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宗明/文 连日来，郑州富士康“用工短缺”的情况受到舆论关注。一方面是富士康提供了据称是“十多年来最好待遇”，包括调高时薪、提高出勤补贴、设立稳岗津贴等，以确保旺季的生产需求；另一方面，河南部分地区要求基层干部带头去郑州富士康务工，务工期限1-6个月不等。

地方政府帮富士康招工，难免引发各式解读。这类解读，本质是围绕政府角色应该怎样归位和如何避免越位展开。

就协助招工行为来说，这未尝不是服务型政府的角色归位——帮富士康度过眼前的“缺人危机”，是保市场主体、稳就业棋盘中应有的落子。

这些年来，富士康与河南、郑州的双向奔赴和相互成就，已被不少人奉为地方招商引资的范本。说“郑州离不开富士康，富士康也离不开郑州”，毫不夸张。

复旦大学副教授兰小欢曾总结，地方政府对重资产制造业青睐有加的原因有三点：投资规模大，对地方GDP拉动明显；增值税往往在生产环节征收，与生产规模挂钩；可以吸纳从农业部门转移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对郑州来说，富士康的价值确实举足轻重：2020年，郑州富士康以316.4亿美元的出口额高居中国外贸出口百强企业之首。在富士康带动下，过去11年里，郑州外贸总额大涨15倍；富士康的落户还吸引了超300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进驻，让郑州形成了电子信息产业带，“国际郑”名声鹊起。更何况，富士康还是个能贡献可观税收的纳税大户，是个能拉动约30万人就业的巨型就业容纳池。

对富士康而言，正是依托河南的人口、土地和政策优势，作为果链代表性企业的它，才能得以在产能爬升中快速扩大规模，巩固最大代工厂地位。时至今日，郑州富士康已成苹果手机的主要生产基地，生产了全球约一半的苹果手机。

眼下富士康正处在苹果新机备货关键期和自身订单旺季，必须“全功率运转”，可在10月下旬的工人返乡风波冲击下，用人紧张局面加剧。在疫情因素导致劳动力供需失衡、市场调节失灵的背景下，当地协助富士康解决用工难题，既是着力于帮企业复工复产，也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和避免供应链外流。本质上，这是责任归位而不失位。

但是，责任“归位”的同时，也要避免“越位”。对应的要求就是，拿捏好善治分寸。唯有为企纾困和不越边界两个方面都拿捏好了，方能将好事做好。

据了解，当地部分乡镇已收到协助郑州富士康招工的任务，并向管辖村镇分配人数指标。协助招工没问题，在此过程中，也要避免对个体的强制或裹挟，以免以解决问题的名义制造出新的问题——强制或裹挟个体，不仅仅是方式粗暴的问题，更涉及权利保障的议题。

同样值得呼吁的是，地方政府协助富士康招工这类助企善意当无差别覆盖和输送给所有企业，包括中小微企业。

在此事件中，郑州富士康是当地重点保障企业，政府协助招工颇具指向性，这可以理解。接下来，要营造更好的“亲”“清”政商关系和更优的营商环境，需要将其从特事特办变为助企常态，让“一企一策”式服务变为为企纾困的标配动作。

近些年，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大背景下，几乎全国各地都给辖区企业推出了普惠的服务政策，比如只跑一次、一窗通办就能解决工商注册等问题。如今，随着服务理念深化以及为企纾困的新命题，这类服务仍有拓展空间——推出个性化“套餐服务”，“一企一策”满足不同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需求，切实解决其深层次堵点与难点。

尤其是在疫情背景下，为企纾困成了各地的常规动作。为企纾困，需要政府在“管理”之外给自身角色伦理中植入更多“服务”内涵：富士康缺人，就协助招工；有的企业缺资金，就帮着疏通融资渠道……这类排忧解难举措，该是普惠性的、个性化的。换句话说，为企纾困要“应纾尽纾”——无论它是富士康，还是其他企业。

就此看，河南当地协助富士康招工不是问题，不协助才是问题，而这类纾困式帮扶该有面向所有企业的普适性，面对龙头企业是这样，针对中小企业亦当如此。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