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飞机、火车、导游手册、青年旅舍、信用卡和旅行支票的时代，旅行绝对是一桩费力费钱的事。从法国到意大利，你必须出一笔钱雇驿车，在城市之间往来，你得不停地更换坐骑；哪怕你行前做足了功课，一旦出发，若是没有当地的向导，你还是无法搞清自己来到的、途经的是哪一个小邦国里的哪一个城镇。四百一十年前，旅行是属于蒙田这样的人的特权：有车有房，有钱有闲，年近六旬，仕途基本画上了句号，积累的名望足够让他在其他国家“找到组织”——搭识各种同属上流社会的驴友。

人们一般把文艺复兴的下限划在1580年左右，也就是在那期间，让蒙田彪炳史册的《随笔》写作告一段落，已写的部分交给了出版社。世人公认，是蒙田把“essai”变成了一种正式的文体，但他本人基于骨子里的谦逊低调，当年并未有如此意识，所以，他都等不及这本书出版就匆匆出远门，以纾缓多年的案牍劳神了。我们也可以把这理解为一种自我怀疑的写照；在罗马法复兴的大背景下，他都不敢确信自己这些羼杂了大量拉丁引文——都是他自幼接受精英教育所获——的论说文字足以吸引读者，俘获他们的心。这个多虑的老家伙，即便在9月5日踏上旅途之后，都不晓得出于什么缘故，把记下沿途所见所闻的任务交给了一位不知名的秘书。

《蒙田意大利之旅》的前一百来页都是由这位秘书代笔的。他很负责任。从文本来看，与其说他小心翼翼、没有遗漏什么重要的东西，不如说他谨慎地不添加任何不该加的评价。比如，他详细记录下当地政教人物的作为及其后果，而只是简单提一提主人的反应。这与蒙田随笔克制的文风十分一致。

让人眼红的是，整本游记里几乎都没有什么斟酌开销的地方，可以看出蒙田一行人根本无需费心于此：他不带妻女，带了一个弟弟（马特科隆领主）和一班随从；他出发时有埃斯蒂萨克结伴随行，这位埃先生随身又带了五个人和一头骡子，两拨人一同组成了一个旅行团。就以旅途晚期在拉维拉的情况为例，蒙田一行人都能住得起当地一位领主的宫殿，“他们至少可以提供我看中的四间一套的寓所，要是我需要也可以拿下全幢。”

住下之后，前来拜见他的都是意大利的贵族，有的是当地的，有的是恰好住在一处慕名而来的，所谓物以类聚，大抵如是。

蒙田用人有方。他这位秘书不但写作尽心，而且似乎还兼了鞍前马后的护工一职。每写到主人的健康状况，他一律巨细靡遗。

到罗马第一天，他先是讲述了蒙田对在街上见到许多法国人感到不满，讲述了在进关时遇到的小小麻烦，接着便细致地描述起主人的健康来：肾移位，服用山扁豆泻药、威尼斯松脂和味道类似杏仁奶的三种饮料。一个月后，蒙田又遭遇了一次恶性腹绞痛，“排出许多沙子，后来又是一次大结石，硬而光滑，在尿道停留了五六个钟点。”每写到病症及治疗时，他都打起十二分精神，一颗一颗地清点主人拉出来的结石，甚至闻闻吃完药后排出的尿液的气息，好像有意提醒未来的读者：你们这些人不要无端仇富，蒙田大人有钱是不假，但他贵人贵恙也绝非闹着玩的。

细读这本游记，不难发现“治病”是蒙田此行最主要的目的：肾结石和拉丁文一样，在蒙田家都有渊源。兹事体大，未可轻视，游记里早早就出现了关于讨论治病的记录。

那时他们的车驾还没出法国，就在埃佩尔奈，蒙田与耶稣会会士马尔多纳交谈，后者谈到了在当时风靡欧洲的水疗浴场之一——比利时列日浴场——治病的经历。那里的水是要喝的，“疗效跟加斯科涅的矿泉相似……他好几次喝到全身出汗心跳，感到其药力很强”，强到什么程度呢？“青蛙等小动物往水里一扔就死……在盛了这种水的杯子里放一块手帕，立刻就会发黄。”

以现在的观念看，大约找死莫过于喝这种水了。可是，哪怕马尔多纳直言“未见得比原先更健康”，蒙田也听得饶有兴味，并嘱他的秘书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在这之后，蒙田一路探访各种乡野秘方，尝遍了奇奇怪怪的矿泉草药。他自己主笔后，对头晕、放屁、肛门刺痛、拉什么颜色的屎尿、排什么造型的结石，记载之详犹有过之。

不错，他的确是拿着这些记录一路求医的，但从《随笔》来看，蒙田与现代人的健康观念大有不同。活在现代，谁没有几个“病友”，谁不认识个把信赖的医生？一份份体检报告把你往医院里送；可是在蒙田看来，人体熨帖于自然之理便是健康。他嘲讽医生，认为他们就是一群把小恙炒成大病的行家，他们所谓的成功治疗病例都是贪天之功为己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病人都是自然地、或因其他不为人知的意外而痊愈。事实上人人皆健康，病本质上是想象的产物，是求了郎中之后摆脱不掉的梦魇。结石是人体的杂质，与健康无干，消去结石，就相当于擦掉一块泥污，露出底下光光净净的瓷瓶来。

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蒙田如何能明知自己有一肚子结石，还毫无顾忌地坐上马背或钻进马车厢里，在泥泞的道路上跋涉五六百天。他比三个世纪后的同胞马塞尔·普鲁斯特要幸运，后者只能躺在床上，在脑袋里构造其记忆的旅程了。不过学界早有洞察，《追忆似水年华》大大受益于蒙田，因为普鲁斯特构建“记忆”的方式，浮现出蒙田那种直接继承了中世纪的思维。而且，普鲁斯特对疾病的态度也与蒙田有不小的交集，他也觉得医生无知而虚妄，而且沉湎在自己的那一套体系里面；可是，对自己的身体，普鲁斯特却没有蒙田那么乐观，毕生受到病患的折磨，他终究还是承认求医是必要的。

身体里的结石事关一人的生命，社会的结石则事关许多人的未来。众所周知，素性温和的蒙田对宗教狂热忍无可忍。新教兴起之后，法国是宗教战争的多发地，1571年前后他致仕回到波尔多，开始撰写《随笔》，次年就发生了圣巴托罗缪大屠杀。蒙田表面上娴熟地吟哦那些“古之圣人”的语录时，心里未必如书面呈现的那么平静。十年之后，在罗马，就在排出一粒“硬而光滑的大结石”后一个礼拜，他也去拜谒了时任教皇的格里高利十三世，这次谒见纯出于一个虔敬的天主教徒的习惯，因为这位教皇以顽固守旧著称，恨不能将胡格诺派斩尽杀绝，宾主之间不可能有什么亲切友好的交谈。蒙田的秘书对仪式的记录可谓详尽：

教皇坐在房间的角落，他们走入房间一两步后，不论是谁都一膝跪地，等待教堂给他祝福；教皇祝福后，他们站起，走到差不多房间一半的地方。……在半途上，他们再一次单膝跪地，接受第二次祝福。这样做了后，他们朝着他走至铺在他脚下七八尺长的一块厚地毯前。在这块地毯边上，他们双膝跪下。这时，介绍他们的大使单膝跪地，把教皇的长袍卷起放到他的右脚，脚穿一只红软鞋，上面绣了个白十字。

接下去就是包括蒙田在内的谒见者逐一亲吻教皇的脚尖——这种宗教需要信徒们付出多么劳苦乃至偏执的心力！至于下文对教皇的评价也只可做纯礼仪观，如同一切元首聚会后发布的新闻公告一样美言不信：教皇“是个非常有风度的老人，身材中等，腰板挺直，面相威严，一绺雪白长须……这个年纪精神如此矍铄更有何求，他不痛风、不腹绞痛、不胃痛，没有任何依赖。他天性温和，对世界大事并不热衷，是个大建设者，他这方面在罗马和其他地方享有特出的令誉……”蒙田内心未见得同意这些评价，不过，他也没有因为难堪而抹掉中间那两句话：秘书显然拿主人当了教皇的镜子，蒙田比格里高利小二十岁，教皇没有的病他都占全了。

就在这此谒见后不久，秘书便“辞走”了；蒙田拿过笔来，继续例行公事地记下每到一个地点的名称和行走的距离，对那里的风物进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记述。长话主要是记录仪式过程、谈话内容、身体状况，短话是对自然景观的简评（如“很美丽”）。这种做法同样与他源于中世纪的记忆习惯和对知识的认知有关：在他这里，一个文本并非一种（事件、思考、议论、创作的）完成，一个封闭的房间，而是门、入口和起点，包含了一个个可以由读者点开的链接；对他个人而言，这些链接也是帮助他保留记忆的记号。

旅途中的蒙田时而肾结石发作，时而腹痛，时而牙疼，时而头晕眼花，大多数症状都是采了各地的偏方而激发出来的。他不间断地描述自己的一条条病况，给这份游记留下一个个标签，颇似他在随笔里不停地打扰塞涅卡、西塞罗、奥古斯丁、塔西佗、普鲁塔克们的亡魂，让他们的格言警句如同标签分隔符一样旁逸斜出。我们把这种广博得不着边际的引用行为托付给技术，托付给维基百科，然而对蒙田而言，记住这些引文，只是他平素养成的记忆习惯之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且，也只有通过建立一个个与其他文本（特别是那些古老的拉丁文本）相联系的文本所积累起来的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

在颠簸于旅途，无法长时间手捧书卷时，他添加引文的趣味依然时有可见：我们发现，蒙田对文艺复兴盛期的意大利艺术——绘画、雕塑、建筑——似乎兴趣不大，相反，他对在一根残柱上发现一句古老的拉丁语铭文却会赏玩半天。每路过一个墓地，他都会饶有兴致地去寻找族徽和墓志铭。他常常无视那些与他生活的年代距离较近的建筑，反而对维罗纳那里的大竞技场赞赏有加，也是因为那是罗马帝国的遗存。要让“今之众人”退回到蒙田心仪的古典共和时代是不现实的，好在还有古人的智慧，这些智慧，不管呈现以哪一种文字、哪一种载体，都随时能在引用中复焕光芒。

写《随笔》的蒙田被认为是怀疑主义之集大成者，但他最深信不疑的便是智慧的不朽。在旅行结束后，蒙田续写他的《随笔》，而且段落越写越长，可以说，这份游记所增进、扩充的思考与记忆，对《随笔》的完善厥功至伟。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健康观上：《随笔》里的蒙田认为，身体与心智，两者的结合才形成了健康：“身体在人之存在中很重要，那些想把身心两大主体分开、使其互相隔绝的人都错了。”所以，若说蒙田俨骖騑于路上，是为了缓解病痛，寻找或许有效的药方，那么写《意大利之旅》，就是为了在治疗身体、彻底享受生理闲暇的同时，不让精神松懈下来。他用目观，用心记，用笔写，以此抵抗的与其说是病患，不如说是让他焦躁不安的闲暇。

弗吉尼亚·伍尔夫说得不错，对蒙田而言，书写（比起泡温泉）更是一个自我洁净的行为，书写就是健康，就是真理和快乐。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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