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薇/文

几年前一个早上，我登上了板厂峪长城。这是一段位于河北秦皇岛市抚宁县境内的野长城，去的人很少，如果不是因为采访，我不会知道那里还有一段长城。在我清早出发之前，山里下了点小雨，起了雾，当地人把这种天气叫“雾老山”了。陪我上山的村民说我运气好，这种天气一年中只在这个季节才有，只持续20多天，特点是响晴天少，阴雨天多，这时候山上特别好看。

我很快知道了他指的是什么。深秋时节的红叶黄叶绿叶之间，一团一团的白色雾气极快地流动着，或在山顶上、山坡上平行地流来淌去，或从峭壁边的谷底像开锅一样冒上来，再袅袅散去。我记得，我甚至因为这美景而眼睛湿润了。

在读威廉・达尔林普尔的《迦利时代：南亚次大陆游记》时，我突然想起了这次经历。倒不是因为它美得让我流泪，而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随处可见一种张力，它就像“雾老山”的那些雾气一样在扉页之间流动，并牢牢抓住了我的注意力。

黑天在尘世的天堂和寡妇之城

维纶达文是印度北部的一个普通小镇，神祇黑天就居住其中。他是印度教世界中最受崇敬的两大神祇之一，在这里，他清晨会在河边的石阶上沐浴，傍晚会沿河边散步，如果足够专注，还能听到从远处传来他的笛声——起码对于虔诚的印度教教徒而言是这样的。每年，他们从印度各地来到这个圣地，朝圣或者度过临终的日子。

另一方面，从全国各地赶来的还有寡妇们。作者写作时，这里有8000个寡妇，而且每年都在增加。她们在寺庙里唱诵祷文，或者在大街上乞讨，以仅能糊口的微薄收入度过残生。

作者来到一座寺庙，这里有两个广阔的大厅，每个厅里都蹲坐着1000名身穿相似白色沙丽的寡妇，大多五六十岁，也有年轻得多的女人，以及一些年龄很大、明显神志不清的妇人。“……再也无法想象，还有什么能比维纶达文的寡妇们唱诵的场景更令人心有戚戚。大厅后方，疯女人在尖叫。在前方，筋疲力尽的老妇挣扎着，试图跟上领唱的调子。许多人昏昏欲睡，直到一个手拿棍棒，在走廊里来回巡逻的寺庙管理者过去捅她们一下。难以想象，还有什么场景会比眼前这一幕更揪心、更悲惨。维纶达文，黑天在尘世的天堂，如今已成为一个难以用文字形容的苦难深重之地。”作者写道。

“张力”这个词，最早是物理名词（指当物体发生拉伸变形时，物体内部任一截面的两侧存在垂直于界面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牵引力），后来在哲学、文学、音乐，甚至心理学等范畴中都有运用。在这些领域中它的含义不同，但都指向一种力量或这种力量带来的感受。这种力量与物理张力相似，是一种在对立、冲突中所建立的平衡状态，它给人带来冲击，继而充满吸引力。

《寡妇之城》一章中的维纶达文给我的就是这种感受。

这种张力之下，性别偏见，种姓冲突，暴力，强奸，1990年代的印度社会问题交替呈现——这些问题我们至今仍会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中见到，这些原本零散的社会现象，被系统地从一个新的视角梳理了出来，就像一些水银碎片被捡起，安放回一面破碎的镜子，使镜子恢复了完整。不过，这并不是一面普通意义上的镜子，而是一面反映个人视角、充满个人特征的镜子，或许可以将其视为作者个人的“魔镜”，其中反射出的是1990年代印度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相。

《寡妇之城》成功描写了对于传统印度社会对于寡妇的偏见，不过书中涉及的性别偏见不止于此。《萨帝女神》一章中充满思辨色彩地描绘了一位受过教育的印度新女性实施的古老“萨蒂”（sati）——即在去世丈夫的火葬柴堆上自焚殉夫，在一些印度老电影里还能看到这样的情节；《巴维里・黛维的悲伤故事》一章写的是一位低种姓妇女遭到高种姓家族男子报复轮奸的遭遇，这其中掺杂着种姓和暴力问题；对于种姓和暴力问题描写得更彻底的则是本书的点题一章《迦利时代》以及《种姓战争》，在前者中，原本被视为贱民的低种姓者拉鲁・普拉萨德・亚达夫成为主宰高种姓者命运的一邦首脑，同时他也是该邦腐败、暴力甚至屠杀行为的典型代表。而身为高种姓者，一位总是乐于邀请访客喝杯茶的可爱老头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一个下等人想靠近我家，我就会用鞋打他，再把他杀死。”

《迦利时代: 南亚次大陆游记》
[英] 威廉·达尔林普尔 /著
杨沁 /译
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年10月

“最可爱奶奶”和看台上的政客

作为正在待客的主人，贾雅拉杰・辛迪亚是个天真而虔诚的老太太，是那种会在英国乡村的节日庆典上赢得“最可爱奶奶”称号的人；而作为一个政治家，她被反对者描述成一个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分子，事实上，当她的20万印度教徒支持者陷入疯狂，拆一座清真寺时，她就站在观景平台上拿着麦克风为他们加油打气，仿佛一个为世界杯呐喊的球迷。

这种出现在同一个人身上的冲突感让作者跟我们一样迷惑，于是他第二次拜访了这位老人。而这次，这位老奶奶明确地说：总之，只要穆斯林遵从印度教徒的意识形态，那他们就不会再遇到什么麻烦了。

让印度上亿的穆斯林放弃自己的信仰、皈依印度教，这只是1990年代一位信奉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右翼政党的极端要人的一厢情愿，但却是当时印度境内穆斯林所面临困境的一个剪影，其背景是1947年的印巴分治。

1947年8月，以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为主要分界线，在原“英属印度”地盘上相继形成了两个自治领——印度自治领和巴基斯坦自治领（覆盖如今的孟加拉国领土），这意味着，在原英属印度独立的同时，印巴正式分治（1950 年 1月 26 日和1956 年 3 月 23 日，两个自治领分别宣布成立印度共和国、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伴随分治而来的，不再是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文化的交融共存，而是分裂、混乱、暴力和杀戮——由于分治仓促，人群混居，分属于两大宗教的民众迅速开始大规模迁徙，此后几年间，成百上千万的穆斯林迁往巴基斯坦，而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则迁往印度。在这个过程中，被压制的宗教仇恨彻底释放了，超过100万人在暴乱和屠杀中丧生。匆忙的逃离中，死亡如影随形。

此前英国殖民政府在印度境内铺设的铁路，又一次体现了本书文本的巨大张力：作者看到，铁路的畅通性帮助将印度塑造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但同时也协助印巴完成了分治——如果没有铁路，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将无法进行。同时，最恶劣的罪行也发生在火车上。《铁轨上的血迹》一章中，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的火车站——这座城市距离印度边界只有15英里，数以千计的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争相前往火车站逃去印度。同时，一列又一列火车从边界南部开来，把成千上万的穆斯林带到他们的新家园。分治当晚，通过拉合尔火车站离开印度的英国官员在站台上看到，铁路工作人员正在冲洗一汪汪血泊。“几分钟前，一群穆斯林暴徒屠杀了最后一批绝望的印度教徒，而后者当时只是在安静地坐着等待孟买特快。”而在一个更加恐怖的故事中，在1947年8月30号早上从印度德里开来的孟买特快上，大约有来投奔巴基斯坦的2000人，而铁路工作人员检查了整列火车：到处都是尸体，只有一个人还活着。

色情文学女作家和上双重锁的卧室

值得庆幸的是，在读完让人饱受惊吓（但阅读乐趣同样强烈）的章节后，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新印度。这是印度西部的孟买和南部的班加罗尔，前者被称为“商业之都”，后者则被视为印度最宜居的地方。

在读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不时联想到中国。有时我会有点分不清这是在看1990年代飞速发展的班加罗尔，还是在看同时期的某座中国南方城市，比如从物资匮乏到突然一切进口产品都能买到了；从只能用黑白电视收看国营电视台，到几十个五彩缤纷、各式各样都卫星电视频道想看什么就有什么；尤其是看到城市飞速扩张、老式平房被高层办公楼取代以及种种城市病。

这并不奇怪，中印两国是亚洲邻国，又都是在近现代接受了西方文化冲击的文明古国。作者曾在1986年来过中国一次，追随马可·波罗的脚步重走丝绸之路，从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一直走到中国内蒙古的元上都遗址，这也许能解释他在书中流露出的对于中国的那种不陌生感。书中有一处明确提到中印两国的比较：中国本来是与印度不相上下的，1997年时吸引外汇的规模却是印度的9倍。还有一处就显得在半开玩笑了：“比尔·盖茨多次说过（虽然可能是假的）：南方印度人是世界上仅次于中国人的最聪明的人群。”这对于班加罗尔来说是一句不那么认真但还是蛮让人受用的恭维，对于中国人来说当然也是。

新变化常常带来戏剧性，尤其是对于印度这样守的古国。比如，印度作为世界上在性爱问题上最沉默、最保守的地方之一，本土色情文学女作家肖芭・德竟然大获成功。一方面，“次大陆地区是世界上最后一块处女需要女伴监护、卧室上双重锁、包办婚姻依然存在的堡垒之地”，另一方面，在飞机上，作者的两位印度邻座都在啃肖芭・德的全集，其中的一位边啃边评论道：“她写的所有东西我都在看，在一本书里，我数到了73次做爱。我只能说太震惊了，真的——她的脑子里充满了堕落的东西。”

虽然作者暗戳戳地揶揄这个女人的品味，比如她笔下的女主角竟然认为那被“粉色薄纱窗帘、夹层被罩、粉色心形镶着蕾丝花边的靠垫”填满的卧室是“她见过的最优雅的房间”，但是他直白地说，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肖芭・德具有勇气。

这一点，印度和所有正在面临开放国家的人们看来都需要。肖芭・德在孟买的故事说明，在一个国家中，当一些地方的空气还保守、沉闷，另一些地方已经走向开放和变化，那么不要说在前者生活的人们，在后者生活的人也同样需要勇气。虽然这种勇气有时也许有点怪异，是通过在一本书里提到73次做爱实现的。

德里农场主和苏格兰作家

这本书名叫“南亚次大陆游记”，除了印度，还有一些章节描写巴基斯坦，以及次大陆上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斯里兰卡和留尼汪。不过，作者将印度描写得如此出色，以至于其他的文章更像是一次次采访手记——并不是说它们不精彩，而是他笔下的印度实在是太精彩了。

这与作者的经历有关。虽然他是苏格兰人，但自从十八岁开始就断断续续地在印度生活，现在还居住在印度。他曾在采访中说，自己居住在德里古城郊外的梅赫劳利，被莫卧儿帝国的古迹环绕着，过着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他有一个养山羊的农场，自己做山羊奶酪，自己种菜。

除了在印度的生活经历，他还曾在在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同时，在父母是原教旨主义基督徒的气氛下长大，但后来就不信教了。也许是因为这些，对于印度的传统（甚至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和现代性的并存，作者的态度显得司空见惯、信手拈来，但另一方面，他有多么心平气和，就有多么善于让读者大吃一惊。

不过放下书想想，对于世界上很多地方，包括生活在中国的人来说，现代性与传统生活的并存也并没有那么奇怪。就像作者在书中所说的：“印度将从外界选择自己所需的东西，但其独特而又极度保守的文化绝不会不战而降。”这句话解释了所有冲突，也暗示了一切可能性。

事实上，本书题目“迦利时代”就是来源于古代印度教的宇宙概念：时间被划分成四个时代，迦利时代是第四个。在迦利时代，伟大的毗湿奴和湿婆沉入睡梦，无法听到信众的祈祷，传统习俗分崩离析，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此外，这本书的文章大多写于1990年代，甚至还有一两篇写于1989年，所以二三十年后的我们天然地具备了某种上帝视角，比如在读到伊姆兰・汗的故事时，我一边兴味盎然地读着这个巴基斯坦国民板球明星、前花花公子、当时的超级顶流，赤手空拳地通过刚刚组建几个月的新政党参加竞选，一边不免感慨地想到他最后竟然真的当上了巴基斯坦总理，并在2022年遭国民议会罢免，世事奇妙，做先知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