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文/文

其实这篇文章的开头原本不是这样的。

前几天早上洗脸刷牙听广播，突然听到网易和暴雪谈崩了的消息。

我举着牙刷愣了半分钟，一直听到广播里把整段新闻播报完毕。如果不出意外——似乎也没有什么意外可出，明年的1月23号以后，暴雪旗下的所有游戏将“暂时”停止在大陆的运营。而这种“暂时”，很有可能是一个无法估量的时间。

作为暴雪旗下游戏将近二十年的一个老玩家，大概就是告诉你，从今天开始，土豆没了。

这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大抵没人会专门去某个饭店点土豆做的菜，但“土豆没了”这件事本身就很诡异。

耽误吃饭么？不耽误。

但土豆怎么会没有了呢？这似乎会让人想起“如果土豆还有的时候多吃一点就好了”等等这样的话，但“多吃土豆”似乎比土豆没了还要让人觉得匪夷所思——好吃的多了，为什么我要多吃它呢？

但生活里的很多东西，本身它存在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们便宜，实惠又大碗，等到它突然没有了的时候，再想吃一口，很可能遥遥无期。

就像很多人，说了再见，却再也没有见。

《肉食者不鄙:汪曾祺谈吃大全》
汪曾祺 /著
楚尘文化 | 中信出版社
2018年7月

故乡是一盆嚎啕大哭的蒸猪血

在北京越久，也就越想念故乡的食物。东北的农民大多是春夏秋三季较忙，冬季称“猫冬”，所以好吃的也多在冬季。

但要说故乡的食物寄托于某一道菜，可能并不准确。现在的东北人通常是“四老二中一小”的家庭组成，但二三十年前，许多东北家庭可以多达十几人甚至几十人之多。

人一多，炒两个菜显然就不够档次，也不够吃的。平日里还好糊弄，一到春节前后，往往就要杀一整头猪来做席。俗称“杀猪菜”。

我小时候，极爱看杀猪。

做杀猪菜，让专业的屠户来杀是极为无趣的。东北小县城里，杀猪这件事承载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功能。腊月底的早晨，女人们早早起来用最大的锅烧水，男人们开始磨两把锋快的牛耳尖刀。穿上橡胶的或皮的围裙，踩着水鞋去猪圈旁看猪。

那猪三百来斤，极肥硕而白，泛着点儿红，像极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脸。三四个壮汉拿着绳子，一声呼喊，翻进去一脚将那猪踹个侧翻，木杠子压住了就捆。捆得四脚朝天，便搭到一个简易的杀猪台上——有可能是块破门板，也可能是块青条石。

几个壮汉按住了那猪，就有一个主刀的，在搪瓷脸盆里放了盐水，扔在猪脖颈下。在猪的脖下只一刀，这刀下得有学问，还得完全切断血管，还得让猪血准确地流到下面的盆里，不能浪费。

那猪当然拼死挣扎，这便有一根木杠横着压住，叫穿心杠子。血流的差不多了，旁边的几个汉子便喊女人端来烧好的开水，给猪褪毛，之后便是分割，炒炖熬烧，也就是所谓的杀猪菜。其中必有一盆蒸猪血，暗红色，飘着豆油葱花的香，我每次就拿着勺子等着，上桌便狠狠地挖上一勺，一半直接塞进嘴里，烫的乌里乌涂，另一半拌上热腾腾的大米饭，再从酸菜白肉锅里夹一片白肉，呼噜呼噜都夯进肚子里，香极了。

后来到了北京，就再也没见过杀猪，也没再吃过让我眼前一亮的故乡菜。2017年有儿时朋友现在已当了厨师，来北京问我要带什么，我只要了一盆蒸猪血。朋友也实在，早上做了放在车后座上，一脚油门七百公里送到北京。我连滚带爬上了车，第一口吃在嘴里，就让朋友关了车门，一个三十来岁的东北汉子在后座上嚎啕大哭，自此以后再不去北京的东北饭店。

谈到吃，汪曾祺先生驾鹤许久了，但他的文字，尤其是谈吃，依然是顶级。

也正是因为他在“吃界”享了盛誉，多年来他的“谈吃”“再谈吃”“又谈吃”出版物多而又多。但有趣的是几乎没人给这些“吃集子”写序跋，可能是无从下手。随手买了一本《肉食者不鄙》，看得出来编辑憋了许久，但正文开篇依然是三个字“狮子头”。

写不出来，干脆就他娘的不写了。拿狮子开个头，求个口彩也是好的。

大概人对“故乡的食物”都有一种独一份的执拗，平时再宽容和善的人，谈到故乡的食物，心眼儿也会突然变得小起来。汪曾祺先生是江苏高邮人，高邮盛产鸭蛋，尤其是咸鸭蛋。汪先生在书中写“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苏北有一道名菜，叫作‘朱砂豆腐’，就是用高邮鸭蛋黄炒的豆腐。我在北京吃的咸鸭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蛋呢！”

时隔多年，在北京的又一个寒冬里，我又再想起了当年的那盆蒸猪血。

时间是一台没有手刹的破车

2012年，我去参加一个远在广西的会议。

因为要在会上演讲，我提前两天飞到南宁，再从南宁坐车到某个山清水秀的小县城。

其时是11月底，北京几乎0度，那小县城二十几度。

上飞机穿棉袄，下飞机穿短袖，车上空调一开，下车太阳一晒。郭德纲先生说得好：人呐，大象也受不了啊。

当时我就一脑袋栽宾馆里了。距离开会不到24小时，嗓子肿的什么也吃不下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地工作人员见多识广，连忙把我带到一位老壮医面前。那老壮医看起来几近花甲，也没有诊室一说，就在路边支了个颇大的竹棚，也没人挂号，大家只是站成一排，一个一个地看过去。不像医院，倒像小区门口卖卤味的。

老壮医手法极快，眼看着前面十几二十人，说着话就到了我。老者搭了一下脉，让我张嘴看了看嗓子，问了一句我至今记得的话。

要快治还是慢治？

我连比划带说，明天我有演讲，台上不能出问题。

老者一笑，这是快治。开了一小包药，总计四块二毛钱。嘱咐当晚服下，次日准好，但不要在会议结束前吃任何食物，“快治嘛，总有些副作用。开完会你得大泻两天。”

次日，会议大捷，当地大宴。我谨记医嘱，不敢动筷。但席间有一盘鱼生，晶莹剔透，不似岛国做法。问工作人员，答此为鲤鱼鱼生，为本地特产，除此地再无二家。做法也颇有趣，传统鱼生仅配芥末酱油，这鱼生配料多到让人发笑，能分辨出的有鱼腥草、柠檬、紫苏叶、薄荷叶、海草、生姜丝、红萝卜丝、酸橘、大蒜、酸姜、木瓜丝等等，蘸料也有花生油酱油等等——还真有芥末，不像一盘鱼生，倒像是加料东北大拌菜一般。

虽然赏心悦目，但席间数人均不吃，问及原因，答鲤鱼为河鱼，常有寄生虫卵，虽然极鲜美，但时有食虫卵致发病者。只有当地一局长大快朵颐，我说您就不怕？

局长大笑，人生一世，怕也百年，不怕也百年。就算生病，治就是了，等到老了还能和儿女吹嘘一回。

遂大吃一回。果如老壮医所说，大泻两天，直到临起飞四个小时，我还在医院里打点滴。但时间确如一台没有手刹的破车，自那以后，白驹过隙，十年一晃，再也没有机会品尝那盘远在千里之外的鱼生了。

汪曾祺先生著文，通常，通透，通彻。往往几个字表述完成，再不回头。写到1958年曾经劳动过的果园，再去已是28年后。纵有千言万语，最终也只是说，熟人都老了。

日子过得真快。临近月末，某天看一位吃遍全国的VLOG作者，最终吃回到了自己的母校。

吃的也不是什么特别罕见的食物，鸡排饭而已。大哥兴奋之极，说这饭十几年前上大学的时候“开洋荤”才有的吃，打包坐在车上，打开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饭盒，吃了一口，一个可以在镜头前面滔滔不绝几十分钟的人突然就沉默了。

他说，那时候的快乐好单纯啊……哈哈哈。

我们可以规避人生中很多不必要的危机，凭借着经验、智慧，或者干脆就是运气，但唯一避不过的，是时间的流逝。疫情让很多事情都按下了暂停键，比如计划中的旅行，比如未完成的承诺，比如许久未见的许多人。就像我们无法预料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很多事，就像很多年前的那些一念之差未曾吃到的东西，未曾说过的话，未曾熟识的人。再一转身，此去经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