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霞/文

1930年4月，杨振声在蔡元培举荐下由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岛大学首任校长，也就是我现在任教的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于是，国立青岛大学与杨振声如同血肉般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青岛由于这个人和这所大学，便与当时国内活跃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那一年，杨振声40岁，正值壮年的他，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求学和任教武昌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及在清华大学任教务长的经历。

（杨振声）

杨振声是蔡元培的门生，他带着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思想和求贤若渴的热情走进了国立青岛大学，上任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招揽一批声名显赫的学者赴青任教。

首先进入杨振声视野的是一对年轻才俊CP闻一多和梁实秋。他立刻动身就奔了上海，杨振声很清楚即使与闻一多、梁实秋友情笃甚，但要他们从文化之都上海奔赴“文化边城”青岛，凭什么呢？绝非易事。

然而天赐良机，让杨振声内心窃喜的是，此时的闻一多和梁实秋正处于人生的苦闷时期，都有离开上海的心思。这“窃喜”虽然不合时宜却恰逢其时。此前国立武汉大学爆发学潮，闻一多因被学生攻击而无奈辞职，只好跑到新月派同人聚集的上海求安慰。而正在上海任教并与胡适、徐志摩等人主编《新月》杂志的梁实秋，此时因文坛论战，被鲁迅的笔如匕首般刺痛，也想要赶紧逃离沪上是非。

在杨振声向闻一多、梁实秋发出邀请的同时，清华大学横插一杠，也向闻一多伸出了橄榄枝，闻一多考虑再三，对清华校局不稳有所顾虑，放弃了回母校执教的机会，当然另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闻一多正在等待梁实秋的决定，他早已有与梁君共进退的打算。

闻一多和梁实秋是清华同学，共同成立清华文学社，后又一起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留学，又都是新月派的重要成员。青春作伴的日子让两人成了三观一致、情趣相投的CP。杨振声知道两兄弟此时逃离上海的迫切，也知道只要说服其中一人，便得两人共赴的喜悦。而青岛惟一可能打动他们的恐怕也只有气候、环境和地处偏僻，远离尘嚣。所以杨振声拍着两人的肩膀说:“上海不是居住的地方，讲风景环境，青岛是全国第一，二位不妨前去游览一次，如果中意，就留在那里执教，如不满意，绝不勉强。”

梁实秋回忆说:“我们当时唯唯否否，不敢决定。今甫力言青岛胜地，景物宜人。我久已厌恶沪上尘嚣，闻之心动”。于是梁实秋与闻一多商议到青岛一探究竟，大不了喝场酒打道回府。“半日游览一席饮宴之后，我们接受了青岛大学的聘书。今甫待人接物的风度有令人无可抗拒的力量。”意思是：今甫兄，如果不是你不可抵挡的魅力，国立青岛大学算啥？怎么可能吸引我们奔青岛？近百年后，当我将天南地北的学者请到同一个校园里讲学时，有好几位说出了几乎相同的话，莫非他们是读了梁实秋的《忆杨今甫》？

闻一多和梁实秋于1930年秋携手共赴国立青岛大学任教，闻一多担任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梁实秋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他们又通过各自的人脉关系延请贤才俊彦前往青岛任教，梁实秋回忆说:“在中国文学系里，一多罗致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工山、姜叔明、张煦、谭戒甫等。”被聘请教师中多为新月派同人，被学生们称为“新月派”教员。

杨振声一鼓作气又聘请了黄敬思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黄际遇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汤腾汉任化学系主任；曾省任生物系主任。此外，闻宥、游国恩、沈从文、任之恭、傅鹰等也被聘在各系任教。应了杨振声的邀请，章太炎、胡适、罗常培、冯友兰、陈寅恪等都曾作客国立青岛大学讲学。

一时间，国立青岛大学精英云集、名人荟萃，其教师阵容之豪华，在全国的大学中屈指可数，使国立青岛大学在创建后不久，就进入到了一个鼎盛时期。

杨振声在青岛造就了一个梦幻般绚丽的时代，犹如黑夜里一束光点亮了青岛的天空，让这个“文化边城”猝然绽放芳华。

1931年初，胡适乘船路过青岛，作为弟子的杨振声迎着青岛的海风，置身人才济济的国立青岛大学，自豪地对胡适说：“我们的中文系主任英文很好，外国文学系主任的中文很好，两个系主任彼此交情又好，我们的中外文学系是一系。”

魅力不可抵挡的杨振声早在北大求学时即以新文学创作闻名，他的中篇小说《玉君》被称之为“中国新出的最有价值的书十一种”之一，短篇小说《渔家》则受到严苛的鲁迅赞赏。但杨振声确实不是一个勤于创作的人，留下的文学作品和学术研究不多，远不及他的同窗傅斯年、罗家伦名声显赫，对中国大学教育和中国文化亦不能与他的这两位同学比肩。然而在国立青岛大学的短暂任职，不可置疑地彰显了其作为教育家的耀眼才华。

杨振声坚持从严治校又作风民主，重视制度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系科的设置宁缺勿滥而决不凑数。当时的国立青岛大学曾有设立历史系的计划，因聘不到好的中国史教授于是果断停办。直到今天这个大学屡次努力，但仍然没有设立历史系。

杨振声对学校教育有着深刻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大学“专靠校长一人或数人是很危险的”，“必要有一个集思广益的组织，权在校长之上，然后种种的规程才能比较的完善。”他建立以校务会议为主的教授治校模式，由于学校初建教授较少，当时全体教授都参与到了学校大小事务的管理中，而校长作为校务会议主席“校务会议的决议案，校长是第一个负执行的责任与遵守的义务的。”他还主张：“学校当多制造此种机会，正式如各种讨论会、辩论会等，非正式的如牛津、剑桥大学之下午茶会等，使学生得到机会与刺激，去讨论学术，批评政治、文艺及各种社会问题。”国立青岛大学英华蕴聚，学术空气浓厚，学校声誉日隆。

杨振声在重视文理学院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识到设置特色专业的必要性。他对青岛的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古迹文献等作了详细的考察分析，提出了具有远见的办学规划，力倡开办海洋生物学、海洋学、气象学，他主张：“海边生物学，中国大学中有研究此学之方便者，唯厦门大学与国立青大。厦门因天气过热，去厦门研究者多苦之，又易发生疟疾。青岛附近海边生物之种类，繁盛不亚于厦门，而天气凉热适中，研究上较厦门为便。若能利用此便，创设海边生物学，不但中国研究海边生物者，皆须于此求之，则外国学者，欲知中国海边生物学之情形，亦须于国立青大求之。如此，国立青大则将为海边生物学之中心点。”

杨振声的真知灼见，为中国的海洋科学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他首创之下，国立青岛大学乃至改为国立山东大学之后，海洋科学始终是独步国内，以至在“山大”基础上建立的青岛海洋大学（后更名为中国海洋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以至青岛发展成为全国海洋科学研究中心。

杨振声为人坦率正直，性格豪爽，风流儒雅，世罕奇俦。梁实秋在《忆杨今甫》中说：“今甫身材修长，仪表甚伟，友辈常比之于他所最激赏的名伶武生杨小楼。而其谈吐则又温文尔雅，不似山东大汉。”

当时在国立青岛大学的学者们，教学之余都喜欢到位于青岛黄县路7号杨振声的住处喝茶谈诗，煮酒论文。手执大烟斗的杨振声也“总是热情接待，不是端出咖啡，就是沏上清茶”。山东人杨振声豪于酒，除了酒他也没有别的爱好了。“今甫善饮，尤长拇战，挽袖挥拳，音容并茂。”“每到周末校务会议之后照例有宴席一桌，多半是在顺兴楼，当场开绍兴酒三十斤一坛，品尝之后，不甜不酸，然后开怀畅饮，坛罄乃止。”

躲在青岛大碗喝酒的这批在国内举足轻重的学者文人，特别是“酒中八仙”，即使没有社交媒体的那个年代，也是迅速闻名于全国。所谓的“酒中八仙”是指当时在青岛经常聚饮的八人。据梁实秋回忆:“杨金甫、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加上一多和我，戏称'酒中八仙’”，而起初大概总是在每次校务会议之后聚饮，所以参与者多为学校重要职员，仅有方令孺为中国文学系普通讲师，又是惟一的女性，由闻一多倡议而被纳入聚饮之列，凑成“酒中八仙”之数。文人喝酒，寂寞孤单时喝，郁闷愤慨时喝，豪情万丈时喝，酒让他们宁静的生活掀起了波浪般的喧哗，在历史久远的夜空里回响。

闻一多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然而，“酒中八仙”饮酒既多，时间又长，往往是薄暮入席，深夜始散，“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始宽衣攘臂，猜拳行酒。还自拟一副对联:“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此情此景，必定有酒无诗，没有诗酒唱和，也不是文化沙龙，纯属放浪形骸，以酒浇愁而已。

这青岛的酒到底浇的是什么愁呢？来来，让他们自己说吧。梁实秋说:“青岛是一个好地方，背山面海，冬暖夏凉，有整洁宽敞的市容，有东亚最佳的浴场，最宜于家居。唯一的缺憾是缺少文化背景，情调稍嫌枯寂。故每逢周末，辄聚饮于酒楼，得放浪形骸之乐。”闻一多说：“梁兄，你别说得这么含蓄哈，青岛虽然是一个摩登都市，究竟是个海陬小邑，这里没有南京的夫子庙，更没有北京的琉璃厂，就是没有文化”。将文化人抛入文化沙漠，他们还能如何挣扎和自救呢？

三年前，我从北京某大学请了一位大名鼎鼎的传播学者来青岛授课，来之前，他信心满怀地说，在青岛两周除了教书，要完成书稿的修订、几篇论文的写作……然而，现实是，除了上课，他都在酒桌上觥筹交错，“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这位平日里清冷神秘，才智卓越的学者在酒桌上拍着旁边人的肩膀，大声要酒喝……我问他：“书稿修订了吗？论文写了吗？”他说：“一个字也没写，青岛真不是做学问的地方”。课程结束后，这位仁兄立刻跳上火车，仓皇逃回了北京。近百年前，胡适先生也曾仓皇逃离了青岛。胡适到青岛，杨振声宴请老师，胡适看到“酒中八仙”饮酒作乐的样子，惊慌失措。大家劝胡老师酒时，胡适急忙戴上太太送给他的刻着“戒酒”二字的金指环，说：“东秀不许，东秀不许”。回到北平后，胡适写信给梁实秋，大意是：“看你们喝酒的样子，青岛不是久留之地，快回北平来吧。”

遗憾的是，青岛和国立青岛大学提供给杨振声施展教育才能的时间过于短暂，杨振声更多的关于国立青大发展的卓识，很快就失去了试验和验证的机会。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的反日爱国运动发展到罢课斗争，杨振声召集校务会议，一致通过开除学生暴动首要分子。学生撕毁布告，包围校长公馆，要求收回成命。事变如疾风暴雨，得到北平学生的声援，规模越来越大。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于1932年7月3日奉行政院令将国立青岛大学解散，学生一律离校。杨振声在无可奈何中向教育部提出辞职，尽管南京和青岛都极力挽留，但是杨振声去意已决。此后，杨振声的身影便在青岛逐渐隐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