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苏格拉底的申辩

做圣人的文化，并非只有中国才有，古希腊和古罗马也都有。

做圣人是对神的挑战，在《荷马史诗》里，阿喀琉斯为友谊而战，就惊动了宙斯，令其叹为观止，因为这是神的世界里没有的，在神看来，那便是奇迹。

阿喀琉斯是英雄，但还不是圣人，可他的忘乎生死的友谊里，已含有了做圣人的契机，连神都为之感叹。不过，真正的觉醒，还要等到哲学出现，用人的理性拷问神话世界，用道德律对为所欲为的神的行为做出评判，苏格拉底第一个起来挑战。

人之于苏格拉底，不但是万物尺度，还是神的尺度，人之理性，不光为自然立法，还为神立法。诸神世界，被他拉到理性跟前来考察，明是非，论对错，辨真假，可结果却是，众神品位，统统不入其理性评价，于是，他预言：新神就要来啦！

人类如何通过理性发现真理？当普罗塔戈拉说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时，苏格拉底对此作了纠正，他说：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纠正，对人的存在提出了新问题，并非人一存在就是万物尺度，而是人怎样存在才能成为万物尺度？

人于神话，不成尺度，即便英雄，亦为神仆，要听从神谕。人于自然也不成，人非本原，亦非逻各斯，要遵循命运。惟于思想中，以思想力，逻各斯化为逻辑，命运转为真理。

不是人的战斗力和生产力使人成为万物尺度，而是人的思想力使然。由此，又产生了一个新命题，那就是后来由康德提出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从“人是万物的尺度”到“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中介就是“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然则，思想力从何处来？或曰逻各斯，即由宇宙理性，转化为人的理性，化为人之思；或以自我意识，开启我思，以我思确立我在，我在为真理奠基。真理，是思想力的标志，也是关于人的知识，表现为先验性的我思和经验性的我在的统一。

从先验到经验，真理以两种形式开显，要用辩证法来检验。

辩证法，始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命题：飞矢不动。芝诺认为，存在不动，一动，就陷入矛盾中：一与多，有限与无限……思想就会乱套。为此，他将“飞矢”之过程，分解为若干绝对点，“飞矢”在每一点上都不动，这样的点，便是时间与空间的原点，也是逻各斯的起点——在概念中。“飞矢”，本为经验之物，由此及彼，犹如一支箭逐一头鹿，然而，当其飞向先验之域时，运动就消失了，思想有如“飞矢”，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都基于当时当下一点，无需远游古史，广览天下，这一点，就在思想者自身：认识你自己。

芝诺指出，那观念的“奇点”，要由思想——自我意识的觉醒来开显，那是对于思的反思，以一系列“芝诺悖论”构成，表现为“二分”的辩证形式。

亚里士多德称芝诺为“辩证法的创立者”，黑格尔也如是说。

芝诺学于巴门尼德，已知“神是不动的一”，故其否定运动。但其方法，与老师有所不同，巴师以正论，芝诺以悖论，以为一动就悖，若欲其消失，除非静止。然，悖论之起，非以经验为依据，而以思想为前提，乃经验与先验、现实与观念反差所致，故为万物尺度，非溺于悖论者，而是挣脱了悖论的人。

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年轻时曾访问过巴氏，已知“神是不动的一”，但他对于巴氏终于还是扬弃，巴氏喜欢论自然，苏格拉底则转向有思想力的人。如果说巴门尼德造就了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的论证形式，那么苏格拉底则为人的存在确立形而上学的行动依据。从芝诺到苏格拉底，逻各斯通往道德律。

转型，从苏格拉底开始，从自然转向心灵，从自然辩证法转向人与人对话。对话产生知识，苏格拉底首先承认自己“无知”，知识是通过对话启发出来的。

关于人的知识，苏格拉底认为，人们原来就有，只是自己还不知道——“无知”，而他就像一个“助产婆”，专门帮助别人产生知识，以提问来接生真理。这种方法，人称“苏格拉底的讽刺”，问向“神是不动的一”。

神非神话诸神，而是从自然哲学里来的最高存在——宇宙理性神，它虽然是一元的，但还带有某种自然属性，含有“种子”或“原子”等实体性的成分。

而苏格拉底的新神，则是从人的存在里推导出来的，汲取了自然神的一元性，同时又保留了神话中神人同体同形，从人性和人格的存在，推导最高神存在。

新神就要来临，带着真理来临，世上已无善行，有的只是悖论。学生问：何谓善行？他反问：盗窃、欺骗、贩卖奴隶，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是恶行。又问：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学生：这是善行。再问：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学生：是善行。接着问：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学生：这是善行。人的善行，就这样转化，充满了矛盾，人们对于善行的见解，只是一些不确定的意见，离真理——那个“不动的一”还很远，经此一番对话，真理已然诞生：为了善行，新神必须来临！

雅典人认为，神比人强，神能决定人命运，而非教人以善行，神就应该不问对错是非，只管利害成败，这符合雅典人固有的帝国主义气派。一般来说，有怎样的人，就需要怎样的神，一国之神，通常都是由民意集合所造就的信仰公共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代表和国民命运共同体的精神标志，谁都不能碰，碰了，就要触犯神圣的民意。

可苏格拉底就碰了，以“真理”的名义，触犯了神圣的民主制。

于是，就有三位雅典公民将他告上法庭，告他不敬神，而且危害青年。对此，他作了申辩，他的学生柏拉图，为他留下了《申辩篇》。在申辩中，他根本不为自己辩护，而是继续宣讲他的神，一而再的触犯民意，终于激怒法庭，宣判了他死刑。

若为他自己辩护，他本可以不死，若为其神辩护，那他就得死。

申辩一开始，他就表示将依法答辩，但成败却取决于“那位神”。他说，“现在神给了我一个岗位”，“你们都知道，是神命令我这样做的”，“我想，是神把我拴在城邦上的”，“我这样一个人是神赐给城邦的”，“我做这件事，我认为是奉了神的命令”，申辩一结束，他就无所谓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这两条路哪一条比较好，谁也不知道”。

值得他用生命来辩护的神，是怎样的“神”？显然不是那些来自奥林波斯山神话的神，亦非由传统所认可的城邦守护神。他的神，不从神话来，不从历史来，也不从“头顶上的星空”——自然来，而从自我来，从“心中的道德律”来，神在我心中。

他的信仰，脱离了原始的神话属性，脱离了城邦的国家属性，开始了“心灵的转向”，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不光是日月星辰的自然天空，不单是由逻各斯来开显的命运天空，它从诸神角逐由最高权力意志主宰的神话天空，转向自我与道德律的人性天空。那是真理和美德的天空，是最高的善和最高的智慧之所在，是灵魂得救的天堂，从内心到天堂，本就是个“不动的一”，而上帝就是“不动的一”，是真理和美德的完满化身。

苏格拉底的申辩，从神开始，以神结束，神就在他心里，向他发出声音，当原告指控他不敬神明时，他回答说，我相信这世界上有神明们的存在，但我是我的先知，我知道神在哪里。神啊！你就在我心里——即心是神。在我里面还有个我，那是我的自我——与身体之我共生的心灵之我，那是我的灵魂。自我从内心里发出声音，让我倾听，原来它就是“那位神”。

苏格拉底还提到从小就附在他身上的某个神物，或称“守护神”。那是一个声音，每当响起那声音，都是对他的喝阻，唯独这次，那声音没来阻止他，使他确信死无疑是好事，他说，我所作的一切都遵照“那位神”的指示。

神命令他考查自己，考察别人，因为，未经考查的生活不值得过。他像牛虻，紧叮每个人，叮嘱人们关心自己的灵魂和美德，教人如何过上好的生活，按照神教给他的方式生活。他仿佛在说，让我来教你们敬神的正确方式，教你们真正的虔诚吧！苏格拉底与耶稣相似，他们心中都有神，都为“那位神”付出了生命。不过，苏格拉底的神在内心，还不是创世者和宇宙主宰者，而是与生命一体的灵魂。

本来，人与神的差异，在于人有一死而神不死，可人一有灵魂，人也就有不死了：肉体虽死而灵魂不灭。灵魂是什么？苏格拉底指出，就是知识与美德，智慧与善行，以人格的方式存在于人，正如那位流泪的以弗所哲人赫拉克利特所言：“人的性格就是他的守护神”，性格决定命运。苏格拉底自信，只遵从自我之神——“我是我的守护神”。

对于城邦守护神，他表示，若非由自我确认，便不可信。阿喀琉斯的无畏值得模仿，而阿伽门农刚愎自用，还有奥德修斯和西绪福斯的狡诈，就应当怀疑。

对于传统守护神，他没有全盘推翻，也不全然认可，他认为，要经他考查合格后，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守护神，而守护神的首要标准，就是美德和善行，就此而言，我就是神。苏格拉底新神，严格说来，还不是基督教的上帝原型，而是基于自我的“性格守护神”向最高存在的“人类守护神”的升华，是其个体性以哲学方式而非以神学方式向普遍性转化。申辩，是升华的开始，而死，便是转化的完成。生死关头，新神出现。

苏格拉底之死

对于原来那些神，他的态度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孔子。

同样做圣人，苏格拉底为什么要做得那么认真？可以说，他是用美德和善行的标准，对神的品位进行审核，一一指正。这样的价值重估，对于信奉那些神的众生来说，可以说是啪啪打脸，在一个被民主氛围娇惯的国家里，谁让民众不但脸上难堪而且心里难受，那他肯定就是人民公敌，他为什么尝试着要去挑战人民的信仰呢？因为他要做圣人。

他为新神到来，献出了生命，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第一个圣人。

可民主制度似乎不需要他这样的圣人，不需要那个“不动的一”。尤其那时，文化个体性原则之于希腊，虽已萌发，却未长大，在民主制的制度安排中，可有个人权利伸张，却难为自我意识担当，能确立少数服从多数，却难容独立个体，因为那是“不动的一”，雷打不动，神推不倒，以个体对抗国体，同群众格格不入，终成人民公敌。

群众是民主的灵魂，以平等为天命，令卓越难以安身，常与自由逆行，这是民主制的一个悖论，无自由不成民主，有民主却自由难行，恰如雅典，其始也，因自由而兴，以民主而立，其终也，因平等而衰，由民治而败，所以，他，苏格拉底，一个“不动的一”，特立独行，成为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个反对民主平民化而且平庸化的圣人。

但圣人死了，从此不再，因为上帝已来，此与中国情形正相反。

殷周之际，殷丧其邦，上帝死了，死于圣人革命。革命，由文、武而周公，孔子“吾从周”，接踵而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还“梦见周公”，以此，为圣化立了个圣人谱系，也为他成为圣人打了个道统的底子。后来，历代王朝都将其政统相配于道统，以之与文化中国相通，正是在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结合点上，孔子成为了圣人。

苏格拉底之于孔子，可谓后生，后于孔子约八十来年，符合孔子那一问：“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是的，他是一位“后生”，是孔子曾经预告过的“来者”，他也要做圣人，在西方，做一名令孔子都“可畏”的圣人，但结果却失败了。

说起失败的原因，或曰种种，总言之，可归咎于圣人在西方水土不服，不宜于当时的国体和政体，也不被人民的信仰所接受。“神是不动的一”，他也是。试问此“一”，哪个城邦能担当得起？纷纷城邦，各有其神祗，怎能都让位于“不动的一”？神以唯一，当为一神，但此一神，看似摩西的那个上帝，但它却非基于宗教，而是出自哲学，乃哲学理念神，虽然都否定神话，取缔诸神，但摩西以约法，而他以理念另走一路。

用哲学取代神话，用理念神取代神话神，他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他能影响的，其实也就柏拉图那么几个人，多数人都被他惊呆了，害怕他说出真理。

孔子跟他不一样。以其深谙《易》理，故能于变易与不易间游弋，能以“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对神敬而远之，且引导中国民意。其实，民意之于神祗，不求唯一，亦如孔子，貌似尊崇，求其福佑而已，谁肯将身家性命全都押注到信仰上去？

做圣人，一要有民意支持，二要有传统支持，孔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可苏格拉底，既反传统，又反民意，看来圣人做不成了，那么，还是做个神吧。然而，行吗？新神已来临，但来的不是他的哲学之神，而是摩西的宗教之神，唯一性的神——上帝。因此，他的自我，只能像幽灵那样，存在于哲学里。

雅典是个洞穴，是个民主制的洞穴，洞穴里滋生的民意，竟然要他去死，可见民意是个多么恐怖的东西，尤其跟信仰有关的民意。而孔子在“天听自我民听”的中国，虽也有如丧家犬，有其惶惶不可终日时，但还不至于被人当作人民公敌处死。

在君主制里，孔子难免要冒犯君主，难免要得罪贵族，但他不会冒犯群众，得罪民意。而民主制里，最容易冒犯的就是群众，最容易得罪的就是民意，得罪了君主，作为个体，还可以“有道则进，无道则退”，“从道不从君”；得罪了民主，就得被放逐，在雅典就曾有过“陶片放逐法”，若不接受放逐如苏格拉底，对不起，那就得死。

苏格拉底死了，谁要他死抱着真理，定要做那“不动的一”？

有关苏格拉底之死，柏拉图是这样说的：临死前，学生去看他，桑蒂比——他的妻子，抱着他们的小儿子坐在他身旁，看见柏拉图等人来了，哭着说：噢，苏格拉底，这是你的朋友最后一次来与你交谈了。于是，他让人将哭喊的妻子送回家，然后说道：我的朋友们，这就是人们称之为欢乐的那种东西！

他这样来谈欢乐，他说：欢乐与自己的对立物——痛苦相联，它们本来是不可能在同一时刻降临到同一个人身上的，但假如他能执著地追寻其中的一个，并且牢牢地抓住它，那么他很可能同时感受到另一个的存在，它们两个就融入了他的头脑中。

他又说：若伊索来思考这个问题，他肯定会用一个寓言来讲它们，先是如何进行激战，然后，神又如何使它们重归于好；若是它们不愿意和睦相处，神就会将它们的脑袋捆在一起，正因为如此，当它们中的一个来到任何人身上时，另一个便会接踵而至。我所感受到的正是这一情景，当痛苦跟随着镣铐来到我身上时，欢乐很快也降临了。

学生克利托问他身后事，他轻轻一笑，对众人说：请相信，这个正在说话的我，就是真实的我，可他觉得我很快就会变成死尸，所以，问我如何掩埋我。接着，他又说：我说过，饮鸩之后，我将与你们分离，去一个欢乐的世界，这些你们都知道了，但克利托肯定不这样认为，以为只是为了安慰你们而已。

这时，太阳快要下山了，他也没多说什么，陪审团派人来了。苏格拉底对来人说：朋友，向你道别了，我将按你说的去办。

来人含泪而去。苏格拉底对学生说：这是个多么好的人啊！自从我被关进这里，他就时常来看望我并与我交谈，你们看，他是多么真诚地为我而哭泣！

于是，喊克利托：请你过来，让我们执行他带来的命令吧！克利托说：可现在太阳还未下山呀！我知道，有些人是要到最后一刻才喝毒药的，他们总是先大吃大喝一顿，还要享受一下他们最喜爱的活动。所以，请你别太匆忙，现在还有时间。

可回答却是：克利托，那些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这样做，当然是对的，因为他们认为那样做有益处，而我反之也是对的，因为我觉得推迟没有什么益处。

我若抓住生命不放，企图苟延残喘，那我就会瞧不起自己。

我的最后时刻已来临，我不想躲避，来吧，照我说的去做。

克利托不说什么了，他对站在旁边的一个男孩，点了点头。

男孩跑出去，过了一些时间，带了个端着毒药的男人回来。苏格拉底对来人说：好吧，朋友，关于这类事情，你一定知道得很多，我该怎么做呢？那人说：没别的，你只须将毒药喝下去并来回走动就行了，当你感到双腿沉重时就可以躺下了。

来人将杯子递给他，他瞧了一眼毒药，脸色没变，手也没颤抖，抬头睁大眼睛，看着那人，一如平时，说：我是否要洒一些毒药在地上敬敬某位神灵？

而回答则是：苏格拉底，我准备的毒药，刚够一个人喝的。

我明白了，苏格拉底说：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向那些神灵们祈祷，因为离开尘世对我而言，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说着，将杯中毒药一饮而尽。

柏拉图说：此前，我们还能忍泪，但见他把毒药喝下去时，泪水就像决了堤，我用袍子蒙住头，独自哭，而苏格拉底却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们这些人！这时，我们才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大家尽可能地控制住啜泣。他来回走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感到双腿沉重了，于是，躺了下来，因为，这是刚才那个送毒药的人对他的忠告。

一个监刑狱吏将双手按在他身上，摸了摸腿脚，然后，使劲掐了掐，问：疼吗？他说：不。又掐了身体其他部分，边掐边说：一股寒气正在上升，从下往上，当寒气到达心脏时，他将死去。说着，便将盖在脸上的布揭开，让他留下最后的话：

克利托，我还欠伊斯科莱普斯一只鸡，你一定替我还给他。

好的，克利托说：但请你想想，还有其他话要对我们说吗？

对此问题，他未作回答，过了一会儿，他动弹了一下，脸上的布，再一次被揭开，两眼已然被定住了，见此情形，克利托只好帮他合上了双眼和嘴唇。

一切都结束了，这个我们熟悉的、最聪明的、最正直的人，离我们而去了，这也就是柏拉图说的苏格拉底之死。人总有一死，还能死得比这更好的吗？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