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名句“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的“床”，究竟是不是我们现代人睡的平板床？

此一争议，前段时间吵得沸沸扬扬。起因是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排斥诸家，独尊己说：李白这首名诗里的“床”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床”，也非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梁白泉研究员在1993年考证出的“井栏”，而是马扎，古称胡床。

胡床者何？古代从西域传来的折叠椅也。《演繁露》：“今之交床，制本自虏来，始名胡床，桓伊下马据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谶有胡，改名交床。”陶榖《清异录·陈设门》：“胡床施转开以交足，穿便绦以容坐，转缩须臾，重不数斤。”适合于马上游牧快节奏迁移生活的需要，折叠椅便于携带，遂为胡人喜。折叠椅为中原普遍接受，可见当时尚未闭关锁国以正统自居的天朝，还是很有些海纳百川的胸怀的。特别是有唐一代，李氏皇族本有胡人血统，喜欢吃葡萄，爱上胡床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扬之水的这本《明式家具之前》，最后一章专门谈唐宋时代的床和桌，相对之前谈的俎、禁、案这些已经远离现实生活的远古家具，床和桌似乎更能引起一些切实的共鸣。扬之水提到，在陕西三原县唐李寿墓（贞观三年下葬）中的壁画上，就有胡床，其实就是椅子，并非呼呼大睡之床也。

可惜，对于胡床，扬之水只是提到，未能展开。这种胡床可能早自东汉末年就已经传入中国。公元97年，东汉政府的西域都护班超派遣特使甘英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经西域曾到达阿拉伯地区，是不是当时带回了胡床这种便携式椅子？史无具载，猜测而已。

具载的是《后汉书·五行志》说：“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又《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床不起。张郃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说曹操，曹操到，史上最快运动员果然很淡定，坐定胡床，胸有成竹，对于这位一代枭雄来说，千兵万马又何足道哉？我自悠然坐之，晒太阳耳。

胡床既然不是真正的床（其实是椅子），那么五代隋唐时期，真正的床什么样？

扬之水于书中又谈到的几种床，不算胡床，但也基本上是坐具，名亦为“床”。五代卫贤《高士图》上的高士，坐于床上。《太平广记》卷三0一引《广异记·仇嘉福》，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唐代京兆富平地区有一个叫仇嘉福的人，住在簿台村，因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到了京城。考毕，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少年，并随他到了华岳庙，居然看到有一位太乙真人坐在床上！

这位仁兄还真是撞大运，大白天见神仙！这里我们暂且放过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还是将注意力放在床上。华岳庙是道教庙宇，看来唐代道士，当时是坐在床上的。《太平广记》虽为宋人选编，但所引《广异记》为唐前期志怪传奇集，扬之水之后又引的佛教典籍《法苑珠林》为唐总章元年（668年）和尚道世所著，应该反映了唐代的社会风俗。

也就是说，唐代，胡床马扎之外，还有一种供人坐着的床，这种床只坐不睡。那么，我们再来看李白《静夜思》中的那句，可不可以这样解释：当晚，李白并没有睡下，站于或者坐于作为坐具的床前，看月光如霜，乡愁浮于胸前。

有人觉得李白之床非平板床应为井栏的理由是，睡下的人难以低头，可是他哪句话说他在睡觉呢？月上柳梢头时，也应该允许李白失眠一回吧？他不是还有名句：“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吗？可见李白孤枕难眠一人抑郁的时候，也常常自怨自艾诗兴大发，乃作如是观。

这床，还可能是食床和茶床。食床者，饭桌而已；茶床者，差不多就是现在的茶几吧，都称呼为“床”，不免产生歧义。之所以这样称呼饭桌、茶几，主要还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迟至唐代），中国人都在床上做各种各样的活动，中国人的室内空间以床为中心围绕床展开。

晋代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所画的四面屏风床，高度已和今天的床差不多，只是这床担负的功能太多，吃饭、睡觉、喝茶、看戏、打坐，一张床全搞定，看来古人装修费一定很便宜。所以，有时候这床也必须做得很大，故宫藏五代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中，就有经典一幕，韩熙载和另一男子坐于一张大床上，看女子弹琵琶，床前案上摆着美酒佳肴，纵情声色，最后竟因此保全了身家性命，也算是因福得福，命中注定了他可以花天酒地，不可不信命。

坐在床上吃饭、看表演，现在看来大概有点别扭，但在五代隋唐时期可是家常便饭。只是，这是一个家具变革的时代，正如扬之水指出的：“唐代是低型家具与高型家具并行，也是跪坐、盘腿坐与垂足坐并行的时代。”在这个过程中，佛教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佛家的踞坐一开始挑战着中国传统礼仪的规范，一度被守旧人士贬斥。宋文帝时人郑道子，就曾给和尚修书一封，指责他们的踞坐习惯不合规矩。当然，历史证明，保守派已被时间的尘埃所掩埋。与踞坐同时的还有佛教家具在中国的流行：月牙凳（从佛教建筑的墩中衍化而来）、圈椅（由佛教绳床发展而来）以及其它新兴高型家具，都与佛教在唐代的传播有着密切联系，这种密切性从敦煌壁画中就可以窥见端倪。

垂足坐和佛教家具的流行给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一种更具威严、更立体的室内礼仪方式取代了原本相对“平等”的室内家具摆设和交流方式，使得整个室内环境更容易体现空间的纵深感和更微妙的政治隐喻性。以至于到了宋以后，自然要对“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句诗产生歧义了。

床，如今只是睡眠之床，非坐具，也非吃喝玩乐一勺端之床（宋以后被认为是一件不体面的事），而李白究竟躺在床上，还是站在井边，抑或立于坐具之床、茶床或食床的旁边默默冥想月光与寒霜之间的关系，也只有太白兄他本人最清楚了吧。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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