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洪/文 9月28日，上海、江苏、浙江三地政府联合公布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明确了上海大都市圈空间范围、发展定位、发展目标、主要任务，这不仅关乎着长三角的未来发展，也关乎着国家的未来发展。

自然条件

海湾是海洋伸入大陆的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讲，宽度最长达90公里的长江口也可看作海湾，唯一与海湾不同的是，长江口的水是江水，不是海水。如果长江口作为海湾，那么，上海大都市圈在自然地形地貌构成上，就是“两湾”加“一湖”，“两湾”是长江口沿岸与杭州湾沿岸，“一湖”是太湖平原。

目前，上海大都市圈由上海市和江苏、浙江两省八个地市（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舟山、嘉兴、湖州）组成，陆地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海域总面积4.7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第七次人口普查）7742万人，2020年地区生产总值11.16万亿元。

在中国路桥技术落后的时代，与其说上海大都市圈，不如说是太湖平原都市圈，因为在跨江、跨海通道修通之前，上海大都市圈局限于作为太湖平原的组成部分，联系紧密区域也是太湖周边城市。在城市分工上，上海是门户城市、中心城市，苏锡常嘉湖是腹地、生产基地、后花园。

随着中国路桥技术的发展，尤其杭州湾跨海通道、长江口跨江通道、舟山大陆连岛工程相继开工、竣工，上海大都市圈才扩大到长江口北岸、杭州湾南岸，最终形成了“1+8”城市为范围的上海大都市圈。

在对外交通区位上，从长三角到北部湾沿岸港口城市是中国对外交通最为便捷的城市，长三角港口城市到日本、韩国、俄罗斯远东、北美等地海上航线距离最短，南海沿岸港口城市到东南亚、澳洲、南亚、中东、欧洲、非洲等地海上航线距离最短。综合考虑，上海大都市圈与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仅有两个对内、对外交通最为便捷的都市圈。

相比而言，通往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青岛、大连、天津比上海多出的海上距离分别为300海里、500海里、700海里，这使得上海进出口货物在途时间、运输费用远比青岛、大连、天津低，从而成为上海城市竞争力高于青岛、大连、天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上海大都市圈与粤港澳大湾区相比，虽然在对外交通区位上各有千秋，难于比较，但在对内交通尤其对内水上交通方面，上海大都市圈远比粤港澳大湾区优越：一方面，上海大都市圈地处中国沿海航线中部，上海港具有成为中国海港中心枢纽港的区位条件；另一方面，上海港腹地宽广，通过长江和京杭大运河航道网络，以及铁路、公路、航空为辅助支撑，上海港间接腹地可以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

上海大都市圈“两湾+一湖”的空间格局，使上海既有“两湾”之海港（长江口——外高桥作业区、杭州湾——洋山港作业区），又有以太湖平原为依托的直接腹地。在自然环境方面，“两湾”外侧的舟山群岛，又使得夏秋季节西太平洋频繁生成的台风遇到舟山群岛时要么改变方向，要么降低风速，从而使得上海大都市圈较少受台风影响；上海大都市圈内抱太湖，犹如环抱“大水缸”，加上长江来水，使得上海大都市圈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水资源最充沛的都市圈之一。

发展前景

在都市圈经济发展中，上海大都市圈的发展前景最被看好。

第一，上海大都市圈不仅经济总量中国第一，而且都市圈各层级城镇（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镇）实力中国第一，并形成了完整的城镇分工体系。上海大都市圈有中国第一的省级市（上海）、中国第一的地级市（苏州）、中国第一的县级市（昆山）、中国第一的镇（玉山）。县域经济作为都市圈经济基础，县域强全域强，上海大都市圈共有25个县市，其中，19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市。

第二，都市圈发展靠城市，城市发展靠实业，上海大都市圈拥有一批全国乃至全球领先产业集群。上海大都市圈制造业相对齐全，拥有较为完整产业链，且产业和企业的实力、竞争力超群。上海大都市圈不仅钢铁、石化、汽车、船舶、纺织、粮油、装备制造、新能源（光伏、风电、储能）、新能源汽车、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及高端医疗器械等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位居全国乃至全球前列，而且拥有一批行业领先企业。

第三，科教资源是都市圈核心资源，也是最主要的创新资源，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实力和竞争力强，来自于其拥有中国专业最齐全、体系最为完整的科教资源。科技创新体系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个层次，主要分别对应于基础理论研究、产业共性理论与技术研究、企业具体技术研究。与京津冀城市群相比，上海大都市圈不 仅拥有一流的基础理论研究机构，还有一流的产业应用研究机构与企业开发研究机构；与粤港澳大湾区相比，上海大都市圈不仅拥有较强的企业开发研究机构，还有一流的理论基础研究机构与产业应用研究机构。

第四，基础设施支撑了都市圈对内对外联系，尤其对外交通设施构成了都市圈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内容之一，上海大都市圈拥有世界一流港口群和机场群。多年来，上海港（外高桥作业区+洋山港作业区）集装箱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保持全球第一，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邮吞吐量保持全国第一。

经济文化底蕴

自“靖康事变”、赵宋都城迁到杭州（1127）以来，中国经济发展重心南移至长三角，中国经济中心几乎就在太湖周边按照“杭州——苏州——上海”轨迹转移。近千年来，上海大都市圈经济发展屡次遭遇灭顶之灾，但屡次“春风吹又生”，充分展示了生存韧性，这对处于经济下行阶段的当下中国而言，是尤其需要弘扬的一种精神。

宋朝，靖康事变，赵宋都城移至杭州，不仅大批官宦汇聚到了太湖流域，而且中国封建鼎盛时期的各界精英集中到了太湖流域。谚语“苏湖/常熟、天下足”在此时全国流传，说明太湖流域的农业领先，并承担了全国“粮仓”重任，依托京杭运河运送官粮的漕运愈加依赖太湖流域。以太湖流域为核心的长三角，开启了长达近千年的中国经济“龙头”地位。

元朝，朝代更迭之时，遭遇元兵“屠城”的常州经济遭遇了毁灭性打击，但经济快速复苏的长三角依然保持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位。元朝举天下之力，于1283-1293年开通了通惠河（通州—北京）、会通河（临清—东平）、济州河（东平—济宁），拉直了跨越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的京杭运河，主要目的就是紧密地把政治中心元大都与经济重镇杭州、苏州、湖州、嘉兴等城市捆绑一起。

明朝，朱元璋搞出了一个江南版的“洪洞大槐树移民”——“苏州阊门洪武赶散”，导致太湖流域大量殷实家庭被驱赶到苏北一带；为了建设大明“两天府”（应天府、顺天府），苏州沉淀数百年的能工巧匠又以万人为单位迁至南北京城，一度使得苏州人去城空。尽管明初江南尤其苏州遭遇到釜底抽薪式的人口、财富外流，但凭借民间商品经济活力，依然不妨碍太湖流域经济快速恢复并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

明与宋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宋时太湖流域以农耕为主，以“鱼米之乡”著称，粮食是主要输出货物；明时太湖流域输出货物由粮食让位给了经济作物和手工商品，谚语“苏湖/常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长江中游的湖广地区成为了中国“粮仓”。

清朝，在朝代更迭之时，现为上海大都市圈的江南望县江阴、常熟、昆山、嘉定等，因抵制清军入侵，均遭屠城，但当社会秩序稳定后，太湖平原经济恢复迅速，并很快超越了前朝，太湖周边五府(苏州府、常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松江府）成为了康乾时期的发达城市。汇聚了全国各地商帮的苏州，俨然为中国经济中心城市，连同县城及下辖的集镇，苏州府形成了“府城——县城——集镇”三级城镇群体；太湖平原稠密的水路网络，把各个专业集镇与苏州、湖州、嘉兴、常州等中心城市串连起来，分布于沪苏浙交界地带的朱家角、南浔、西塘、乌镇、周庄、锦溪、千灯、同里、震泽、黎里、木渎、甪直、东山、金庭等历史文化名镇，保留下来的古宅大院依然能够看见当时工商业繁华留下的时代“烙印”；宁波、南浔、太湖洞庭等本地商帮和安徽、山西、广东、江西等地商帮又把长三角尤其是太湖平原商品推销到全国乃至全球各地。

晚清民国，中国大门被迫打开，上海大都市圈中的上海、宁波成为了最早一批的通商口岸，上海、宁波成为中国“海禁”政策后第一批对外开放城市。19世纪中叶，苏南成为太平军与清军交战主战场后，苏南大量工商资本转移到上海，中国经济中心也在19世纪中后后期由苏州转移到了上海，上海由此成为了中国最大工商业城市。宁波口岸开通，使得一些来源于西方世界的新业态、新经营模式、新产业落户于宁波，中西两种商业模式的直接碰撞，使得明清时代中国著名十大商帮唯独宁波商帮完成了自我救赎，顺利转型到现代商业业态、现代经营模式，1949年后又延伸到香港、台湾，包玉刚、安子介、邵逸夫、董浩云、张忠谋可以说是宁波商帮在港台的杰出代表。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均为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重要发祥地，一大批民族企业家在发展实业的同时，也推动了城市发展，如张謇对南通、荣氏兄弟（荣宗敬、荣德生）对无锡、刘国钧对常州均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大都市圈不仅经济基础好，而且教育文化发达。中国“两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籍贯城市排名最前十城市中，七个（上海、苏州、无锡、常州、南通、宁波、嘉兴）为上海都市圈城市。上海大都市圈开创了中国近代工业、近代商业、近代金融、近代教育、近代医疗之先河，经济、教育、医疗、文化均处全国前列。

（作者为河海大学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智库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