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洪/文 常州作为《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确定的专业性全球城市，以建设“国际化智造名城、长三角中轴枢纽”为目标，通过智能制造、科技创新比较优势，在专业领域发挥国际影响力。近年来，随着新能源产业发展，常州进一步明确了“世界新能源之都”城市定位，打造“世界新能源之都”，常州缺乏什么？“世界新能源之都”之外，常州真正的功能定位是什么？

硬核而低调

常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春秋时期，吴王封季札领地于延陵，常州得名延陵。汉，常州为毗陵。晋太康二年（281年），设置毗陵郡，常州始为郡、州、路、府驻地；晋永兴元年（304年），常州改为晋陵；晋大兴元年（318年），常州侨置兰陵郡，北方战乱，衣冠南渡，大批北方士族迁入常州。南朝齐梁时期，北方迁入常州的萧氏集团崛起，常州成为齐梁文化发源地，《昭明文选》成为了常州文学史第一个发展高峰，并影响了后来常州历代学者。隋开皇九年（589年），常州得名，并沿用至今；连接南北的京杭运河贯通，常州进入运河时代，成为南北文化交流枢纽。唐，常州刺史李栖筠创办常州历史上最早府学；连接京杭运河与长江的孟河开通，常州奔牛成为江南航运枢纽。宋，苏东坡十四次到常州，并终老于常州，带动了常州文风和诗风；杨时为“两程”（程颢、程颐）嫡传弟子，退居常州十八年，传授理学、兴办书院，期间到下辖无锡创办的龟山书院，不仅成为东林书院前身，其思想也延续贯穿到东林书院。明，儒学大师、抗倭名将唐顺之（唐荆川）的出现，不仅让常州赓续元初“屠城”前唐宋之文脉，也标志常州学术文化走向成熟。清，常州府为“八邑名都”，下辖武进、阳湖、无锡、金匮、宜兴、荆溪、江阴、靖江八县，不仅经济发达，而且学术文化大放异彩。

自晋开始，常州政治地位就高于附近诸县（市），第一，常州北临长江、南接太湖，东有芙蓉大湖（现为农地）、西为丘陵岗地，处北方中央政权“控扼太湖”之要道；第二，常州作为运河城市，处运河航运之枢纽，京杭运河常州奔牛往西，进入丘陵岗地，航道冬季水少，过往船只经常搁浅，唐朝官员孟简被贬常州刺史于元和八年（813年）征集民工修通北入长江运河——孟河，由此，江南运河往来船只，在奔牛进出孟河，并由孟河联通长江，彻底解决了江南运河冬季航运不畅难题，运河古镇奔牛不仅成为江南运河第一河口，而且成为内河航运枢纽；第三，1908年沪宁铁路开通，常州处于沪宁铁路中段，尤其常州戚墅堰处于沪宁铁路中点，为修理铁路机车方便，1936年成立于1898年的吴淞机车修理厂迁入戚墅堰，戚墅堰机车厂不仅成为常州第一个大型机械厂，而且常州也开始了机械工业的历史。

清时，常州作为“八邑名都”，是所辖八县行政中心、文化中心，在讲究“士农工商”秩序的古代社会，生活在常州府城的人以追求功名和学问为主，以“士大夫”为自居，尽管居住在运河两岸繁华商业区，但大多不羡慕富商巨贾，反而以文人、名士为主；生活在下辖县城的人追求财富为主。从常州闹市区走出来的晚清实业家、创下11项中国第一的盛宣怀也并没有在家乡进行实业投资，投资实业和创办大学主要在上海和天津，现常州留下的盛氏建筑都是盛宣怀年少居住的老宅，而真正在常州进行实业投资、奠定常州纺织工业基础的刘国钧来自长江北岸、明清归属常州府管辖的靖江。因此，与无锡相比，常州不是一座工商业特别发达城市。

明、清、民国期间，常州城内短短千米、倚古运河而建的青果巷，汇聚了唐顺之、盛宣怀、李伯元、吴祖光、赵元任、周有光、瞿秋白、刘国钧、史良等名人故居；坊间流传“一条青果巷、半部常州史”的“江南名士第一巷”，除了寥若晨星的富商巨贾盛宣怀、刘国钧故居外，有着浓郁商业氛围的青果巷大部分老宅是功成名就文人雅士的故居。显然，比较苏锡常三市名人，常州有名商人少，但其他领域名人多，且清朝下辖八邑文人（如钱穆、刘半农、刘天华等）大多曾到府城常州就职或就学。

鼎盛时期的清朝常州府，不仅名人辈出，而且在文化思想、诗词散文、绘画艺术、中医诊断等领域自成一派，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常州学派”、“常州词派”、“阳湖文派”、“常州画派”、“孟河医派”。其中，源于清乾隆、嘉庆年间由常州人庄存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学派”，以汉今文经《春秋公羊传》为研究对象，起初属纯汉学研究，但在鸦片战争后，龚自珍、魏源援引“常州学派”公羊学理论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康有为利用今文经“托古改制”，作为“戊戌变法”理论依据，后有人把龚自珍、魏源、康有为列为“常州学派”代表人物；“常州画派”以恽寿平（恽南田）、唐宇光为代表，形成于康熙年间，以无骨工笔花卉为特点，既有浓厚的地域审美，又浓缩了主流文化代表性，不仅名扬海外，而且名家辈出，近代刘海粟、谢稚柳更是把“常州画派”推到一个被普遍认可高度；“孟河医派”以居住在常州市孟河镇费、马、巢、丁四大中医世家为代表，行医上海、常州，其中，1880年马培之晋京为慈禧治病，1924年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赠以丁甘仁“博施济众”匾额，现上海中医药大学也是丁甘仁创办。

在文字语言领域，近代常州也是独领风骚，人才辈出，形成了独特的“常州现象”。中国从古代社会转型到近现代社会中，西学东渐，用26个字母作为拼音符号标注文字读音，这样的创举唯独处于多种语言交汇处的常州人最早想到，并付诸行动。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常州知识分子不论政见不同、专业不同，几乎天生就是语言学家，连同常州周边丹阳等地，与常州有关的语言学家、文字学家有段玉裁（金坛人、龚自珍外公）、吴稚晖、瞿秋白、赵元任、吕叔湘（丹阳人）、周有光、蒋维崧等。

综上所述，常州终究是一座追求精神富有的城市，不是一座特别追求物质富有的城市；常州是一座有文化硬核的城市，又是一座低调城市。

被低估的城市

苏锡常都市圈作为上海大都市圈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其他都市圈不同，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多中心都市圈。苏锡常三市作为苏锡常都市圈的三个中心城市，经济发展路径及形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不相同：明清大部分时间，苏州是中国经济中心，但1860年太平军攻陷苏州后，中国经济中心转移到了上海，苏州成为产业空心化城市和一般消费城市，这也使得苏州主城区经济在20世纪一直不强，苏州汽车牌照只拿到了“E”；21世纪苏州经济总量排到江苏第一，一方面得益于1983年“分家产”时分到家产多，另一方面得益于靠近上海更容易引进外来资本。

20世纪初，无锡崛起，得益于一批本土民族资本家的崛起，不同于一般城市，无锡本土民族资本家来源于三个方面：一是封建官僚回乡创办实业，二是封建商人投资兴办实业，三是买办资本回乡投资兴办实业。

20世纪早期，常州工商业发展主要依靠来自靖江农村刘国钧兴办的纺织业和1936年戚墅堰机车厂建立，刘国钧在常州投资不仅有“刘半城”之说，更重要的是奠定了常州轻纺工业发展基础，戚墅堰机车厂则给常州带来了机械装备产业；常州与无锡明显不同的是，受“士农工商”思想影响，常州本土工商资本薄弱，而远离封建统治中心的无锡本土工商资本势力强大，同为李鸿章麾下的常州人盛宣怀没有回乡投资实业，而无锡人杨宗濂率先回乡投资兴办实业，引领了无锡工商产业发展，这就导致了经济发展上“锡强常弱”局面。

20世纪80年代，苏南农民依靠自己力量，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冠以为“苏南模式”称号，常州也被作为“苏南模式”发源地之一。但是，若深入分析“苏南模式”的成因和分布，可以发现，常州真正具有“苏南模式”特质的乡镇恰恰都是靠近无锡市区和江阴市的乡镇，如横山桥、遥观、横林、雪堰、礼嘉、洛阳、郑陆等镇，常州农村发展乡镇企业明显受无锡等地影响而致，另外，常州市也不是所有乡镇都具有“苏南模式”特质，这说明常州还不是“苏南模式”最早发源地。20世纪80年代初，常州曾因城区工业快速发展，位列全国“明星城市”，一度因工业发展速度高、门类多、规模大，而在江苏经济总量排名第一，但随着短缺经济时代结束，常州经济辉煌时代也宣告终结。

在清朝以运河航运为中心的时代，因常州处于运河航运枢纽和南北方文化交汇地带，使得常州能够集各方优势。近现代，常州主城地处沪宁铁路中间，虽人才辈出，但以追求功名仕途和书画艺术为主，也最易被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高等级城市“虹吸”，加之常州人外地办学，更是助推了常州学子外地求学求业。例如，盛宣怀创办的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和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丁甘仁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中医药大学前身）、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南京艺术学院前身）等，吸引了大批常州籍学生。

教育地位上，苏州有中国最早教会办的大学——苏州大学，无锡、镇江有着比常州历史长20年以上的大学。20世纪50年代，南京的高校资源对外转移，常州没有分到“一杯羹”，而无锡、镇江分别得到了食品工业系、农业机械系，逐步演变成如今的江南大学、江苏大学。常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有了1981年成立的江苏化工学院，才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常州大学；1986年常州电力机械厂机械职工大学并入河海大学，才发展成为如今的河海大学常州校区；1984年创办的常州职业师范学院，才逐步发展成为如今的江苏理工学院；1982年常州市职业大学更名为常州工业技术学院，才有了如今的常州工学院。

经济实力上，1983年江苏省率先进行“地改市”大分家，事实原则是地区行署所在城市、经济实力强的城市具有优先选择权，苏州市得到了更大的地盘（太仓和张家港市原江阴析出区域）；镇江市保住了经济实力强、交通区位优的地盘（丹阳）；无锡市得到了江阴、宜兴，并拿到1/3太湖水域；常州市保留了武进、阳湖和不搭界的溧阳、文化差异的金坛，且与无锡、镇江的市界犬牙交错。

试错、纠错

大分家后，常州经济总量长期相当于苏州的1/3、无锡的2/3。

（一）试错纠错中进行产业选择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时代快速发展，具有天时、地利、人和优势的苏州和无锡，无疑搭上了信息产业发展的快车。2000年后，随着国有单位、政府机构分房政策取消，中国又迎来了房地产业推动的城市化加速，张家港、江阴、常熟的钢铁工业也迎来了市场需求“井喷”阶段，苏州、无锡又搭上了重化工业发展快车；与此同时，台湾互联网硬件产业集体选择到长三角投资，苏州工业园、昆山经济开发区、吴江经济开发区等迎来了台湾资本投资高潮，无锡高新区迎来了物联网、芯片产业发展高潮，苏州、无锡搭上了信息产业发展快车。

对于信息产业，常州不是不想发展，也规划建设了“园中园”——电子信息产业园，但真实效果不理想。2004年常州选择了本土企业家投资建设钢铁项目——铁本项目也受挫。

常州不得不在压力中寻找出路，一方面，常州找到了新能源产业中的光伏产业作为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坚定了科教创新发展道路。于是，位于常州高新区的电子信息产业园改为了光伏产业园，现形成了以全球光伏头部企业天合光伏公司为龙头的光伏产业链，位于武进高新区的科教城形成了完整的集学校、研究机构、孵化器于一体的创新链。除了光伏产业外，常州还盯上了新材料——碳材料（石墨烯、碳纤维）。

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骗补事件曝光后，常州决策者认识到新能源汽车“洗牌”时刻已经来临。为此，常州决策者抓住了新能源汽车中核心部件——动力电池，率先进行布局，在溧阳、金坛引进了全球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中创新航、蜂巢能源等动力电池企业；同时，积极引进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先后引进了理想、比亚迪等整车企业入驻常州。现在常州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动力电池生产基地和重要的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动力电池与储能在技术路径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从动力电池产业延伸到储能产业，结合常州已有的光伏、风电、输电、变电等企业，常州已形成了新能源产业完整产业链，提出了打造“世界新能源之都”战略定位，主要依据在于：一是新能源产业门类全，二是新能源产业规模大。

但常州能否真正成为“世界新能源之都”，还存在着短期难以克服的“软肋”：一是常州动力电池企业不是本土企业，只是生产基地；二是动力电池研发力量薄弱，研发机构不在常州。2021年在第三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竞赛中，常州申报动力电池产业集群在初赛中落选，主要原因就是常州仅仅是生产基地，不是动力电池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溧阳时代公司研发总部在福建宁德，金坛蜂巢能源公司研发总部在河北保定，宁德市动力电池集群、保定市电力及新能源高端装备集群因具有研发实力，都顺利进入了第三批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录。

（二）城市重点发展区域

常州因运河而起、而兴，因此，古时常州城市沿运河发展；到了近现代，京沪铁路、公路（G312）、高速公路（G42）均与运河平行建设，常州也应顺着交通走向发展。但在苏锡常三市中，唯独常州市区既连着长江，又连着太湖，为了利用长江港口资源，1992年常州就确定了“控制东西、南北发展”战略，先是重点发展常州北部，设立了常州高新区；2006年为了表示北向发展决心，把位于老城区的市政府搬迁到了北部。在发展常州北部同时，南部作为武进区的重点发展区域，1996年设立武进高新区，2002年规划建设常州科教城，迁入常州大学及部分高职院校进入科教城，2012年武进高新区升格为国家高新区。在常州南北发展进一步推进中，又有东西发展思路以及发展高铁新城战略。

常州现跳出了东南西北中范围，选择了处于滆湖与洮湖（长荡湖）之间的“两湖创新区”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建设“两湖”创新区，主要依据在于：一是“两湖”周边，尤其滆湖北侧原是20世纪70年代围垦湖泊形成的农场，产权为政府所有，没有过多建筑物拆迁，开发费用低；二是2013年中国第八届花博会召开，使得滆湖北侧土地变性为了政府掌控的建设用地；三是“两湖”区域正好处于常州市域中心，有利于金坛、溧阳发展。

但是，“两湖”创新区也有明显不足：一是“两湖”创新区偏离了常州主城区，苏州往金鸡湖、无锡往太湖发展近在咫尺，现把一些常州本地大学和引进外来大学放到“两湖”创新区不一定成功，1992年南京大学、东南大学为响应南京政府号召，曾在江北的南京高新区建立校区，结果从重点大学变成了独立学院，招生也由本科一批变为本科三批；二是常州作为地市，需要的是集中、集约发展，而不是“摊大饼”式扩张，为城市扩张发展，不同区域建立不同火车站，将导致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不能产生集聚效应，常州市级火车站以不超过三个为好，对比深圳，深圳的经验就是集聚集约发展，提高土地产出效益；三是常州主要人口分布于清常州府板块，上海大都市圈需要一体化推进，加强原清常州府各县之间联系是常州发展“王道”；四是常州作为运河城市，需要继续发挥运河航运功能，通过运河航道、长江航道加强与上海临港新片区集装箱物流合作。

在上海大都市圈中常州应该发展什么？

常州作为专业性全球城市，应在三个维度发挥作用：一是文化，二是制造，三是研发。

开发常州文化，主要从古书、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遗存遗迹中入手，把常州历史名人、重大事件、主要建筑、艺术作品、主要思想等通过现代技术再现。

制造业是常州最有可能产生国际影响力的领域。常州制造业发达，但主要为某一领域配套企业，常州除了要大力发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外，还要大力发展整车整机企业。通过整机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协同创新、配套生产，使常州企业不仅获得生产利润，而且要获得研发利润、销售利润。在制造企业发展方面，不仅要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更重要通过人才引进，培育一批本土高科技企业。

在研发领域，常州企业应积极对接产业型研究机构、产业链龙头企业，推进协同创新，变“要我创新”为“我要创新”，积极解决产业中共性问题，使企业由生产主体为研发生产主体，发挥企业在微创新方面应有作用。作为“世界新能源之都”发展定位，常州不仅需要生产能力提升，更需要研发能力提升。

（作者为河海大学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