我们所见，便是一个“我要”的赤子。“我要”，是权力意志最响亮的呼声，也是权力意志的第一声，人出生时，那第一声啼哭，便是“我要”。尼采说：赤子是新生，是游戏，是自转的轮，是原始动作，是神圣的肯定。

而老子的赤子，不离《道德经》里那个“德”字，“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德”者，得也，得什么？一是得道，道即逻各斯，在尼采那里，表现为永恒的活火，而老子则以“上善若水”喻之；二是得身，《韩非子·解老》释“德”曰“身全之谓德，德者，得身也”，把道放在身上，逻各斯就转化为权力意志。

由此看来，“德”，就是权力意志，那“得也”，就是“我要”。

“我要”，是肉体的呼声，而非灵魂的呼声，是权力意志的表达，而非灵魂的诉求，在《肉体的轻蔑者》里，尼采这样说道：我是肉体，而非其他，灵魂乃是肉体的一部分。哪一部份？尼采没有说，没为灵魂提供个去处，使之尴尬于肉体之中。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里，却有一个心，灵魂可以往这个心里去，于是，灵魂成为心灵，孔子“从心所欲”的那个“心”，便是心灵，而其“从心所欲”的表白，岂不就是“我要”——权力意志的自由呼声？“我要”，但“不逾矩”，那便是孔子。

从老子的“自然”到尼采的“自己”

在尼采看来，肉体才是大理智，而精神只是小理智，是工具和小玩意，小理智好说“我”，大理智却从不言“我”，而实行“我”，履行权力意志的“我要”。

这一看法，同老子相似，因为老子也说过“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在肉体与精神之间，也是肉体优先，经其一瞥，精神失落，感觉失常，“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眼睛、耳朵如此，嘴巴和心亦似，“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病从口入，狂由心起，还有市场，其“难得之货”，亦“令人行妨”。

对于市场，尼采自有其说法，在《市场之蝇》里，他这样说道：市场需要戏子，无视真理，群众欢呼表演者，冷落创造者，故欲成大器，须远离市场及群众，逃离其邻人，逃到自身的孤独里去，孤独犹如深井，深不可测，深入其中，触底而立。

尼采的“深井”说，在老子那里也有类似的说法，叫做“致虚极”，亦即反求诸己，往内心深处去，在生命的极限处立定根本，那便是“守静笃”了。

于“万物并作”中，老子却说“吾以观复”，不是看它们如何进化，而是观其“反动”——“反者道之动”，看它们如何从“夫物芸芸”——物群，回归自身，回到根本——“各复归其根”，看它们作为孤独者，如何独自生存，那便是“归根”。

“归根曰静”，老子接着说，“静曰复命”。一个“静”字，左手拉着“归根”，右手牵着“复命”，从“归根”到“复命”，那过程，便是“致虚极”，而“静”，则如巴门尼德所言，成为“不动的一”，这也就是老子说的“道生一”，但那“不动的一”或“道生一”，已不再是神，而是如尼采所言，成为了“自己”——“我就是神”！

但“我”非“自己”。在“我”的背后，立一强大主宰，如一罕见哲人，那便是“自己”，彼居“我”之体内，即为“我”之肉体，因此，“自己”是“我”的极限，也是“我”的一切观念的提示者，“自己”不高兴了，对“我”说，尝一点痛苦去吧！“我”便痛苦起来。“自己”改口了，又说，尝一点快乐吧！于是，“我”又快乐起来。总之，“自己”，是“我”的创造者和指令者，而“我”，则是“自己”的表演者与运营者。

不过，在老子那里别有说法，勿云“自己”，而曰“自然”。“自己”，虽被尼采绝对化，但其形式却是有限的，他把康德的“自在之物”，从天空拉到大地上，使之具有了“人性的，太人性的”的属性。而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自然”，便是道“自己”，一个道“自在”的样子，因其“以无为本”，故具有无限性，正是在“无”中，天地一体，天人合一，“自然”有了一个理性样式。

“复命”即回归“自然”，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通往天命和天道的“自然”，尼采将老子的“自然”倒转，置“自然”于自身，于自身成就“自己”。

尼采也谈“复归”，犹如老子曰“复命”，但他是从“进步”的意义上来谈的，在《一个不合时宜者的漫游》中，他这样说道：我也谈论“复归自然”，“复归”并非倒退，而是上升，升往崇高，升至自由，经由“自然”升到“自己”那里去。

拿破仑，就是这样一个上升的例子，以“复归自然”的方式，他达到了“自己”，实现了他的“权力意志”，对此，尼采给予了高度赞美，称他为天才。

天才，是积聚着传统能量的巨型爆炸物，若“时代精神”紧张过度，一点最偶然的刺激，亦足以将命运唤入世界，引爆天才——革命，拿破仑就是这样的。

尼采认为，不是时代造就了拿破仑，而是传统成就了拿破仑。大革命时期，法国不但产生了拿破仑，还产生了迥异于拿破仑的人，但只有拿破仑，成为了时代的主人，成为了法国的主人，因为拿破仑属于另一种人，属于一个比蒸汽法国和戏剧法国更强大、更悠久、更古老的文明后裔，故其伟大乃以必然。

其反面，则为卢梭，尼采视其为“躺在新时代门槛上的畸胎”，他惊讶地发现：就连这个畸胎，也想“回归自然”。故其讶问道：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他认定，卢梭非经由“自然”回到“自己”，而是走向群众，这就不是一条上升的路线，而是进入下降的通道，于是，他再问一遍：卢梭究竟想回到哪里？

在他看来，“复归自然”同群众运动背离，其目标是追求超越，回到自己，而非要求平等，往群众里去，卢梭被这两种相反的运动和两股相对的力量撕裂了，就像老子说的那样，“不知常，妄作凶”，对此，尼采表示：我憎恨卢梭式“道德”——平等学说！作为大革命的“真理”，没有比它更毒的毒药了，它貌似公平，终结了公正。

平等不可强求，要像老子说的那样，顺其自然，“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这才算得上公平。可群众不这么想，他们要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可上帝死了，哪来的平等？还有国家，可以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国家消亡了呢，还有平等吗？连上帝都死了，作为“上帝的法令的手指”的国家当然也会消亡。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会消亡”，是基于一个新兴的阶级力量。尼采说“国家会消亡”，是因为他的超人就要来了，在《新偶像》里，他忍不住了，竟然欢呼起来：在国家消亡的地方，必要的人放声歌唱，那独一无二的美声，绽放其存在的芬芳，在国家消亡的地方，兄弟们，你们看见了彩虹与超人之桥吗？

国家消亡了，民族还在，从“国家就是民族”的谎言的屏蔽里，民族被开显出来，超人对着他的族人大声发问：上帝已经死了，国家的消亡还会远吗？

尼采将民族与国家分开，民族归民族，国家是国家，他说：在民族存在的地方，国家不存在。他这样一说，就把标榜“民族国家”的西方世界颠覆了。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当年留下的这句话，多像超人的口吻！不过，尼采换了个说法，对于群众，他不说“刍狗”，在市场机制里，他称他们为“市场之蝇”，在国家观念里，他说他们是“多余的人”。

尼采告诫他的超人：你的邻人，是一些毒蝇，历来如此，永远如此，你的伟大，不但不能为他们解毒，反而使他们更毒，更像一只毒蝇。所以呀，朋友，离开他们，逃到你的孤独里去罢！逃到风暴席卷的孤独里去罢！你有“自己”的命运，你不是一个蝇拍，不要去拍打那些毒蝇，就像老子所说的，让天地收拾他们，让圣人收拾他们。总之，一切顺其“自然”吧！而你，只要成为你的“自己”。

打发了市场，还有国家那一面，尼采发现：“多余的人”充满世间，国家被发明出来，就是为了他们——那些“多余的人”，为他们开动国家机器吧！看国家那个怪物——他们的“新偶像”，如何贪婪的吸收他们，怎样吞食、咀嚼、消化他们。

他们是病人，病得不轻，嘴里呕吐着肝液，他们却称之为“报纸”；他们是贪人，贪图金钱和权力，贪得无厌，到头来，却越贪越穷；他们是猴子，老是互相攀比，争往高处，却总是处在泥土坑里，不堪拥挤；他们是疯子，不顾一切，竞向皇座奔去，以为幸福就坐在那里，哪怕化为座上尘土，他们也在所不惜，可结果却是皇座消失。

朋友啊，尽管如此，也别太在意，上帝死了，我们还有大地，国家亡了，还有民族生生不息，远离了市场，我们还有“自己”可去——活出超人的真谛。

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老子是尼采的先师，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第十四讲里，讲到“老子”，就这样说过，他说：尼采哲学存在于尼采之前，老子庄子便是尼采之前的尼采。如果我们也像木心那样提撕尼采来读老子，那么对“老子出关”，我们该当作何解释——他岂不就是那个尼采所谓“远离市场与国家”的先行者吗？

据说，老子与孔子相会后，便各行其道，各自周游列国去了。孔子在东土，走了圣化路线，老子往西域——西出函谷关，一直往西去，不知其所终，走向神化了。于是，就有了“老子化胡”的传说，正是这一传说，开了一个“西学中源”的源头。

有这样一个传说，老子就成了一座桥，东西方都从他那里走。

不但佛教通过老子进入中国，还有摩尼教、景教、祆教等，也都以老子的学说作为进入中国的线索。《化胡经》说，老子在西域周游列国有可能到过天竺，那么他与释迦牟尼可有过交往？也有可能到过波斯，是否相遇了查拉图斯特拉？按照“化胡”的说法，不但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查拉图斯特拉也有可能是老子的化身，如此说来，虽不可信，但我们还是从卢梭那里，在尼采身上，多少看到了一些“老子化胡”的身影。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