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国翔/文

2017年7月14日狄培理（W.T.deBary）先生在纽约家中去世之际，中国大陆大概只有两家媒体首发了简短的消息，一家媒体邀请一位出身中国台湾地区的学者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其他媒体的转发极为有限。这和狄培理先生在北美毕生推动亚洲文明尤其儒学的杰出贡献和巨大影响极不相称。此外，虽然狄培理先生的著作已有几本中译，但与其三十余部著作相较，相当有限。国内读者对他的了解，也与他在中国传统尤其是儒学研究领域中的崇高地位不相匹配。可惜的是，他辞世那年，我因故未能撰文回忆我与他的交往并介绍其人其学。今年是他逝世五周年，就让我写此小文，以为追忆和纪念。

我在南京大学读本科时，已接触到他撰写和主编的著作，较为集中的阅读是在北大的硕、博士期间。当时图书馆收藏的《为己之学》、《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等，我都曾借来复印、细读。像荒木见悟先生的著作，我反而最初是在《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中读到的英文版。当然，由于狄培理先生和陈荣捷先生长期的合作，那本《中国传统资料选编》（SourcesofChineseTradi－tion）更让我很早便对狄培理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正是由于我很早读过狄培理先生的著作，对其人其学深感敬佩，2003年秋我赴夏威夷大学客座之时，便想过是否能当面向他请益。抵达夏大之后，我曾在和刘述先先生的通信中提到这一想法。不料，刘先生11月8日竟专门给狄培理先生去了一信，向他介绍我以及我刚在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良知学的展开》。12月3日，刘先生给我转来了狄培理先生11月25日给他的回信。原来狄培理先生2004年1月1-19日会在夏威夷的东西方中心，而我在夏大的客座一直要到2004年的8月。如此一来，我很快可在夏威夷见他，不必再找机会去纽约了。

2004年元月的初次见面，我如今只记得狄培理先生穿了一件很符合当地风情的花衬衫，那是入乡随俗的表示。绝大部分世界各地到访夏威夷的人士，都会如此。至于我们具体谈了什么内容，如今已不复记忆。可惜的是，那次我竟然忘了拍照留念。

不过，很快我们又有了第二次见面的机会。2006年2-3月，我在卫斯理安大学访问期间，3月3日应邀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新儒学研讨班”的主讲，讲题是“王心斋后人的思想与实践：泰州学派研究中被忽略的一脉”。哥大的“新儒学研讨班”是狄培理和陈荣捷先生开创的一项专门以宋明理学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活动，在北美的中国人文研究圈子里独树一帜，早已形成一个传统，后来发展成为经常邀请世界各地学者主讲的研讨活动，讨论的范围也不再以宋明儒学为限了。

狄培理先生在世时，几乎每次的“新儒学研习班”都会参加。这一次，他也参加了我的主讲。由于我运用了《明儒王东堧东隅东日天真四先生残稿》这部鲜为人知的文集，他表示了特别的兴趣。讲完之后，我们还合影留了念。按照“新儒学研讨班”的传统，活动结束后大家要到附近一家中餐馆聚餐，主讲人是被宴请的对象。通常狄培理先生都会参加，但那次他因太太身体不好，没有参加聚餐。随后第三年，他太太便去世了。那次我得悉，狄培理先生伉俪情深，对太太一直照顾有加。这一点，后来在他的多位友人那里，也得到了众口一词的印证。

我们的第三次见面，仍然是在哥大。那是2008年元月，距离夏威夷初见整整四年。他得知我2007-2008学年在哈佛担任访问学人，便邀请我参加他一手操办的题为“ClassicsforanE－mergingWorld”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以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为讨论的对象，探讨经典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我提交并宣读的论文是“ConfucianClassicsinaChangingContemporaryChina”（《变迁之中的当代中国的儒家经典》）。当年会议论文集便出版了。

如果在中国大陆，以狄培理先生的地位，肯定既有充足的经费，更无需事必躬亲，会有一大堆助手和学生帮助打理会务。但我亲历亲证的那次会议，完全不是如此。除了后来曾受狄培理先生委托担任其“唐奖”获奖感言发言人的郑义静（RachelE.Chung）博士曾和我就会务以及论文事宜往复过几次，其余大都是狄培理先生亲力亲为。我清楚记得，会议期间有一次他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上，以免投射进会场的阳光刺眼。那一次我和他的私下交流并不多，但他走去拉窗帘那一幕，特别是他高瘦而肩颈已经略显佝偻的身姿，至今仍印在我的脑海。我当时心里生起的感触，现在也久久难忘。

从2004年1月到2008年1月，我们恰好每两年见一次面。我对狄培理先生其人其学的了解，更多地仍然来自我对他的文字阅读。也正是因此，在这篇小文中，我不能只交代我和他的个人接触，仍要介绍他的生平经历和学术贡献。对于其生平事迹，我的介绍“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尽可能让读者了解以往有关文字不曾提供的内容。对于他的学术贡献，我也将更多从我个人的视角做出观察和判断。

与同时代的史华慈等人类似，狄培理先生也有年轻从军然后转入学界的经历。1941年秋哥大毕业之后，他在哈佛开始研究生的学习。当年12月7日之后，他应征加入了美国海军，分别在位于加州伯克利和科罗拉多州博德的海军日语学校进修日语。1943-1945年，他一度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日本的冲绳以及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留下足迹。1946年秋，他回到哥大重新开始研究生学习，1948年获得硕士学位之后继续攻读博士，1953年以优异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从那以后，他一生在哥大任教、服务。从1946年已在哥大实际承担“东方人文和文明”的教学并负责哥伦比亚学院（ColumbiaCollege）的“东方研究项目”开始，到1989年正式退休之后仍以特殊服务教授的身份无偿在哥大授课至其去世之前的2016年，狄培理先生在哥大任教和服务了整整七十年。

据其自述，1937年秋大一入学伊始，在“当代文明”的第一堂课上，狄培理先生就被授课教师卡门（HarryCar－man）“文明不当以西方为限”的话打动，从此与亚洲思想文化结下了终生的不解之缘。虽然他军中服役期间是研习和运用日文，出版的第一本书也是翻译日本作家井原西鹤的《好色五人女》（FiveWomenWhoLovedLove,1956）,而且主编的“东方传统资料选编系列”最早的一本也是《日本传统资料选编》，但毫无疑问，在整个亚洲的思想传统之中，狄培理先生倾注心力最多的仍是中国儒家的思想传统。

狄培理先生大概共有三次访问中国大陆。据他回忆，第一次是1949年，以富布赖特学人的身份到燕京大学学习儒学。就是在那个时候，他结识了钱穆先生。他的中文名字“培理”，就是钱先生那个时候给取的。可惜时值战乱，没有多久他便和其他富布赖特学者一道，被时任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用私人飞机送到了广州。在广州，他认识了唐君毅先生。第二次是1976-1977年，在东京的学术休假年期间，他曾到访过中国大陆。第三次是1989年，他应国际儒联之邀到北京参加庆祝孔子诞辰的国际会议，并做了主题讲演。

这样看来，狄培理先生来中国大陆的次数并不多。但是，来的频繁与否，并不能作为是否热爱中国文化的标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既发自内心，更以对中国传统深广且理性的了解为基础。例如，他历来肯定儒家传统中有着人类普遍和共同的价值，绝不是儒学在中国大陆平反乃至被颂扬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他博士论文以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为研究对象，到1983年出版《中国的自由传统》，回应20世纪初以来广为流行的那种认为儒学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都与现代价值不相容并构成后者绊脚石的观点，可见其价值立场的一贯。

狄培理先生最后一本书是2013年哥大出版社出版的《伟大的文明对话：为了世界共同体的教育》（TheGreatCivilizedConversation:EducationforaWorldCommunity）。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该书是其一生学术思想的代表。该书选取的内容以及编排的结构,反映了他自己最为看重的那些方面。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三部分是他对几位师友的回忆和评论，除了他在哥大的日文老师、被誉为哥大“日本学之父”的角田柳作和比他高几届的哥大同学、天主教修士思想家托马斯·默顿（ThomasMerton），便是钱穆和唐君毅两位先生。钱先生的部分，狄培理先生叙述的主题是他的黄宗羲研究与钱先生的因缘。唐先生的部分，以唐先生与新亚书院为主。其中，狄培理先生认为唐先生和他自己一样，对儒家的宗教精神有深刻的体会。狄培理先生曾于1982年和2005年应邀赴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讲者和“唐君毅访问教授”，除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之外，也许正是由于他和钱、唐两位先生之间的渊源。书中该部分关于钱、唐两位先生的文字，正是以当时的演讲为基础修订而成。

第三部分之外，正如该书第一、二部分的标题“教育与核心课程”和“儒学中的开明之学”显示的，狄培理先生毕生的心血和成就可以用“教育”和“儒学”两个关键词来概括。

除了对中国思想特别是儒学传统有着深广的研究，狄培理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高等教育。对于大学的通识教育和核心课程如何不限于西方的经典，而是尽可能将中、日、韩和印度的经典涵盖在内，曾任哥大学术副校长和教务长的狄培理先生功不可没。有一位哥大某学院的院长曾表示，哥大无需亚洲文明的课程，与英国牛津、剑桥大学的交换项目，便足以让学生接触到“异国文明”。对此，狄培理先生不仅坚决反对，更是从来没有把亚洲文明视为“异国的”与“另类的”。他总是把亚洲和西方的理念放在一起去思考问题。由于他的坚持，哥大的学生在本科阶段便可接触到亚洲文明，有机会具备不以为天下文明只有西方的自觉。他的这项工作的作用，并不限于哥大一所高校，而是对整个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与核心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1987年的《纽约时报》曾经报道，狄培理先生主编的《中国传统资料选编》曾在以往25年的大学畅销书排行榜上一直名列第四。

狄培理先生虽然在1989年正式退休，不再担任常规教员，但之后继续以特殊服务教授的身份无偿为哥大的学生授课，参与、组织乃至主持各种学术活动。这正是其献身教育的表现。无论是他参加我2006年3月主讲的“新儒学研讨班”，还是我参加他2008年元月一手操办的学术会议，我都丝毫无法意识到他早已是退休之身。2016年，已年届97岁的狄培理先生仍在每周三到课堂，主持他有生之年在哥大的最后一门课程。整整七十年不辍的从教历史，足以让任何人对狄培理先生树立的“师范”叹为观止。狄培理先生将“教育”列为他最后代表作的第一部分，足见“师范”在其心中的分量。

狄培理先生对于亚洲思想的重视和研究，不限于中国的儒学，也包括日本和韩国的儒学以及印度的思想。但该书第二部分“儒学中的开明之学”，中国的儒学传统尤其宋明儒学所占比重最大。这一点也足以说明，在狄培理先生所理解的东亚文明中，中国的儒学思想占据核心地位。通览其三十多本著作，可见中国儒学所占比例最高，其中又以对宋明儒学的研究和阐发最为丰富。他广为人知的对于儒学的基本判断之一，便是认为儒学并非一套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而是充满了变革与进步因素的开明思想。无论是强调儒家传统中的“开明之学”，还是指出其中有别于西方的那种独特的“个人主义”，都是他对儒学独具慧眼的睿识灼见，反映了常年浸润儒家经典和文本的深造自得。

狄培理先生不只是儒学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也是认同儒学价值并在日常生活中身体力行的儒家人物。除了曾在新泽西州度过中学时代、在哈佛不足一学期的研究生经历以及二战时期的数年漂泊之外，他几乎一生都在其出生地纽约居住和生活。如果贯穿纽约的赫贞江（HudsonRiver）可以视为纽约的象征，那么，被亲近的学生称为“赫贞江上的孔夫子”足以显示儒学早已成为狄培理先生价值系统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不只是客观研究的对象。

当然，狄培理先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他能够和托马斯·默顿成为莫逆之交，除了默顿也对亚洲思想颇有兴趣之外，天主教信仰大概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天主教徒的身份并未妨碍狄培理先生认同儒学的核心价值。对此，他自己不止一次有明确的说明。以基督徒身份而认同儒学核心价值，他也绝非孤例。例如，认同儒家并曾在朱子墓前行跪拜礼的陈荣捷先生，也是一位基督徒。曾分别担任波士顿大学神学院正、副院长以及教会神职人员的南乐山和白诗朗，更是佐证。唐君毅先生曾说：“在遥远的地方，一切虔诚终当相遇。”狄培理先生特别推重唐君毅先生的原因之一，恐怕就是两人都有包容的宗教情怀。

在2016年“唐奖·汉学奖”的颁奖词中，狄培理先生获奖的缘由被归结为两点：一是“在儒学研究领域中的开创性贡献”；二是“在西方建立了宋明儒学的研究领域”。这也说明，他毕生的学术思想归根到底是在儒学。因此，无论就儒学研究的成就还是儒学价值的认同来说，狄培理先生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北美的一代“儒宗”。

除了教育和儒学两方面毕生的奉献与成就之外，狄培理先生也是一位现代的“士大夫”。他在哥大历任东亚语言与文化系主任、大学评议执行委员会主席、学术副校长和教务长，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超的行政能力。而他在哥大创办的“人文学者学会”和“海曼人文学中心”等机构，在推动哥大人文学科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实至名归，由于他的学术成就与贡献，狄培理先生获得了多种荣誉。除了临终前一年以97岁高龄获得的“唐奖·汉学奖”，他还曾于2013年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颁授的“国家人文奖章”。除了“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和“唐君毅访问教授公开讲座”，他也曾任“坦纳讲座”（TannerLecture,1988）的主讲人。另外，他还于1974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1999年当选美国哲学学会院士，2010年获选日本学术院荣誉院士。至于亚洲学会会长、多所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及其它多种奖项，也都是对其学术成就与贡献的肯定。

我个人和狄培理先生曾有交往，也觉得国内学界对其了解不够。未能在他辞世之际撰文纪念，一直是我心中的遗憾。希望这篇迟到五年的追忆，能够表达我对这位“北美儒宗”和“一代师范”的敬意。如果学界年轻的朋友有心，能够由此而深入他的精神与思想世界，以为自身和中国学术的助道资粮，于我则更是望外之喜了。

（作者为浙江大学哲学学院求是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