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选佛”选了什么？

让我们回头来看看丹霞天然做出选佛以后，接下来发生的事。

丹霞是张方平所说的那个能跟孔孟相媲美的思想者群落中的一员，而群落之首，便是那位禅宗大师马祖道一。马大师见丹霞来了，也不管他远道而来，只说了一句，石头是你师，便打发丹霞从江西往湖南——“走江湖”去了。禅僧“走江湖”，多半就在马祖道一和石头希迁之间走动，马祖在江西，石头在湖南，在两人之间来回走，那便是“走江湖”。

丹霞到了石头那里，一呆就三年，某日，石头吩咐僧众锄草去，丹霞便手持刀、水，来到石头跟前，石头拿起刀来，给他剃度，遂了他的“选佛”心愿。

剃度后，丹霞又回到马祖那里，步入寺院中，见有一尊圣僧像独立，他便骑了上去，有和尚见了，急忙跑去告诉马祖，马祖见了，哈哈一笑，说：我子天然。

他就下地来，朝马祖拜上一拜，从此，便以“天然”为号。马祖问他道：石头路滑，你难道不曾跌倒？丹霞却豪迈的回答说：我要是跌倒，就不来你这里了。

某日，雨后，丹霞行脚于途，遇见了一位华服飘然的女子，被困于泥泞之中，进退不得，他见了，二话不说，立马走过去，一把就将那女子抱起，旁若无人地走出泥泞。

同行者目瞪口呆了好一阵，终于，说出一句话来：出家人不近女色，你不应该抱她。丹霞反问道：就那个女人吗？我早已把她放下了，你还抱着？

这般天然，宛如赤子，救人之急，不分男女，哪里顾得什么清规或戒律。不过，这还只能说是天放，还不能算做狂，丹霞烧佛，那才叫狂！一个和尚，为了取暖，居然把一尊寺院里供奉的木佛给劈了，拿来烧火时，被院主看见，问他为什么烧佛？他说，为了取得舍利子。院主说，这是木头，哪有什么舍利子！他说，既然是木头，那就再拿两尊来烧吧。

听他这么一说，院主吓得胡子眉毛都掉了。不过，有人却认为，该遭报应的，是那位院主，而非丹霞。因为，丹霞把木佛当木头，所以，在丹霞，烧的便是木头，而院主把木头当佛，所以，在院主，烧的就是佛。烧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什么烧。

后来的佛教人士，就这样来为他辩解，其实丹霞本人，哪里需要这样的辩解！《五灯会元》卷五中，就有一段丹霞天然的开示，他说，他从石头那里学来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自我保护，要保护好自家的“一灵之物”——自我，至于禅啊、佛啊什么的都不重要。他反问道：禅可是你解底物？岂有佛可成？公然宣告：佛之一字，永不喜闻！这“佛之一字，永不喜闻”，岂不就是他“即心即佛”的自白？抑或其“非心非佛”的宣言？

“心”往哪儿搁？

“即心即佛”、“非心非佛”之后，“心”往哪儿搁呢？

玄峰顶上，已经有人去过，所谓“玄觉”，也被人体认过了，“独坐大雄峰”，也不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如何将此“心”从形而上的寻思处放下来，放到日常生活中来，饥来食，困即眠，这样，就进入了马祖禅“归于平淡”的第三段：“平常心是道”。

这“平常心”，放在赵州和尚那里，便是“吃茶去”，搁在百丈那里，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农禅合一，而丹霞天然却说，若能使人善巧，你便是文殊，若能与人方便，你就是普贤。对于前来参禅问道者，他说：吾此间无道可修，无法可证。何出此言？因为道若可修，一修又坏，法若可以证实，必亦能够证伪，倒不如从中走出来。

任你自我意识如何觉醒，任你自由思想如何表达，你终归还得在百姓日用中生活，以平常心来活，同样过日子，若用“平常心是道”来过，那就过得不一样了。

某日，云门文偃禅师对众弟子说：十五日以前，我不问你们过得怎样，十五日以后的日子，都说来听听！弟子听了，无言以对，他自言自语道：日日是好日。为什么要待十五日以后？因为十五日乃天心月圆时，天人正果开显，所以说“日日是好日”。

好日子该怎样过？要过出个怎样的样式才能算是好日子？说到底，也就是一句话，要把过日常的生活，当作佛事来做——“一切声色，尽是佛事”，在生活中修行。青青翠竹，皆为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行住坐卧，挑水搬柴，都是修佛法。

当然，这都是往好里说，说得如花似玉，锦绣一团；往不好处说，也可以说过日子是最难的事。如果说发现自我有如过节，那是“花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大喜日子，那么平时看护好自我就是过日子，“平常心是道”就是专门为过日子准备好说法。

但这看似很平淡的话头，却在佛教内部引发了更为深刻的革命。若谓“即心即佛”和“非心非佛”的革命，还在思想领域，不太具有实践性，只能靠“悟”的思维活动来呈现，而“平常心是道”则不然，更具有实践性，它把禅宗思想领域的革命，带到佛教的经济基础里来了，以思想者的顿悟，引爆了佛教供养制度，使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过日子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要生产，一方面要生活，两者不可或缺。而佛教是不事生产的，因为生产难免要杀生，佛教以此拒绝生产，采取供养制度，多少还保留了印度婆罗门教的一些影响，把种姓制度残余自觉不自觉地带来了，所以，它离不开朝廷的供养，往往被政治所左右。达摩逃避梁武帝，就不想走佛教老路——通往奴役之路。

可以说，从达摩开始，中国禅宗就在探索一条新的道路，一条适应思想者们需要的“无圣”道路，一条能收拾那些“儒门收拾不住”的思想者的通往自由之路，石头和马祖，开辟了这样一条通往自由的路——“走江湖”，在这条路上，要给往来的思想者们有个落脚的安顿处，这就是马祖何以要不断地开丛林，建道场。严格来说，思想者并非佛教信徒，他们选佛，并非选了一个教主，而是选择了一条道路，那是走向自我之路。

真佛内里坐，即心便是佛，自我才是自己的教主，你可以说它“即心即佛”，也可以说它“非心非佛”，但它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自由自在，若无自由，自我何求？若不自在，自我何在？还要自给自足，以自给求自由，以自足得自在。而自给与自足，除了表现为自我的思维方式及其精神形态，更要在生产和生活上做出相应的物质安排。

因此，禅宗内部必须再一次解放思想，就如同“不立文字”却“不离文字”，禅宗还得脱离世俗而又回归世俗，“平常心是道”是对世俗生活的回归和肯定。

但回归中又包含了否定，或以农禅合一，破了杀生戒律，或以自力更生，毁了供养体制，让受惯了布施的和尚从事生产去，谈何容易！他们拒绝的理由都是现存的，无非杀生而已，不光以之偷懒，还因之而恐惧，所以出现了“南泉斩猫”的禅机。《景德传灯录》卷八《池州南泉普愿禅师》云：东、西两堂和尚，争夺一只猫儿，被老师撞见，于是对东、西两堂僧说：你们讲得出道理来，即救了这猫儿，讲不出来，就斩猫。

众僧默立，喧嚣止，却无言以对，师斩猫，手起刀落后，恰好赵州和尚自外归来，南泉将刚才说过的话，对他又说了一遍，谁知，那赵州和尚听了，立刻脱了脚下的鞋子，当作帽子，戴在头上，然后跑了出去。师曰：可惜了，当时你若在，便救得了那猫儿。

对于“南泉斩猫”，有人说这是一刀两断，说那是杀人刀；也有人说是一刀一断，就是摆了个斩杀的样子，其实，并没有真的斩杀行动，所以，是活人剑。我们认为，这两说其实都说偏了，那一刀下去，便是一场革命。

对此，只有赵州和尚能理解，他把鞋子戴在头上，那就是天翻地覆，是佛教里面的哥白尼倒转，要革命了。革谁的命？革佛教里面那印度种姓制度残余的命。

印度种姓制度，根源于印度教，印度教将所有人分为四个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和达利特，并以之立为种姓制度，以《梨俱吠陀·原人歌》为标志的“原人”等级，是以人体的不同部位来划分的：婆罗门是原人的嘴，刹帝利是原人双臂，吠舍是原人大腿，首陀罗是原人的脚。至于贱民达利特，则被排除在原人身体之外。

本来，佛教兴起，就是用众生平等来革印度教的命，但革命不彻底，种姓制度的残余依然隐藏在“不杀生”的戒条里，从佛教内部，又出现了新的“阶级”。禅宗继续革命，故行思初见六祖，就说自己“不落阶级”，但那还是在认识领域，还停留在“原人”的嘴上。而南泉斩猫，则深入“不杀生”的戒条，欲除去种姓制度残余，被赵州和尚准确地表达出来了，他把代表“原人”脚的鞋子——首陀罗，放到了“原人”的头——婆罗门上，揭示了南泉斩猫的根柢，若非出此血性手段，焉能将僧众从“不杀生”中唤醒。

当南泉禅师见两堂众僧无所事事，为一只猫而起纷争时，想到了什么？他应该想到了百丈老和尚说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怎样才能让那些懒散的和尚自食其力？他以霹雳方式，作雷霆一击，一刀下去，不但斩断了是非根，而且开出一片农禅新天地。可惜的是，他必须用那只猫为农禅新制献祭。不过，若众僧都有赵州和尚那样的觉悟，懂得以头立地，知行合一，把鞋子穿到头上去——拿着锄儿下地，或可免了那猫儿一死。

禅宗也有墨子

百丈老僧留给人间的最大禅机，不是他如何“独坐大雄峰”，怎样“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是“把锄去”，用“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信念，建立了生产与修行相结合的农禅新制，使得中国禅宗，不仅以佛教形式的心性标志复兴了老庄思维方式，还以农禅制度建立了思想者的共同体——丛林组织，并以“百丈立清规”为丛林立宪，复兴了春秋时期的墨者团体。墨者本是一个披着“天志明鬼”宗教外衣的思想者的共同体，那些禅者也选择了佛教的形式，如果说六祖和马祖，就如同禅宗里的老庄，那么百丈则如同墨子。

庄子在《天下篇》里，曾说墨子“自苦为极，然奈天下何”！我们从百丈身上又看到了那个“自苦为极”的身影——“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数十年如一日把锄下地的老者。弟子们怜他垂垂老矣，把他的锄头藏起来，不让他下地，他竟然绝不食言，真的一日不食，饿了一整天，弟子们见无法改变他，只好把他的锄头拿出来，陪他下地去。“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是丛林宪章——《百丈清规》里最重要的一条，百丈竟以生命捍卫。

初时，禅僧依附律寺，别设禅院，但有关说法住持却又自立一套，显得与寺院规度不合，到了马祖时，便自开禅山，自建丛林，安顿禅僧，从此脱离律寺而独立。

百丈此时立于马祖门下，以为“天子定礼乐而王道兴，佛寺有规制则佛法兴”，故参照律寺，作制度安排，制定《百丈清规》，为禅宗丛林立宪章，定法制。或曰，佛教之于中国，教义虽有可观，而教制仍由国家来管，任命僧官，服从并服务于王权。

禅宗自达摩渡江，即未循此路线进退，而是以游化为务，起居山林，行走江湖，另辟一路。面壁之后，便不测所终。敦煌文书中，发现唐杜胐《传法宝记》一篇，言及达摩及其门下行止，提到慧可、僧璨等虽得真理，也是“行无辙迹，动无彰记”。自我修行心性，极为低调。

《传法宝记》属于北宗一系，所言“传法”，传到神秀为止，对于南宗一系，只字未提。两宗虽然分道扬镳，但禅僧托钵云游，“曾无栖泊”的状况倒也一致。禅宗内部，需要一位能建制、能立宪的人物，但此人物，没有出在北宗，而是出在南宗。从达摩到六祖，从六祖到马祖，马祖开了丛林之后，就有个百丈山前的怀海和尚脱颖而出了，这就是百丈怀海和尚。

住山的和尚越来越多了，但江湖习惯未改，游民习气还在，因此，要立个法，才能将他们安顿下来，于是，作为丛林宪章的《百丈清规》就应运而生了。《百丈清规》，原名《禅门规式》，又称《古清规》，分上、下卷，计有九章。其中：尊“长老”为化主，处之“方丈”；不建佛殿，只立“法堂”；僧众尽居“僧堂”，依受戒年次排列顺序；设“长连床”，供僧众坐禅偃息；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徒众侧立，宾主问答；事务分置十“寮”，置首领主管；又行“普请”法，上下均力，以此，奠定了“身份平等，集团生活；劳役平等，福利经济；信仰平等，言行守律；众生平等，天下为家”的农禅文化的样式。

当时，寺院经济兴起，和尚们在城里过上了如火如荼的好日子，除了国家供养和民间香火，他们还开启了寺院经济的经营模式，竟然敢挖国家财政的墙角，让农民带着土地转入僧籍，以避国家徭役，还以钱赚钱，居然放出高利贷……可禅宗里的那些思想者们，对此不仅毫无兴趣，甚至鄙夷，他们原本寄居寺院，以期“藉教悟宗”，多少也能分享一些寺院经济的奢侈，但他们却选择了离开，不但从思想上走了一条“教外别传”的“自由之思想”的路，还在经济上追求“独立之精神”，上山下乡，走了一条农禅合一的路。

好日子过到头了，接下来就是唐武宗灭佛，当会昌法难兴起时，寺院经济遭了灭顶之灾，财产没收，僧众还俗，寺院关闭……王朝不光是一座财富之山，还是一个火山口，到王朝去追求财富，那是金玉其外徒有其表，因为你不知何时就火山爆发了。

当佛教衰落时，禅宗却从上山下乡中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发展起来，还“一花开五叶”，开出一片属于自己的文化的江山。从“藉教悟宗”到“教外别传”，从“不立文字”到“不离文字”，从文字禅到看话禅与默照禅，禅宗的宗风，激荡着思想者的江湖，风云所至，思想缤纷，化为心性天雨，风花到处，精神烂漫，别有真如春枝。

云门宗有“云门三句”，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开启学人三门——心门、真如门和生灭门；法眼宗有“法眼看六相，六相皆为空”，并以“四机”引导学人看破“六相”；临济宗有“三玄三要”接引学人来到语言与思想的深处，“玄”乃运思所向，“要”为话头所至，话头落在“三玄”处——体中玄、句中玄、玄中玄即为“三要”；曹洞宗有“宝镜三昧”，如“银盌盛雪，明月藏鹭”，美呀；还有沩仰宗“九十七圆相”，一一开显出来，都是“空”的自由款式。

此为思想成果，还有经济成果，从农禅合一的生产方式中又兴起茶禅一味的生活方式，思想者们不但用自己的生产方式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还用自己的生活方式开辟发展的契机，如果说农禅合一还属于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那么茶禅一味就已开始走向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不光茶叶，还有茶艺、茶道和陆羽《茶经》，都从思想者的丛林中兴起，思想者走江湖，终于从文化的江山走向了市场经济，这一行径，被赵州和尚起了个话头，叫做“吃茶去”，试问天底下有哪一句广告词，用了千年以后还在用？只此一句。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