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淼/文

樊树志先生的《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是一部以个人为线索，来解读明朝近三百年人事变迁和权力纷争的著作——既然名为《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书中关注的重点即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博弈”，其中既有皇族之间的内卷，也有朝臣之间的倾轧；既有后宫的争宠，又有宫廷的内斗……各类人物的活动构成了一幕幕精彩纷呈的活剧。正像樊先生所说的那样，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历史的主体是人，忽视了人的主体，一味偏重抽象的分析，就会让历史变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而通过一个人或一个故事来揭示明朝政治的方方面面，其中涉及到的每个人的命运都和政治密切相关，不仅可以从中窥探到明朝政治的本质特征，同时也可将历史化雅为俗，更易于展现历史事件的无穷变幻，从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

《大明王朝的权力博弈》
樊树志 /著
天喜文化 /天地出版社
2022年6月

有明一朝，从开国皇帝朱元璋算起，值得称道的皇帝可谓寥寥无几，这其实是与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本质特征分不开的。清初史学家谷应泰说得非常到位：“人主在襁褓，则有阿姆之臣；稍长，则有戏弄之臣；成人，则有嬖幸之臣；即位，则有面谀之臣。千金之子，性习娇佚，万乘之尊，求适意快志，恶闻己过，宜也！”除了艰难创业的开国皇帝之外，大多数守成之君都是在阿谀奉承的氛围里长大成人的，想让他们有所作为的确有点勉为其难。

事实上，别说让他们有所作为了，只要他们能够做到不荒唐、不乱政，已属非常难得。不过，尽管明朝皇帝每个人从政的能力各有差异，但他们在内卷方面却均有着超常的禀赋。比如明成祖朱棣，他不仅以“奉天靖难”为名，从自己的侄子手中夺得了江山，而且以“诛十族”和“瓜蔓抄”的名目，大肆屠戮建文旧臣，其残忍的程度可称空前绝后。比如怠政长达二十八年之久的明神宗朱翊钧，只因“政治需要”，便对立有大功的张居正进行死后清算——在皇帝面前，所有的臣子均是一介草芥，皇帝一言决生死，一言定荣辱，不过是寻常故事而已。

与冷酷无情的皇帝相比，朝臣之间的相互倾轧，其残酷与血腥的程度也并不稍让。诸如严嵩父子对于夏言、沈炼和杨继盛等人的陷害，不把他们置之死地决不罢休；诸如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对于东林党人的陷害，栽赃诬告、严刑逼供，无所不用其极。就连有名相之称的张居正，也同样通过排斥异己、打压同僚的方式谋求上位，盖因朝臣之间的权力博弈决定着双方的生杀予夺，实是一种生死相争，不将对方置之死地，就极有可能遭到对方的反杀。处身在这样的环境中，一般朝臣只有阳奉阴违、虚与委蛇方可自保，而不畏威权、据理力争的大臣则越来越少——不可否认，有时的确会有海瑞这样的耿介之臣出现，却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概率事件，因为在劣币驱逐良币的大背景下，又有谁甘愿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呢？

在谈及这本书的写作方式时，樊先生特别强调了两点：一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写作绝不是胡编乱造，而是言必有据，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二是虽然以“讲故事”的方式解读明朝的历史，但并不是为讲故事而讲故事，而是努力把故事背后蕴涵的深意挖掘出来——此亦即樊先生所说的“用事实说话”，即便偶有议论，只是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丰富的想象空间。总而言之，樊先生的写作意图即是以当代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历史，用大手笔写小文章，他的文字并不是单纯地解读历史，同时意在言外，读来也更具有一种杂文的快感。

以是，樊先生在讲述了明初众多功臣持有明太祖朱元璋颁赐的“免死铁券”，最终却难逃一死时，即以简洁的文字评论道：“皇帝赏赐的‘免死铁券’不是护身符，充其量只能算是荣誉证书，他可以变着法儿让你死，你还不能说他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樊先生在讲述钱谦益的政治挫折时，评论他既看重士大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却又不甘心做一个纯粹的文人，“这个矛盾始终阴魂不散地萦绕着他，扭曲了他的心灵”。这些议论既言简意赅，又能引发读者的思考，无疑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