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11月29日，目前仍处于疫情高发地区的北京市朝阳区宣布将针对性地对部分群体实行免检，长期居家老人、每日上网课学生、婴幼儿等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果没有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每日核酸检测。此前一天，仍在疫情攻坚阶段的广州市越秀区、荔湾区等地发布公告，无社会面活动的人员如果没有外出需求，可以不参加全员核酸筛查。此外，重庆等地也表示，无疫小区、无疫社区不需参加近期三轮全员核酸检测。

即便是从公共卫生安全的立场出发，为了最大化发挥防疫效率，降低防疫次生风险，基于某个区域甚至整座城市的大规模核酸筛查（普筛）已经越来越不适应防疫需求。随着奥密克戎变种毒株（BA.5.2）呈现出越来越强的传播力，阳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数量越来越多，如果动不动就组织普筛，在核酸采样点大规模人群聚集，无疑增加了病毒扩散风险。

除交叉感染外，“混阳”也是普筛的另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在绝大部分地区实施“10混1”混检情况下，随着阳性感染者的增多，混阳的概率随之大幅增加，随后的复核和临时管控区也大幅增加，在经济和人力上付出的成本代价越来越大；如果为了提高检测准确率，从混检改为全员单检，地方财政无力承担极其高昂的检测成本。有基于此，希望用“普筛”对传播力越来越强的奥密克戎病毒早期发现、早期干预，已经越来越难。

正是意识到普筛的风险收益比，监管者正在大幅限缩“普筛”的适用范围。为了更好保护老年人、儿童、高感染环境下的居民不被交叉感染，北京、广州、重庆等上述地区又推出了部分无社会面活动人员“免检”措施。这两天，北京丰台区部分社区（村）已经启动核酸自采服务试点。

笔者建议：一方面，在接下来的第十版疫情防控指南、新版核酸检测实施方案中，应当针对不同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地区、不同风险等级人群，适配于不同的核酸检测方案，形成核酸检测的“组合拳”。比如对人员流动性很大、传播链很难逐一溯源的一线城市，可以对外来人口实施“落地检”甚至病毒潜伏期内的“一天一检”；对内，可以继续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内进行“普筛”，同时探索核酸自测或抗原自测。对人口流动很低、社群关系高度稳定的地区，可以考虑以实际同住人员（如家庭成员、同屋舍友）为单位指派一名代表进行核酸检测。

另一方面，上述各类人性化的精准免检措施，需要其他防疫政策配套。比如对于居家不外出的老人，虽然可以适用于核酸“免检”，但该老人一旦患有急性疾病，决不能再被部分医疗机构以“没有核酸检测记录”而违规拒诊，导致老人耽误病情甚至危及生命。再比如，核酸自测，如果市民仍然被要求出具集中检测的结果，那么核酸自测就沦为形式，甚至徒增居民负担。既然核酸自测未被国家卫健委反对，就要尽早列入新版疫情防控方案或者国家、省、市更高层级的防疫政策文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地方政府在取消“普筛”之后一定要克制住冲动，搞各种政策变通进一步限制出行自由，既不能“一刀切”给跨区域出行人员的健康码赋黄码，也不能在社区解除中高风险等级之后仍延长“普筛”时长。

从2020年武汉疫情以来，在各类新冠病毒检测方法中，核酸检测日益超越了抗体检测、抗原检测、影像学检测等成为新冠检测的“金标准”。然而在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依据奥密克戎变种的特点设计好核酸检测措施的“退坡机制”，这也是根子上铲除核酸利益链乱象发生的温床。毕竟，随着新冠病毒变种毒株的毒性日益降低，管控措施日益放开，核酸检测的范围可以日益缩小、频次可以日益降低，最终完全可以退回到医疗机构内核酸的常态化模式。

（作者系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