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丁文婷 在公共服务已经基本实现均等化的新阶段，如何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如何真正实现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这些时代命题与“物业+”也正发生着现实的紧密联系。

9月25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2022蓝筹物业百强峰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发表了《从生活服务到服务生活：“物业+”与社区治理现代化》的主题演讲，分享了他对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解。

马亮认为，物业服务在多样化、升级提档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想象和探索空间。在当下，物业和社区居民的关系也同样值得重新思考。因此，物业+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以下根据马亮演讲整理：

到“十四五”阶段，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基本已经实现了。现在更多思考的主要在于如何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这涉及两个方面的讨论：

一是从基本公共服务到非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普惠型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负责和买单的兜底性公共服务，而很多非基本公共服务也是老百姓非常需要的，也需要政府提供一定的机制由市场提供。

“十四五”规划特别提到，我们要关注生活服务，推动生活服务为公共服务的提档升级扩展空间，而这也是和物业联系非常紧密的一个方面。

二是规划里特别强调怎样加强生活服务的品牌化、标准化建设。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三类服务边界在日趋模糊化，公共服务的体系在扩容。这种情况下，怎样把生活服务纳入到公共服务体系中，怎样明确政府职责和市场作用，以及怎样实现生活服务和公共服务的融合发展，都变得非常关键。

我之前在新加坡工作多年，新加坡90%以上的居民住在政府组屋，即公共住房，普通居民都可以购买，且购买时有相应公积金支持，也有相应的市镇理事会负责物业管理，社区服务做得非常完善。但是，组屋的配套设施和服务还是比较有限，基本上能够保证整洁、绿化，但是其他服务都要到市场上购买。

另一种住房类型叫公寓，价格一般比组屋高一倍。公寓的好处是设施服务非常完善，一般公寓都有私家游泳池、公共健身房和其他休闲娱乐服务。

相对来说，中国的商品房其实是介乎组屋和公寓两者之间。和公寓相比，我们很多生活服务做得不到位。哪怕是有购买力的人，想要购置这样的公寓，可能也没有很多选择空间。

我们去讨论生活服务的提质增效或提档升级，很关键的就是我们怎样实现这样一种转化，即怎样在解决绝大部分人刚需的基础上，让越来越多的人能够追求相对舒适和定制化的公寓服务。如何让我们整个物业服务更多样化，实现升级提档，这是我觉得有很大探索空间的问题。

社区治理离不开物业，也离不开政府、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参与。怎么让大家形成合力，参与到社区治理的全过程之中，是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北京市自2019年以来探索的“接诉即办”、广州市的“民呼我为”等这些方面的创新，就特别值得关注。

在这样一种机制推动下，基层治理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北京市尝试“吹哨报到”，就是基层发现问题无法解决时，让市区两级相关职能部门报到来解决问题。此后，这一做法拓展为“接诉即办”，经过三年实践，作用非常明显。

过去物业不着急，因为考核的都是街道办、居委会，和物业没关系，物业动不起来。但是，在“接诉即办”的推动下，北京市发生了静悄悄的物业革命。这种治理更多是以小见大，趋向于关注老百姓身边关键小事，比如物业管理、垃圾分类、停车难等问题。

为了解决物业管理的问题，北京市也出台了相应的地方性条例，使很多工作有法可依。我觉得物业和基层治理的黏性还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去调研的一些地区，大家都在这方面进行相应的尝试，希望能够把相关的物业企业吸收进来，让他们共同提供基层所需要的服务。        

我特别关注的是怎么实现资源置换和多元化利用，这让以前没有能力和资源的一些社区也能焕发出生机。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物业的参与是分不开的，物业可能没办法直接从中受益，但是也能在解决物业费收缴等问题时得到很好的支撑。

总结而言，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候探讨物业管理、物业服务特别好。一方面，全社会都在讨论如何构建友好型城市和友好型社会。另一方面，我们处在一个泛服务时代，物业做什么，需要做什么，能够做什么，都需要重新思考。

“双减”之后的中小学孩子去哪里读书，他们需要的课后服务问题怎么解决？老年人的用餐问题也非常突出，物业有哪些可能性？怎样围绕生活服务，持续推进高品质生活？

现在关于物业服务的定价问题，也有了更多畅想和可能。比如，未来物业费是否可以是定制化、差别化的，能够反映出服务质量，这些都特别值得思考。           

我们要重新认识社区，考虑如何构建社区共同体。这种情况下，物业处于什么位置，和社区居民是一种怎样的关系？过去我们太多依赖委托代理理论，但是其成本是非常高的。在中国大地上，这么多城市、企业参与、努力和探索，未来的物业管理服务理论，能不能为行业实现新的发展提供支撑？这都是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也希望可以与各位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