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更多信息也可能导致更多无知

这就要说到李普曼与杜威（JohnDewey）之间进行的那场著名的辩论。李普曼就是现代的柏拉图：他的理想国将由一班富有思想的领导人领导。公众所知甚少，无法进行有关政治或政策的良好决策。杜威的观点和他相反，认为通过适当的教育，可以形成知识社区以实现自治。

民主的问题实质是个知识的问题。占主导地位的民主思想流派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问题，因为它的拥护者认为公民有能力掌握必要的知识以做出合理的判断。李普曼将这种“无所不能的公民”的想法上溯到托马斯·杰斐逊。杰斐逊谈到了一个村庄规模的民主，所有公民都对自己的环境有足够的了解，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做出合理的选择（不得不说，杰斐逊这时想到的是白人、男性、拥有财产的农民，他们了解他们的当地环境，认识他们的邻居，并且没有生活在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但李普曼认为，卢梭（甚至更重要的是美国开国元勋）所构想的古典民主理论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即只有“全能公民”才能发展出指导政府运作的真实民意或“众意”，可这种理论仅能满足非常小的、自足的社区的需求，对于二十世纪的大型民主国家、甚至更大的州来说，都是完全不够的。李普曼所描述的不完美的公众不可能构建民主的真正基础，这就是《舆论》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正如他所说，“杰斐逊塑造的民主理想由一个理想的环境和一个选定的阶级组成”。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ThePublicanditsProblems,1927）中对李普曼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他认为，公众有能力接受所需的教育，只不过他也承认，发展理性公民有很多障碍。出于娱乐目的，公民正在放弃公共广场，因此也更容易受到宣传的影响。同时，新技术也成为繁荣的民主社区的障碍。

杜威明确认定李普曼的技术官僚主义视野与柏拉图欣赏的暴政是一致的，李普曼为了自己的利益可能过于聪明了，因为如果公众真的像他所声称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落后，为什么会相信他们允许实行专家政治？杜威指出：“据称极度的无知、偏见、轻浮、嫉妒、不稳定，使公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但那就必然使他们更不适合被动屈服于知识分子的统治。”杜威问道，李普曼如何期望在不引发全面革命的情况下执行他提出的“民主问题”解决方案？如果李普曼试图在不引发平民百姓反抗的情况下实现自己的想法，那么他的专家要么在幕后活动，要么与财阀统治合作，要么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群众结盟，而这将给后者在桌子旁留出席位。

除此之外，杜威认为，还存在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与群众隔绝开来，知识分子又如何发现最好的政策？正如杜威所说：“……在没有代表群众的明确声音的情况下，最好的人就不是最好的，也不能保持为最好的，智者也不再是智者。”杜威通过对鞋匠和穿鞋者的类比说明了这一点。后者最清楚鞋子带来的不适，尽管他需要鞋匠的帮助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杜威警告说，李普曼指望对社会进行正确管理的客观性本身就会受到威胁。与其说保持客观性、与真实的公民和真实环境展开接触，不如说专家更可能导向“寡头统治”，只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管理。开放专家与群众之间的交流渠道至关重要，杜威认为这里的关键是“改善辩论、讨论和说服的方法和条件”。

杜威坚持，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知识只能通过公民之间的对话来实现。唯一重要的现实是公民集体构建的现实。如果像李普曼那样，接受公众被原子化并永远与公共事务相隔绝，那么就削弱了民主的可能性。杜威说得好：

当社会智慧在当地社区的交流中口口相传时，它的智力禀赋可以从智慧的流动中获得，并且是没有限制的。正是这一点、也是唯一的一点，能够使舆论成为现实。恰如爱默生（Emerson）所说，我们躺在巨大的智慧怀抱里。但这种智慧是休眠的，它的交流是破碎的、无声的和微弱的，直到它拥有当地社区作为媒介。

在《舆论》问世100周年之际，回望这场辩论，我们可以说李普曼和杜威都没有过时。他们100年前写下的担忧与以往一样重要。关于解决方案，有人指出，尽管我们对杜威的参与性民主表达了所有支持，但现实实际上与李普曼的构想更加接近。李普曼强调的根本问题并没有消失，杜威的担忧和建议也一如既往地切题。实际上，我们可以辩称，在选民的政治知识像以往一样糟糕、媒体集团制定规范的时代，这种担忧变得更加严重和紧迫了。

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论敌，杜威说，李普曼是个“失望的理想主义者”。李普曼的《舆论》，今天我们大多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著作来读，事实上，它是我读过的最具说服力的对民主的评论。作为民主的伟大捍卫者和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美国哲学家，杜威在此书出版不久后就意识到李普曼问题的有效性，将李普曼的书称为“目前所构想的最有效的民主起诉书”。他认为，李普曼显然不是在真正地攻击民主，而只是在争论是否有必要超越传统的民主理论来思考。

李普曼提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公民能否获得对公共事务的基础知识，然后就该采取什么行动做出合理的选择？他的回答是“否”，所以，《舆论》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要披露我们所说的民主与我们对人类实际行为的了解之间的差距。

20世纪大多数民主理论家认为，更多的信息将产生更多的知情公民，而知情更多的公民将兑现民主的核心承诺。他们很可能错了。更多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会带来更多噪音、更多派别和更多的无知。

21世纪的民主会是什么样？知情公民的理念还成立吗？这样的问题至今还在提出，宣示着李普曼的写作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意义。

众人是愚蠢的，但物种是明智的

李普曼的写作生涯主要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之后，那时他的政治观发生了转变。“1914年的冬天对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变化。也许我已经变得保守了。”李普曼在那年7月穿越大西洋时在日记中写道，“无论如何，我发现对革命者的同情越来越少……而对行政问题和建设性的解决方案越来越感兴趣。”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无数人批评李普曼对客观性和经验主义的执着。但是，重读《舆论》，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超然无私的报道”（也即不支持任何党派观点的报道）值得重新考虑，尤其是看到世界范围内的事实核查运动正作为对错误信息和宣传的解毒剂而蓬勃兴起。

青年时期，李普曼被社会主义和费边主义所吸引，但他很快转变为进步主义。李普曼是西奥多·罗斯福的仰慕者，后来是伍德罗·威尔逊的钦佩者，是第一批呼吁美国干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之一。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与宣传的其他知识分子一样，李普曼对民意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非常感兴趣。考虑到这一点，很显然他的工作重点并非传播理论，而是民主的局限。那时他是公共信息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In－formation）的组成成员，该机构的任务是进行宣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争取支持。这段经历让他知道公众是多么容易被操纵，人们又有多么容易屈服于引人注目的叙述。

对于代议民主制的共同假设产生怀疑，并非只有李普曼一人。战争年代也在公共信息委员会工作的爱德华·伯纳斯（EdwardBernays）也被同一话题所吸引。伯纳斯自称“公共关系之父”并从事商业广告领域的工作，出版了数本舆论主题的书，包括他最著名的《凝结舆论》（CrystallizingPublicOpinion,1923）和《宣传》（Propaganda，1928）。与此同时，芝加哥学派的几名成员也对类似问题表现出了兴趣。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D.Lasswell）写作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PropagandaTechniqueinWorldWarI,1927）；杜威，如上所述，是李普曼上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主要著作的敏锐评论者，《公众及其问题》像是对李普曼的民主和民意理论的一篇长而乐观的回答。

民主（不是舆论、宣传或传播）确实是李普曼思想的中心，也是参与辩论的许多其他知识分子思想的中心。战争宣传在世界历史上首次证明了塑造共识和形成意见的可操作性。人们在看到世界之前就被告知，在经历事情之前就想象它们，而社会成员就这样成为先入为主的成见的人质。一旦发现可以轻易做到这一切，民主显然就面临严重的问题了。

在那几年里，李普曼一直在试图证明信息系统中的缺陷。例如，他在1920年展示了权威的《纽约时报》如何无法向其读者充分报道布尔什维克革命。李普曼和他的合著者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Merz）断言“没有新闻就无法存在健全的公众舆论”，而他们的质问显示了“确实无法获取新闻”（ATestoftheNews）。同年，李普曼出版了题为《自由与新闻》（LibertyandtheNews）的小册子，认为当前的民主危机是新闻业危机的后果，因为新闻业无法正确履行其职责，并建议对新闻业的专业主义进行提升。

李普曼说，新闻就像一盏漫游的聚光灯，从一个话题到另一个话题，从一个故事到另一个故事，当它照亮某物或某人时，能显示不少东西，但它会继续前行，让原来的地方变得黑暗，而去追逐新的目标。所以，新闻业所做的并不是发现真相，而是构建叙事，但这些叙事反映了我们的偏见、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无知、我们的希望和我们的困惑。我们透过黑暗的玻璃窥见现实。

这些书不是任何政治传统的一部分，但它们是对政治理论中最相关的关键概念的明确攻击：《自由与新闻》中的“自由”，《舆论》和《幻影公众》中的“民主”以及在某种程度上鲜为人知的《美国的检查官》（AmericanInquisitors，1928）中的“多数统治”。李普曼并不是要消灭这些政治思想范畴，而是要重新考虑它们，以使其适合于当代世界。在这个过程中，他没有创造新的定义或新的概念，但是他的批评对于随后几年相关观点的发展至关重要。

1922年李普曼出版了他最著名的著作《舆论》。受到柏拉图知识理论的强烈影响，李普曼认为，从街上的人到新闻工作者再到美国总统，没有人可以拥有对外部世界的第一手足够知识。他运用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Wallas）的作品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来说明多种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特征，这些拟态环境与外部世界截然不同。在这种环境中，人们将外部世界简化为刻板印象（stereotype）以便吸收，但实际上，他们很难理解当代世界的复杂性。由此，李普曼对真正的民意的存在表示怀疑，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充分了解公共事务并对其感兴趣的人们的共同看法。李普曼对“舆论”的含义作了简短定义：

在一些事情上，我们的行为与他人的行为相互勾连，亦即我们的行为会对他人的行为产生影响，他人的行为也对我们的行为意义重大——我们通常笼统地将这类事情称为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一个重要层面。“他人”头脑中关于自我，关于其他人，以及关于自身需求、目标和社会关系的认知图景，就构成了他们个人的意见；而这些图景一旦成为社会中某个群体的行动指南，或以社会群体的名义由一些个体去付诸实践，那么就成了更宏大意义上的舆论。

费边协会的创始人沃拉斯是李普曼思想的一个先驱。沃拉斯以他的《政治中的人性》（HumanNatureinPoli－tics，1908）而闻名。该书中表达的政治观点帮助塑造了李普曼后来关于公众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思想。

沃拉斯论述了公众对周围环境的理解。他指出，宇宙给公众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感觉和回忆，每一种感觉和回忆都互不相同，在这些感觉和回忆之前，除非人们能够选择、认识和简化，否则将无力思考或行动。因此，人必须创建实体，作为其推理的素材。这样，沃拉斯表明公众没有能力了解他们的环境。呈现给他们的刺激太多，使他们无法获得精通的理解。斯蒂尔声称，这个想法是沃拉斯对李普曼未来作品的最大影响之一，特别是在《舆论》中。在这本书里，李普曼扩展了沃拉斯关于公众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最初想法，并证明公众无法从他们的环境中吸收真正需要的所有知识，以作用于他们的治理。

在李普曼的下一本书《幻影公众》中，他发展了一种新的民主理论，与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Capital－ism,Socialism andDemocracy，1942）一书中提出的理论有些相似。李普曼说，民主已被简化为在定期协商（选举和全民投票）中表达人民意见的方式，在这种协商中，公民只能在少数几个名字或政党中选择，或者在“是”或“否”之间进行选择。这种新的民主理论显然具有精英主义的味道。其中的假设可以在这段时期内被李普曼的阅读所支持——罗 伯 特·米 歇 尔（RobertMichels）、莫伊西·奥斯特罗戈尔斯基（MoiseiOstrogorski）和詹姆斯·布莱斯（JamesBryce）的著作都倾向于某种形式的精英主义。

相似的想法也是《幻影公众》的中心。这项工作不仅仅是对著名的《舆论》的简单整合或续作。从《舆论》的结论出发，《幻影公众》反映出对人类状况和民主的更大悲观主义。在这里，李普曼观察到，普通百姓“已经背负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被要求实践一项无法实现的理想”。

该书的第二部分尝试解决第一部分中发现的所有问题。李普曼悲惨地失败了，因为他对民主问题的解决办法是放弃一切使民主有价值的东西。他无法弄清楚如何明智地指导舆论，因此他试图通过创建一个“专家部门”来完全超越它，以代表公众决定公共政策。但这根本不是民主，充其量是技术官僚主义，最糟糕的是寡头政治，正如杜威已经雄辩指出的。

可是到今天，李普曼的悲观情绪反而成为时尚。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后，一整套理论著作应运而生，试图解释民主制如何消亡，或西方自由主义为何退缩。分析人士认为，民主正在全球范围内“腐朽”，而美国逐渐演变成一个专制国家。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指出，李普曼对民主缺陷的诊断虽然和以前一样有力，但它似乎错过了有关民主制度弹性的一些基本知识。毕竟，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世界来到今天这个地方，变得更有力量，更加宽容，更加富有，甚至更加民主。

乔治城大学的政治理论家杰森·布伦南（JasonBrennan）主张用李普曼式的认识论来取代传统民主。但布伦南和李普曼一样，恰恰把事情弄颠倒了。与其说放弃民主，也许我们需要的是更多、更好的民主。也许，正如杜威所教导的，我们更需要做的是，教育和赋权更多的公民。

李普曼的一生是无尽发现的一生。不可否认，许多公众人物都曾征询李普曼的建议，他的书和专栏也说服了数百万读者。单靠风格无法做到这一点，长期保持观点的一致性也不然。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最吸引他的读者并赢得他们信任的，是他不断保持公正的努力；他的基本保守主义；以及他愿意以自己的头脑对几乎所有政治观点加以遍历。他年轻时是社会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头脑使他异常担心大萧条所招致的法西斯主义模式下的独裁统治的可能性。他与哈耶克（F.A.Hayek）友好，后者的《通往奴役之路》（TheRoadtoSerfdom，1944）旨在警告“进步主义者”，经济集体主义不可避免地导致政治暴政。

后来，他在科学的“无利害关系”中发现了健全政府的关键。经历过对人民进行神化的选举后，他开始相信民主人士完全无法理解周围的复杂世界，因此，为了自身的利益，应该将公共事务交由专家管理。但最终，他在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激烈咆哮中，谴责了策划越南战争的专家。在这一生的传奇中，最重要的不是他的观点各不相同，而是他的诚实，即勇于接受构成真理的许多相互冲突的层面，哪怕只是在一段时间内。

斯蒂尔说：“李普曼教给我的是，一个人可以成为时代的一部分而不向时代屈服，纵然是他这般成就，也是三分努力，一分天才，最大的陷阱不是世俗的名声，而是不再相信自己能令世界变得有所不同。”李普曼非常像他年轻时的偶像H.G.威尔斯（H.G.Wells），他曾仰慕对方“似乎通过不断的更新努力而获胜，拒绝沉浸于对世界的平静接纳，也拒绝沉沦于对个人愿景的自我满足”。

回顾李普曼的一生，斯蒂尔得出结论，再也不可能有第二个李普曼。铸造他的模子已不复存在。很少有公共哲学家能达到李普曼那样的受众，甚至更少有人能够连续几十年每周同时撰写多个专栏。不用说，新闻和政治的条件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李普曼对新闻的看法在1922年就已经很准确了，放在今天更是无可争议。媒体更加分散，竞争更加激烈，更受利益驱动。因此，新闻消费变得像购物一样：找到最能反映你观点的信息来源，并以你的忠诚度表明你的偏好。

1967年，当李普曼决定离开华盛顿前往纽约，并停止撰写他的定期专栏时，他在一次告别晚宴上告诉同事们，他的离开不是因为“我不再非常接近王子的宝座，也不再在他的宫廷里表现出色”，而是因为“时间在流逝”。

抵达退休之际，李普曼意识到了时间的力量。今天，与其依靠李普曼的解决方案——即与技术官僚、精英主义、反民主的政治调情——来摆脱民主的困境，不如首先提醒自己，时间的进展本身就倾向于解决这个困境，至少是部分解决。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一个民主国家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情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用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的话说：“个人是愚蠢的。众人暂时是愚蠢的，当他们未经深思熟虑就采取行动时；然而物种是明智的，当把时间交给它，作为一个物种，它的行为几乎总是正确的。”李普曼自己也承认，从长远来看，他所提出的民主困境的严重性会减弱。公民自由主义者怀有一种信念，“相信在意见的竞争中，最真实的人会获胜，因为真理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如果你允许竞争延伸到足够长的时间，那么这种信念可能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