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文

面对不同的世纪：茨威格与李普曼

我们对世纪的迷恋总是有些奇怪。这种时间度量该如何应用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的生命周期？政治实体本身是没有明确寿命的社会建构。罗马在前基督教时代崛起，并于公元117年达到顶峰，但西罗马帝国大约3.5个世纪之后瓦解，而东罗马帝国一直坚持到1453年。

就中国而言，世纪的概念其实与我们的传统历史观无关。孟子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他是从天生圣人创造一代王朝的历史观出发的，说到底，这是一种圣贤史观，也就是英雄史观。

孟子的时间周期是五百年，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寻常的时间框架是一百年。比如，英国作家伊安·莫蒂默（IanMortimer）的书《变革的世纪》（CenturiesofChange:WhichCenturySawtheMostChange? 2014），主要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哪个世纪我们看到的变革最多？他一边讨论一边承认，很多最重要的发展并不单单局限于一个世纪，该如何考虑变革的时代归属问题呢？是发展伊始，还是其影响最大之时？

尽管存在此类难以划定的问题，一些分析家和历史学家仍试图辨别主导国家生命周期中的百年模式。不过，总是很难预测即将发生的事情。例如，在18世纪英国失去北美殖民地之后，政治家霍勒斯·沃波尔（HoraceWalpole）感叹英国沦为一个像撒丁岛这样可悲的小岛。他是在工业革命带来的“英国世纪”前夕发表这种大错特错的判断的。

从1815年到1914年，在这段称为英国的“帝国世纪”里，大英帝国增加了大约26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4亿的人口。

英国与世界各国广泛进行货物和资本贸易，1840年后采取了自由贸易政策。皇家海军控制了大部分关键的海上贸易路线，享有无可挑战的海上力量。除了对自己的殖民地进行正式控制外，英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它有效地控制了许多地区的通道，如亚洲、北美洲、大洋洲和非洲。

这是为什么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是大英帝国真正瓦解的标志。当然在此之前，英帝国就开始了缓慢的衰落。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因奥斯曼帝国消亡以及普法战争后意大利和德国等新民族国家的出现等而紧张到崩溃。德国、日本和美国的工业化在19世纪末促成了英国工业优势的相对下降。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又给了英帝国以重重一击。

不过，放眼欧洲大陆，它的美好年代也是在1914年结束的。“美好年代”（LaBelle魪poque）这个专门的称谓是后起的，从1871年到1914年这40余年光景，被看成欧洲的“黄金时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英国，它与维多利亚时代晚期和爱德华时代重叠；在德国，它是威廉二世时代；在俄罗斯，则是亚历山大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统治时期。在美国，它是从1870年代到1900年、处于南北战争和进步时代之间的“镀金时代”，是美国的财富突飞猛进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和平与繁荣，技术、科学和文化创新层出不穷，殖民帝国也攀至顶峰。它是那个被茨威格称之为“昨日的世界”的所在，而茨威格之所以为自传如此起名，是因为他感觉到，“那个我曾经在其中长大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以及横亘在过去和今天之间的那个世界，变成完全不同的世界”。

如果按照百年来断代，属于“昨日的世界”的，就是十九世纪。茨威格曾说，十九世纪顽固地囿于这样一种妄想：以为人能够用理性解决一切冲突。但在那些十九世纪的残余被扫荡的日子里（希特勒上台，战争爆发），茨威格经常与他的同乡弗洛伊德谈天，他发现，后者的观点当时以最让人震惊的方式得到证实——野蛮，即那种人的灵魂当中根本性的灭绝本能，是无法绝迹的。“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能够找到一种形式，至少能在各民族的共同存在中将本能控制在低水准上，但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在最内在的本性当中，它们是无法消灭的，或许它们也是必要的张力。”这样的倾向思想自然无助于相信前途的光明，茨威格如此写下他的家园——无论是现实的还是精神的——被摧毁的感觉：

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哪怕是最渺小、最微不足道的人，内心的最深处也被我们欧洲大地上无休止的、火山喷发般的天摇地动所搅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群当中，没有谁比我更首当其冲了：我，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每一个身份都处于天崩地裂时的风口浪尖上。它们三次倾覆了我的家园，毁掉我的生存基础，将我从那个“先前”和“往昔”中剥离出来，以突如其来的猛力将我抛入虚空之中，抛入那我早已经熟悉的“不知该去哪里”的状态中。

三次抛弃，三次幻灭，其间的绝望感不难想象。茨威格丧失了新时代会到来的信念，他叹道：60岁的年纪，他已经太累了，不能再有个新开端。于是，他选择弃世，和爱人一起，《昨日的世界》最后一句是：“不过，每个影子毕竟也都是光的孩子。只有那些经历过光明与黑暗、战争与和平、兴盛与衰败的人，才算真正生活过。”

1914年给另一个人的生活也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罗纳德·斯蒂尔（RonaldSteel）所著的《李普曼传》开篇这样描述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的生平：

沃尔特·李普曼的生涯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歌舞升平的年代。在那些日子里，人类的进步似乎前途无量、势不可挡；在那些日子里，诗人们在广场上翩翩起舞，科学允诺要让所有人生活得悠闲自在、丰衣足食。李普曼的生涯结束时，伴随着他的却是越南战争的创伤、水门事件的耻辱和街头横冲直撞的闹事者。李普曼的生涯跨越了一个世纪，这是美利坚帝国诞生而成长壮大而开始衰落的世纪，这是一个被一些人最初豪情满怀、后来却又愁思满腹地称为“美国世纪”的时代。

和茨威格一样，李普曼是横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人。只不过茨威格的生命意外中断了。他见证了欧洲的衰落，但他曾经带着发自内心最深处的自由作为一个欧洲人生活过。在欧洲的理念沉沦之际（1942年茨威格自杀时，看起来就是如此），他也走向了毁灭。可以说，他生于欧洲，死于欧洲（尽管他实际上殁于遥远的巴西）。

如果让李普曼写自传，大概他也会写道，“我们这一代是独一无二的，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命运多舛。”“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样经历了如此的情形：从精神思想的巅峰到道德上的堕落深渊。”只不过，李普曼面对的不是十九世纪的欧洲，而是美国世纪。

将李普曼放入美国世纪

罗纳德·斯蒂尔的李普曼传记读起来就好比二十世纪前四分之三的历史。事实上，这本书的英文原名就叫做《李普曼与美国世纪》（WalterLippmannandtheAmericanCentury，1981）。可以说，李普曼度过并帮助形成了美国生活中一段非同寻常的转变时期。

我们不断地回到1914年，它真是个太重要的年份，美国的转折点也可以从彼时算起。或者，更准确地，按照李普曼的话来说，在1917年4月6日之前，美国仍然是一个“觉得把花在战舰上的钱最好花在校舍上的国家”；然而，在这一天，美国对德国宣战，并在1918年取得胜利，随后开始了最终被称为“美国世纪”的历程。

当然，美国世纪的起点和终点都有争议。迈克尔·林德（MichaelLind）认为，美国世纪始于1914年，因为美国进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它结束于2014年，因为在当年，美国的外交政策处于崩溃状态，经济状况不佳，民主制度也破裂了。很明显，这样的划分，还是有百年情结在作祟。

另一些人相信，将美国世纪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联系起来更为准确。战后，由于英国太虚弱而无法支持1947年的希腊和土耳其，美国加强了自己的地位，并于1948年投资了马歇尔计划，1949年主导成立了北约。

也有人说1991年才是美国世纪的开始标志——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军事力量的国家。但这一视角显然太短了。

客观地说，美国世纪是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时期，用来描述全球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主要由美国主导的一种情势。它可与1815-1914年间的英帝国世纪相提并论。美国的影响力在整个20世纪不断增长，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变得尤为主导，当时仅剩下两个超级大国，即美国和苏联。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保持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并成为世界霸权，或某些人所说的“特级大国”（hyperpower）——这一术语被用来形容美国所处的冷战后仅存的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美国世纪”这个说法是由杂志出版大亨亨利·卢斯（HenryLuce）创造的，用以描述他自己认为美国在二十世纪将会并且应该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位传教士之子，卢斯在1941年2月17日的《生活》杂志社论中敦促美国放弃孤立主义，以发挥传教士的作用，扮演世界上的好撒玛利亚人并传播民主。

根据大卫·哈维（DavidHarvey）的观点，卢斯认为“美国被赋予的权力是全球性的、普世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因此卢斯更喜欢谈论美国世纪而不是帝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呼吁美国“以我们认为合适的目的和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将我们的全部影响力施加于世界”。

从根本上来说，“美国世纪”这个主张一直有些武断。卢斯提出这个词是作为一个政治口号，旨在扭转该时期的孤立主义并迫使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强国，但其行为却非常不相称。十九世纪通常被视为“英国世纪”，而卢斯的“美国世纪”构想旨在吸引美国对其力量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关注，并与英国的衰弱国家形成鲜明的对比。

然而，虽然美国最终占据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但其实一直有很多虚构的神话与美国世纪的事实混杂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尽管表现出色，但它从未建立起真正的全球秩序。而且，就算在影响力达到顶峰的那段时期，在不少事情上，美国也常常无法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

而随着新千年——另一个其实没有多大意义的时间划分——的到来，出现了一个在国际关系领域产生巨大争议的论题：美国是否正在失去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而被崛起的中国所取代？

至此，有关美国世纪的终点的讨论引入了新的因素。一种更新的说法是，美国世纪介于美国于1917年第一次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与2017年第45任总统就职之间（又是一个百年）。《大西洋月刊》在特朗普宣誓就职之际发文称，他终止了美国作为全球自由和法治的典范和保证者的作用。

不过，知名的国际关系专家约瑟夫·奈（JosephNye）不这样想。他认为力量——也即影响他人获得你想要的东西的能力——具备三个方面：胁迫、购买和吸引力。如果用这三个维度来衡量，美国世纪是的确存在的。经济实力只是地缘政治方程式的一部分。即使中国的整体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人们也不会自动见证美国世纪的终结。就算是用经济实力来衡量，中国的人均收入仍落后，而这是对经济成熟度的更好衡量。

在人口方面，美国是排名第三的主要发达国家（而不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不是人口减少，就是被其他国家超过）。它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在减少；它在关键技术（生物、纳米、信息等）的开发方面始终处于前沿，而这些关键技术对二十一世纪的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美国大学在高等教育领域占主导地位，并且其文化保持开放，充满企业家精神。其他国家要想同美国争夺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可能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还没有进入“后美国世界”。

在此情况下，重拾李普曼的书，你会震惊于他在今天的相关性。于世纪的视角出发，对李普曼的遗产进行再审视，这样做是基于三个原因，此处列举一、二，第三个原因详见后文。

第一，李普曼漫长而卓越的职业生涯体现了卢斯所说的“美国世纪”。李普曼为这个世纪编写编年史，试图理解并帮助别人理解它，最终在美国的政治、外交和新闻业留下了独特的个人影响。

他的主要生涯横跨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和越南战争。他充当公共表达者长达六十年，成为美国、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记者。他一共写下20多本著作，巩固了其作为公共哲学家的声誉。《尼曼报告》（NiemanReports）纪念李普曼的文章认为，他的大部分评论所立基的哲学是自由主义，尽管这种自由主义有时被精英主义所掩盖。

第二，如果说李普曼是个编年史家，我们需要洞察李普曼的史观。毕竟，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处于美国政治生活的中心，也是他将“冷战”一词变成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和政治术语。

“国家位于他们的身体中”

从史观上来说，1950年李普曼在接受采访时说到戴高乐：“像那样的人总是让我着迷。就好像国家位于他们的身体中，而不是他们在国家内部运筹一样。”换言之，李普曼专注于那些决定他人命运的人，而并不关心普通人的困境。例如，在茨威格陷入空前痛苦的那个年代，就一个非常了解欧洲的人而言，李普曼对那些渴望逃离欧洲大陆的拥挤人群极其冷漠，而这些人面对的是，整个大陆在1930年代不断朝着暴力和更猛烈的仇恨行进。

在1933年的一篇专栏中，他描述阿道夫·希特勒的讲话“具有政治家风采”，代表着“真正文明的人民的真实声音”，他敦促读者不要谴责所有德国人，仅仅因为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一些不文明的事情。

1938年，欧洲犹太人的命运对他来说是一个“人口过剩”的问题。他夸张地建议，一些“多余”的人（大概是那些没有被拘留或杀害的人）可以运到非洲。他还认为，在二战期间拘禁日裔美国人的想法是一个好主意。

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授权军事当局将其选定的任何人从西海岸的军事区驱逐出去。日裔美国人被给予48小时的时间收拾家当，出售一生积攒的财产，之后被运送到拘留营。十万余人（其中多数是美国公民）被关在铁丝网围栏后面的营房中，就像是罪犯或战俘一样。李普曼对如此压制性措施的辩护反映了战争当中普遍的歇斯底里情绪，这也证明了记者在事件不断发展而又没有时间和距离的情况下，清楚地评估事件有多么困难。

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李普曼作为一个记者，选择站在大人物一边，给后边的新闻业留下一个巨大的问题：谁值得我们作为新闻工作者加以关注，是富有的和有影响力的人，还是被边缘化和忽视的人？也许最重要的是，新闻工作者与权力的关系该是怎样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局外人还是局内人，当他们从局内转向局外、或者从局外转向局内时，会发生什么？

李普曼堪称“局内人当中的局内人”。克里斯托弗·戴利（ChristopherDaly）在他的著作《报道美国：一个国家新闻业的叙事史》（CoveringAmerica:A NarrativeHistoryofaNation’sJournalism）中写道：“李普曼可能是二十世纪以来，尽管从未获选公职，但却最有影响力的美国人。”他认识的总统、国王和领导人，在极近的地方目睹的重大事件，他写作的论文、书籍和创建的媒体，他拥护或帮助的事业，他遇到和阐明的想法、课题和问题，都令人生畏，而且，正如斯蒂尔公正地评论的，所有这些“赋予他以舆论的巨大力量”。

戴利认为，李普曼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他每年的国际访问使他扮演的角色“就像是无任所的美国国务卿”。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要求李普曼推迟访苏，因为他正在应对一场紧急事务。当李普曼拒绝时，赫鲁晓夫重新安排了自己的计划以适应他。

所以，李普曼对戴高乐的评论，也完全适用于他自己。然而，同样见过许多大人物、也经历过许多大事件的茨威格，却是从失败的小人物视角看待历史：

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感到，人在面对世界大事时的无助是那么残忍。……在不为人所见的某个地方，另外在柏林威廉大街、巴黎盖陀赛（即法国外交部所在地）、罗马威尼斯宫以及伦敦唐宁街的十几个人，这些至少到那时为止表现得最为聪明和机敏的人，没有人认识他们，没有人见过他们，他们在说、在写、在通电话、在做一些人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在做出决定，人们对此不能参与，不能知晓其中的细节，但是这些决定了我自己和每个欧洲人最终的生活。我的命运掌握在他们的手中，但是没有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中。他们摧毁或者保全我们这些无权势者，让我们获得自由或者强迫我们受奴役，他们决定几百万人的和平与战争。而这时的我，如同其他人一样，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像一只苍蝇一样毫无抵抗能力，像一只蜗牛一样一筹莫展，而这些却关乎死与生，关乎内心最深处的“我”与我的未来，关乎我的大脑中正在形成的想法，关乎已经成形与尚未成形的计划，关乎我的无眠和安睡，关乎我的意志，我的所有，我的全部存在。我坐在那里，僵直地盯视着空虚，如同一位被判决的囚犯坐在监狱里，被囚禁、被锁在这无端的、无力的等待再等待中，跟左右周围的同道囚犯打听、询问、攀谈，好像我们当中的某个人知道或者能够知道，人家要拿我们怎么样。……他们这样大笔一挥，我整个一生的意义就变成了荒谬。

1916年，伍德罗·威尔逊总统邀请李普曼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招待会，此后，李普曼结识了每一位继任的美国总统，直到理查德·尼克松。对于博学的汉德法官、豪斯上校等人，用《时代》杂志的描述，他是“他们的摩西，他们的自由主义先知”。在艾奇逊的回忆录里，他是“那个矛盾的耶利米”。李普曼为威尔逊准备了著名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中的数条，但威尔逊却断言他的判断是“最不可靠的”；对林登·约翰逊来说，最终结果比这更糟：1967年春，李普曼辍笔传奇般的“今天与明天”专栏，并离开了华盛顿。许多人说他离开的原因是，他无法再忍受与林登·约翰逊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李普曼与政治家们的密切关系可能会令现代记者感觉不适。他乐于成为体制的一部分，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似乎不愿意以威胁到这种成员身份的方式来写作。要到很晚的时候，他才开始反思记者和当权者之间的关系。1964年，他告诉一位电视采访者：“在报纸记者和高级官员——即当权者——之间的关系中，存在某些健康规则是非常重要的……在高级政府官员和新闻工作者之间总是要有一定的距离。我不会说那是一堵墙或一道栅栏，而是一个呼吸空间，这是非常必要的。”

李普曼从不谄媚，也不畏惧与总统和华盛顿的机构对抗。他批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他激烈地反对哈里·杜鲁门在二战后遏制苏联的战略，对杜鲁门政府在朝鲜问题上的好战行为的批评甚至更为尖锐。对于久拖不决的越南战争，李普曼一直坚持两个核心断言，即任何美国保卫南越的战争注定归于失败，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防御对美国和西方来说皆无必要。尽管不乏这些对抗，李普曼所提到的政治家和记者之间应该存在的“呼吸空间”，在他看来，通常是相当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