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震寰油画——鲜花和剑：诗人俞心樵

英雄在上你能不走吗

如果对北京文化圈稍有兴趣的话，就不难发现，前些年，在文化圈一次次的饭局上，总是会有一个坏掉了一只眼睛的诗人，借着酒劲儿站在饭桌上大声背诵一首诗——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还未曾爱过我。每每如此、激情澎湃。那就是俞心樵。暂且让我以一个诗人的身份定义他。

曾经有人讨论过，到底什么是诗人，最后说——写诗的人就是诗人吧。这种讨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那时的中国社会，所有人都公开谈论文艺，人人手里拿着一本朦胧诗选，诗人是畅销货，周游全国，蹭吃蹭喝蹭姑娘，姑娘也都乐意，据说这很浪漫。

不过对于这个结论，俞心樵在当时就有过不同看法。他觉得应该是：写出好诗的才是诗人。而行走江湖的骗子总是太多。在他看来，所有文体中，只有诗歌是韵文，其他都是散文。既然是韵文，就有节奏和旋律，这就像人和自然界的呼吸心跳脉搏各种生理周期四季昼夜潮汐花开花落一样，必须关照生命本身。所以写出好诗最要紧的是天真；其次是智慧，智慧就是世故的知识，因为世故本身会产生大量知识，当然这不是说圆通；然后是分寸感，因为任何激情呈现都需要理性，而好的理性和坏的理性都是一种天赋？都是一种创造性的个体感受。

在80年代风生水起的中国诗人当中，俞心樵属于依赖情感幻觉进行创作的一种。他回忆，自己经常喝完大酒之后回到住处，一首长诗一蹴而就，1000多行，质量还相当说的过去，可以说在很多人之上。所以他年轻的时候妄图用诗歌改变一切。于是在18岁的时候，俞心樵第一次来到北京，“他妈的，搞诗歌教育去了。”辗转于各地大学，贴海报、办讲座，据说很多学生听完之后就都疯了。他印象很深，有一个学生跑到垃圾堆里大喊大叫。那会儿的俞心樵其实比很多学生都要年轻，长发飘飘。

俞心樵的诗第一次被大众熟知应该是在1989年4月22日。当时因为胡耀邦追悼会，《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他的《渴望英雄》，那是纸媒时代，所以他一炮而红，当然，那会儿的中国人远没有现在一夜成名之后的感觉。其实这首诗俞心樵早在一年之前就写好了。然后就寄给了在青岛认识的一个女孩儿，女孩儿的父亲是当时新闻界的领导。于是一年之后就阴错阳差被擅自发表了。可以说在写作之初和追悼会没有一点儿关系。几十年之后再看，俞心樵本人对那首诗倒有一点否定。但，当时对很多人依然是个刺激，这毋庸置疑。那首诗中写道：英雄在上／你能不走吗英雄在上／你能不走吗／这一刻来之不易／怕你走后／黑暗重来。很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和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

北岛说，这不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但在俞心樵看来，这恰恰是一个需要英雄的时代。于是很多人做得不够，尤其影响力大的人应该有一个担当。只是这种人在当代中国，几乎从未有过。这也是他和诗歌圈保持距离的主要原因。不过排除这个方面，很多当代诗人的诗他也是喜欢的，比如西川。俞心樵现在都能背出西川对自己的评价——痛苦的激情、愤怒的幽默。而除此之外的更多诗人，在俞心樵看来，不过是写了一些琐碎和无聊的事儿，当然这样可以说反映了时代某种程度上的真实，因为这就是一个琐碎和无聊的时代，所有人对于一切都没有探讨下去的热情和耐心。

可是在俞心樵看来，仅仅反映时代并不完整，缺乏一个统摄性的关照。好的诗歌应该遥接一些东西。而当代人可以说丧失了这种原则。但，到底是什么屏蔽住了当代人的视野？当然，俞心樵哈哈一笑说，不过呢，认为不是很好的东西很好也是一种多样性。很多人的喜欢也是真实的喜欢，这就是市场的自由选择。

“我要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爱你！”

90年代成了一条分水岭。俞心樵大受欢迎且被广泛而精彩误解的《墓志铭》正是写于1989年9月2日的清华北门。

他回忆说，自己当时最喜欢坐在大礼堂的台阶上，那会儿的天还很蓝，一个人突然有了表达的愿望。快20年过去了，这首诗直到今天还经常在各种诗歌活动上以各种口音被朗诵。张元的电影《有种》里一次次的采用《墓志铭》。只是俞心樵非常怀疑很多人看诗的能力。因为第一句是——在我的祖国/只有你还没有读过我的诗/只有你还未曾爱过我。于是不少人以此为证，证明诗人本身是自恋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你”从未仅仅指代过一个女孩儿。如果说一定有什么指代的话，可以理解为一种制度，一切都是制度的缺失。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自恋又怎么了？是人都自恋。尤其用自恋说诗人真是非常外行。俞心樵对此，每每不屑。

也是在1989年，俞心樵在《最后的抒情》中写道：“我要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爱你！”因为当时很多艺术家选择了出国或者转行。只是旧的阶段还未结束、新的阶段尚未开始，中国仿佛在一夜之间就进入了“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流行文化占领了原本属于意识形态和精英文化的舆论高地，拥有了绝对话语霸权。而那些选择留在国内继续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则必须直面文化情境的巨大转变，如何避免失语危机和艺术的资本化、以继续停留在人们的视线当中成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俞心樵说，那会儿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慌乱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开放全面降临。

于是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社会转型，很多人对诗歌的狂热都开始降温，面对诗歌界萧瑟的空气，如何将写作进行下去成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写作者面对自身的窘境以及外部的压力，逐渐对自己面向世界的方式做出调整。当时的俞心樵也把更多注意力放在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上。

1993年，大约25岁的俞心樵在杭州和上海的大学演讲时，提出了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同年7月，在《星光》月刊上发表了《嫌弃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一文，当时的文化部长王蒙、北大教授谢冕、中国摇滚之父崔健都曾极为支持。随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又在很多社会人士的回响和建议之下正视改为“中国文化复兴运动”。俞心樵说：“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是一场关乎人类幸福的运动，它受神圣的痛苦所驱使。我所理解的中华文化复兴，就是实现中华本源文化天道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天道就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最为简练的概括。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根本思维与精神。”文化比文艺更广泛一些。

不过事情越往后发展首都文化界的争议越多。赞成的人认为是好事。反对的人倒也不认为是坏事，而认为是不可能的、时机不成熟等。并且很多赞成的到最后都变成了反对。以为他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现在想，也许在当时的体制下做那些确实很难。但是俞心樵至今也依然认为文化人还是要触及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干预现实、直面政治。所以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俞心樵总结出了一个擦边球理论——其实大约上世纪80年代，他就已经对中国知识界的种种不及根本的扯皮感到厌倦了，擦边球固然也值得肯定，但擦边球是永远打不好球的。当今中国，谁一旦更根本地思考和行动并且根本地挑战，谁就首先被知识界所孤立甚至丑化，中国知识界遍布是名利双收的明星和懂得如何避险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于是文艺只能庸俗，只能使人接近虚假的流行看法，并且妄图使之变得神圣。文艺不反对庸俗，相反，文艺本身变得庸俗，这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普遍现状等等。他把这归结为某些人的底线胜利。不过到底谁在打擦边球他自己也不想提了。总之他说文化界全面溃败，自己顶风作案。也就是从1993年之后，他的诗歌开始了更多复调性，不再像原来那么单线条了。不光指形式，而是内在的情绪更加幽暗敏感。除了政治原因，另外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俞心樵和当时清华的女朋友分手了，这种情绪在诗歌《传神》中略见一斑。因为那可是初恋，当时哪儿懂爱情呀。

女朋友是化工专业的，为他又念了中文系的双学位。可女方父母还是反对，俞心樵竟然愚蠢的要求她跟父母决裂，于是女朋友就跟他决裂了。当时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很强烈。现在已过不惑之年的俞心樵回忆说，如果我当初知道恋爱是那么一回事儿的话，不能长长久久，真应该好好对她，能好一天就好一天。

嘲笑诗人是最安全的

因为诗人大多如此，需要很多很多的爱，爱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也不是两个，而是所有的人……

当然，姑娘们或许最开始都是为爱情而来，而爱情总是为金钱而去。所以赚钱也是重要的事儿，俞心樵现在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卖画。因为是卖，所以他在绘画上面的自我表达显然还没有开始，作品有一些观念但是比较浅显。因为他希望有机会可以表现一点儿工业文明后人性膨胀、异化、丧失的过程。毕竟，世界早就不是田园牧歌了。

俞心樵在80年代已经是圆明园画家村的重要成员。至于当时算什么流派，他觉得是自己玩儿自己的。反正当时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个人有个人的风格和技术，不过多少都是受现代主义的影响。当时的艺术还不是名利场，一个人所追求的一切都还没有显得像今天这么荒诞。

2010年秋天，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就为他办过一次画展，出了画册，这无疑意味着他可以在艺术这个资本化轨道上运转。俞心樵自己也说，他是有这个心理准备的。

今年下半年，他将去柏林办一个画展，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办护照、拿签证、走出国门。他这回感觉当局没那么僵化了，但还是比较“重视”他。俞心樵也希望自己的画和诗可以在这次展览上有一个互动。主题、风格、基调尽量不图解政治，但是经历还是会有关联的。

所说的这个经历，就是他在90年代一系列的“复兴运动”中最终导致他于1999年入狱八年，当时很多人给他看成了傻逼。而在那八年之中，他回忆自己倒也读了不少书写了不少东西，还学了英语。他自己最喜欢的一首长诗《浪漫性：有关清华园的论述或深渊》正是写于当时。当然，那八年最大的感受就是孤独。而且这种孤独不是平庸的、可以靠人解决的。俞心樵把这个归结为自己的禀赋越高孤独感越被强化。

在90年代，他也未见得没有预料到自己的这种结局。因为在这样的年代，崇高总是被嘲笑，“嘲笑诗人是最安全的/又有谁曾经安全？/再了不起的人也有悲痛的泪水/在苍茫夜色中我只不过是一灯如豆。”

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毫不讳言现在想为自己生活，想跟这一切都没有关系。他现在还是未婚，其实在无数次的诗歌活动上，也经常有生于80年代的姑娘，她们算是新一代的文艺果儿。俞心樵对这些姑娘都很爱惜，他最爱说你们都是美好的。只是，现实情况是，很多姑娘未见得读过一首俞心樵的诗，所有的交集仅仅是因为在网络上俞心樵给她们“指导”过人生，当然，指导过人生并不代表要跟你过一辈子。

只有我不怕活着最后再说说他的童年吧。俞心樵1968年在福建出生，原名俞心樵。那一年的世界发生了很多革命性的变化。俞心樵回忆自己从小和父母的感情就很淡很淡。他甚至在一首诗中写道——为什么那个装疯卖傻的酒鬼竟是我父亲/为什么我的母亲至今尚未创造出应有的母爱/或者可以不生下我/但/但是/但是啊/我不生谁生/那么多人死去了/只有我不怕活着。

这就显而易见了，俞心樵的诗歌中总有一种热切的自大和可以触摸的生命质感，可以说是巨大的浪漫，离现实有点儿远。这也是他自己说的，我可能知道什么是浪漫但是不知道什么是现实，而且浪漫离真实更近。

他小时候一直生活在福建政和县，政通人和的政和。当时乡下有片菜地。他回忆自己养过猪、砍过柴，他说那种生活现在看来是种享受，因为自己已经永远无法那样生活了——被忽略被遗忘。青山绿

水，距离变成审美。于是回忆使一麻袋土豆变成了星星。

文图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