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文

在北京师范大学中加语言中心半年英语强化训练并考试合格之后，1992年9月初，我作为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项目资助的高访学者，经国家教育部批准，由武汉大学派往加拿大做学术访问。一晃相去整整30年了。回顾那段往事，无不感慨万千，同时也引发一个经济学者的若干反思与展望。

差距感十分强烈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且那时我们国家还相当贫穷落后，所以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差距太大。当时加拿大人均GDP是20,879美元，我国是 366元，其为我国的62倍多。我当时在武汉大学的月收入是80多元人民币，加方项目资助是每月1100加元，按1:1.5官方汇率计算，是我月工资的20.6倍多。我当时的行李托运到了目的地后，加方项目财务人员全按1:1.5的官方汇率补给我加币，当时就想，若再多托运些，这真实汇差(当时市场汇率最高已到1:8)还可多赚些加币呢！

经十几小时飞行，晚间到达哈利法克斯机场，早有访问目的学校达尔豪西大学的老师开着自己的私家车在出口等候接我们，接去路上，那老师一再说他那车档次太低，貌似有点过意不去。我当时就想，一般大学老师都有私家车，我们甚至还不敢梦想，他或是故意炫耀给我们？

到后先安排我们在一酒店住了两天，然后才去学校给我们租好的公寓房间。两室一厅给我们两人，厅大得可骑自行车，厨房带冰箱、烤箱、燃气炉也挺大，就是没桌椅床铺电视等日用家具。第一个夜晚我们将就在地板上半醒半睡躺了一夜，第二天就按先到加拿大的国人朋友提示，到大街上去捡日用家具，还真捡到了不少，包括比较新的席梦思、沙发、座椅。就差个合适的写字桌，我捡了几块不错的木板，自己动手钉了个办公书桌，还挺管用的，就是当时忘了给拍个照留作纪念。之所以其扔的东西都比较新，据说是因为那个小城市居民搬迁频繁，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那么高收入当然不在乎扔东西。

安顿下来后，就赶紧去中加语言中心一位加拿大女教师在我赴加时给介绍的她父亲Mr. Simpson家做客。Mr. Simpson是当地教育局官员，他们老两口并在加的大女儿女婿很热情地在他们枫林丛中的独栋别墅摆烛光晚宴招待我们。时正枫林尽染，漫市彩霞红叶辉映，好不令心旷神怡！餐前，Mr. Simpson还带我们去湖边撒面包喂野鸭。那野鸭一见老人真就趋之若鹜地呼啦啦飞过来，老人说他们是老相识老朋友了。好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呀！有1992年9月28日“加拿大Mr. Simpson家做客”小诗并照片为证：

层林尽染漫市霞，

天涯海角访人家。

一见如故话东西，

曲岸漫步赏野鸭。

烛光晚宴谈更浓，

异国情调细体察。

片片枫叶红似火，

他国盛开友谊花。

接待我们的达尔豪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老师们也很热情好客，不知是他们组织还是自行安排，好几位轮流请我们到他们家做客。那样走进加同行家室，品加拿大餐，体验其生活方式，与国内对比，差距感更强。尤见他们副教授以上多有带车库的独栋别墅，就感慨道：我们这一代中国高校副教授别梦想，但愿下一代中国大学副教授们多能住上那样宽敞的别墅，过上那样舒适的日子！

当然，中国美食在加拿大也颇受欢迎。记得那年春节，我们在那的访问学者与留学生在校园举办自助餐团拜，就有不少白人学生挤到门口，要求进去尝尝饺子，与我们同乐。

无需讳言，当时作为还相当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学高访学者，初去发达的加拿大，亲眼看到、亲身体验到的发达富裕，无不羡慕。差距感十分强烈，就不得不思考何以那样以及怎样追赶的大课题。

多个第一次体验

作为高访学者，达尔豪西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给我们每个高访学者都单独安排一间办公室，还配一台电脑。学院项目负责人还特地问我要不要请人指导我怎样使用电脑，我说不用。其实我当时在国内大学还从未用过电脑，连高级点的“四通打字机”都没机会碰过。那东西当时对我们还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但我也不能说不会电脑呀，那太有失中国名牌大学高访学者的底子了。求人不如求自己。我就自己打开电脑，看说明书，试着敲击F3键，终于打开了wordperfect，弄会了文字编辑，第一次亲自用电脑写作，好不惬意！

不用现金而用支票购物，也是到加拿大后第一次体验。到了那第三天，项目主管就带我们去银行开账户，同时给了我们一大本印制精美的空白支票，那在当时算是先进的支付结算方式，在国内只有大公司大机构大额客户才用得上，我只在书本上知晓一点点，从未亲眼见过，更不要说亲自使用。虽然当时账上也就加方每月汇入1100加币，到哪购物填签支票就有效，原来自己签名是值钱的，多少也有种自豪感。

其实在加拿大到现代化大商场购物，也是我的第一次。当时国内还没有那样大的现代mall，更没有给标准购物袋的惯例，也没有那样丰富多彩的促销活动，那都是我到加拿大第一次见识的大市面。记得我回国到北京后，1995年两会期间安排与会代表参观的双安商场，才与我在加拿大体验的现代化大商场有点接近，据说那是我国现代化商场之第一。

住所装电话也是到加拿大后才第一次享用。那时的武汉大学，只有一定级别领导家里才有电话，没有私人电话，普通教职员工要打电话，都只能到公用电话亭。我在加拿大有了住所电话后，都通过大约三周往返的信函约好时间与在国内电话亭等候的家人通话。那成了每个月很期待的例行私事。

一门心思只想多节省点加币外汇

当时就舍不得花那每月1100加元，一门心思只想多节省点加币外汇。两人住那么大两室一厅，就感觉有点浪费，为省房租，我们就另邀了两人在大厅合住，那样每个月房租加生活费不超200加元。那200加币生活费，还能天天喝上牛奶、可乐，吃上水果、烧烤鸡腿、冰淇淋什么的。为了省钱，我们到超市买肉类，一般都买加拿大人忌口的廉价猪牛羊鸡内脏，那时还没有吃动物内脏会增加血脂血压导致不健康的概念。我们注意到，每到周末，超市工作人员就拿桌软笔在一些肉类上写上过期字样然后大幅降价出售，就踩点等候买便宜。后听说一些大超市设有“食品银行”供穷人享用，出于好奇，我们去尝试过一次，有西红柿酱、方便面、嫩玉米、青豆等罐头，吃饱没问题，味道也不错。但毕竟来自中国高访学者，还有加方资助，并非穷人，就只尝试过一次，没好意思再去取。但遇见一些促销活动排队免费领高级礼品，我们也常来回排队去多领几件，领回不少管用的东西，有几件回国时还带回家用了些时。

为节省费用，我们在加拿大照的胶片都寄美国冲洗，那一往返都要便宜一半。其原因是加拿大人少，市场规模大不如美国，规模不经济，因此胶片冲洗成本大大高于美国。此后讲授规模经济概念，就常用那案例。

Flea market、garage sell与yard sell，当年是贪便宜的中国访问学者与留学生常去的地方。我与几访友几乎每周末都结伴而去。在那还真能淘到些便宜宝贝，比如5加币买一军用望远镜，1加币买一崭新英文打字机，2加币买一半新皮靴等等。就是有一箱发黄的英文经典小说，1加币一本，我未买，至今后悔。在一次yard sell我花5加币买了一辆很不错的登山自行车，比较陡的上坡路都能几脚踩上去。遗憾的是，一次骑行时胎被扎破了，去补胎却要11加币，说是劳工成本高。我问换个新胎要多少钱，答说只要9加币，那当然换新胎合算。当时在国内补个车胎大约不超过2元人民币，而在加拿大却要11加元，差距这么大，原因之一在于那样的劳务不可贸易。回国后讲购买力平价概念就常用这个案例。

异国他乡朋友圈

先后或同去那的国人，无论什么身份级别与年纪大小，都相互照应帮助，形成松散与紧密型朋友圈。如以下图片中叶剑雄、卜志雨两先生与我三人，从哈利法克斯到多伦多，一起逛flea market、garage sell与yard sell，骑自行车穿越大街小巷，找工打工，号称忘年之交。在哈利法克斯时，圣诞之后，连日暴风雪，零下30多度，我们都酒瘾发了，想喝白酒。可加拿大是禁酒国家，市面上不卖酒，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越南人开的小卖店，店里有作为烹饪料酒的三蛇酒，其实就是白酒。我们三人在自己宿舍烧火锅，喝了两瓶，好个畅饮，自称“三剑客”。我们这“三剑客”至今仍保持密切联系，相互照应帮助。

还有小时候在老家听闻而从未见过面的同乡同姓并与我名

一字之差的杨泗庙老高山女学霸杨真平，早几年从北京到了加拿大，婉转联系上之后，她们夫妇专程从渥太华赶去多伦多，又是请我吃饭，又是送纪念品。那让我感觉跟在异国他乡见到了多年未见的亲大姐一样亲切。自那以后，我也多了个大姐。前些年咱微信连通后，更是经常互相问好交流。

经先去多伦多的研究生同学介绍，我一去哈利法克斯就与曾在团中央工作过先去那叫朱正亚的夫妇联系上了，第一次去他们家做客，就有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大约到了那一个多月时，晚间做梦找酒喝，电话跟他俩一说，他们说那就是home sick，即刻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喝国内带去的白酒。在哈利法克斯半年，我们成了他们家常客。

记得有一次，我在一大商场购物，手提许多袋子，比较吃力，突然就有素不相识的男子上前帮我把东西拿他车上给送回公寓。后来得知他们夫妻都是山东人，比我们早几年去加拿大，已在那里创业小本生意，主业是卖春卷。他们住得离我们不远，从那之后，就经常邀请我们去他们家做客，有时还一起看租来的录像片。

热情好客乐善好施的加拿大人

在那接触到的加拿大人，从市井平民到专业人士，对我们这样的老外大多热情好客。记得我们当时在大街上捡了个沙发往公寓拉，一加拿大陌生男子在后面大声招呼，让我们把沙发放他们车上给送到房间，走时留了电话，过了几天还打我们座机邀请我们去打高尔夫，只是时间不凑巧没去。

前面提到的热情款待我们的哈利法克斯教育局官员Mr. Simpson，在我回国后保持通信很长时间。大约1996年，他收养了一有先天性生理缺陷的小女孩，随信寄来照片，看得出，他们全家都为此欣慰高兴。这种慈善普爱精神，无不令人仰慕。

也有虔诚信教人员主动上门给我们讲解圣经，差不多每个周末都去，让我们轮流大声朗读，然后他或她给解读，引导讨论。我们也就当作学习提高英语的机会，积极参与配合。有段时间，一穿着整洁的帅气清洁工给我们讲解，他知道我们喜欢去flea market，就常在学完圣经后开车送我们去，尤其暴风雪那些时日。我离开哈利法克斯转去多伦多时，他还带着他小儿子开车送我去火车站。我夸他是“洋雷锋”，用英语给他解释雷锋是什么人，好不容易总算让他听懂了而露出会心的笑容，紧握我手与我告别，那笑容与握手至今仍定格在我脑海里！

那里教会教徒的慈善事业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次有个朋友的加拿大本地基督教徒老人朋友带我们去体验教堂礼拜活动，活动结束后有人捧着盘子下场募捐，人人都往盘子里丢钱，到了我们那，那加拿大老人朋友或预知我们没有准备，或体谅我们囊中羞涩，赶紧上前替我们礼貌地丢几份子钱，我们多少有点不好意思。据说教会募捐不止用于教会自身建设及维持，更多用于大小慈善事业，比如，为无家可归或临时困难者提供食宿。我在离开哈利法克斯去多伦多的最后一周，因舍不得租房，就经人介绍去食宿过。吃住不是问题，还有热水淋浴，条件挺不错，全免费。

加拿大节日甚多。刚去就遇上万圣节，开始不知节日活动在哪，就问街上一群小女孩，回答说every where! 我们在大街摆pose留影时，几带面具男女主动上来与我们合，留下珍贵影像。

圣诞节更是联谊狂欢节。项目接待方精心组织安排了各种活动，包括溜冰、雪地马车巡游。正是在那里，在几大小学生的搀扶下，一边用英语简单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道德经，The Tao produce One; One produce Two; Two produce Three; Three produce All things，我一边学会了溜冰。

转场多伦多YORK大学

按CIDA项目官方安排，我在加拿大哈利法克斯达尔豪西大学半年的学术访问活动，很快结束了。但一则自我感觉这首次出国远未尽兴，二则当时一些出国优惠政策，包括回国购买四大件四小件及免税车辆等，都须满一年，出国留学人员身份也是以一年以上时间为准的。所以当时很不甘心半年就回国，就多方联系争取再留一年。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先前到多伦多约克大学留学的一研究生时期同学的帮助下，联系上了该校研究中国经济的Landa教授，她愿资助我去那配合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连同她所在院系的邀请函报请武汉大学正式回复同意后，我于1993年2月从哈利法克斯乘长途火车去多伦多，作为Landa教授的助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

在那，Landa教授让我每周为她提供一篇有关中国经济最新动态的小报告，同时安排我不定期给她的研究生做seminar，还安排过一次面向全校的大讲座。讲座海报满校园张贴，我自己留了一张。遗憾的是，讲座照片由于不了解新相机功能没照好，有点模糊，但也弥足珍贵。那次讲座后，Landa教授说听众很感兴趣，评价甚高。

在每周提供有关中国经济最新进展小报告时，我翻阅英文版《北京周报》，发现若干报道与分析都是现成的，就直接剪辑了给她。她看了几篇，对内容挺满意，但质疑说你英语表达怎么突然提高了，这么好了？我赶紧给自己打圆场，说有一武汉大学英文系毕业的同事刚好也在多伦多，他帮我在语言上优化润色。她貌似也信了，没再追究。其实她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就应该自己亲自跟踪阅读《北京周报》呀！

三教九流混一橱打工

加拿大的长暑期，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与访问学者的打工季。许多人都想找个打工的地方，一方面额外挣点外汇，一方面获得打工体验。出国不打工，总觉有点缺憾。所以，我当时也加入了找工打工的中国留学人员群体。

刚开始，我在多伦多的室友志雨先生因在国内获得过厨师证书，又将一些中国菜谱翻成漂亮的英文，比如宫保鸡丁翻为chicken palace，很快就被一韩国餐馆老板亲自开车来接去上岗，且9加元1小时。我一个人在宿舍，好不羡慕，后悔没在出国前考拿个厨师证什么的。但两周后，志雨先生又被送回来了，据说是实操不如那韩国老板意。那样，我们就一起再结伴找工。起初，老板问我干过那活没，装着整齐的我如实回答没干过，对方一听手一挥，走开吧！再以后就只能撒谎说干过。但有一次到一大型肉鸡切割场，穿着白大褂的工头带我们换上白大褂去大长条案桌试试。我拿起刀，撤起鸡腿，刀口还没落下，就听围过来的一群身穿白大褂的师傅哈哈大笑！

过了些天，志雨先生从报纸广告找见有一香港老板在多伦多市区新开一大型自助餐馆招工，我们装着看上去劳工点的服装，一去就说在哈利法克斯某餐馆洗过三个月碗，就那样，我们双双被录用为洗碗工，以后叶老师也加入进来，我们“三剑客”又相聚于那餐馆了！

由于我们打的是黑工，只能按最低工资标准，5.5加元1小时，干满一周，工头都带我们去洗手间偷偷数钱给我们。刚去头几天，由于人手不够，而去用餐的人特别多，每天都干13个多小时，即使按当时官方汇率1：1.5一算，一天挣了107.25元人民币，比我当时在武汉大学每月80多元工资还多。那真金白银的物质动力驱使，再苦再累也心甘情愿。就是站太久了还是有点累，只能借上洗手间在马桶上多坐一会儿，坐那一会儿的感觉好舒服，可谓超常久累才有坐那一会儿的特种舒服感。后来，由于人手逐渐增多，加之我们动作熟练加快了，就只能每天干8-9小时了。有时看着进来的碗盘不多了，工友们暗语“抓特务”，就是把个碗盘在水池里洗许久，故意磨洋工拖延，怎么也要磨他个8-9小时。 

就在那餐馆打工的，也是来自五湖四海三教九流。有来自大陆内地的，来自台湾、香港、澳门的，来自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也有当地加拿大人。来自大陆内地的，有上海小有名气的音乐家，有像叶老师那样的高级专业领导干部，有像我与志雨先生那样的高校访问学者，也有广东、福建沿海偷渡去的农民。相互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有1993年7月8日所写“异国打工畅想曲”为证：

锅碗瓢盆响叮当，

七情六欲暂遣散。

手中飞碟穿梭过，

飞流直下荡剩残。

云吞雾吐漂沸海，

春卷香炉生紫烟。

三教九流混一橱，

打工挣钱干同行。

餐厅服务员waiters/waitress，据说小费收入很可观，但那要英语与广东话都说得好，而且要年轻帅气，我想都别想。其他技术含量较高的什么做糕点、切肉、包云吞饺子等等，多数时间可坐着干活，且收入也高些。比如那上海音乐家做得一手好糕点，就能1小时拿9加元，我技不如人，只能羡慕别人。

我的工作岗位就是站在那洗碗，就是把不断送进的一筐一筐的碗盘大致分类，竖立着放进有隔档的框子里，先用手拧开掉着的冷水龙头使劲冲洗，然后用滚烫的开水龙头使劲冲洗，再一把推进洗碗机。刚开始一次不小心拧错了水龙头，把开水当冷水，浇了自己一下，受了点小伤，还好未让工头看见，自我消化了。起初与我一起干洗碗活的是据说在广东沿海农村当过生产队长的偷渡客，他手腕很有劲，一大摞碗盘端起来毫不费劲，但往有隔档的框子里竖立插放碗盘动作笨拙，速度上不来。我仔细观察，利用过去在农村干过的插秧原理，左手推分，右手插放，速度很快上来了。小工头在一旁见了，夸我可参加北美华人洗碗比赛。

五湖四海三教九流在一起，也难免有冲突。那时感觉来自台湾的比来自香港的友善。有个香港臭小子送大框大框的碗盘进去，给放得乱七八糟，我说咱们要管理一下，按顺序规则摆放，他貌似故意挑衅为难我，更乱七八糟地堆放。这时有个来自湖北叫陈远大的壮实老乡见了，替我打抱不平，在拖地时故意把那臭小子推到在地，从此他再也不敢挑衅了。另一香港工友还走上了跟我耳语说很快97年香港就要回归祖国了。

春雪不止更思乡

加拿大地处北半球，9月下旬即进入雪季，最长或到次年5月，且常有漫天呼啸盖地而来的暴风雪。刚开始，还挺好奇，敞开胸怀去迎雪玩雪，到处留此存照。但时间一久，尤其到了春季，春雪不止，那漫长的雪季也颇压抑人，常做梦回到国内家乡，眼见桃花盛开，醒来仍满眼白雪皑皑，无不更加思乡。有1993年3月16日在多伦多租住房间所写“异国思乡曲”为证：

天涯海角在异邦，

春雪不止更思乡。

故乡桃花或正盛，

此处积雪却成山。

远渡重洋来镀金，

酸甜苦辣已初尝。

中原逐鹿或正激，

争雄才是好儿男！

几点反思与展望

作为经济学研究人员，习惯于比较反思。这30年巨变值得比较反思进而展望的太多了，不妨摘其要点概述如下：

其一，这30年我们追赶加拿大那样的发达国家成效十分显著。2021年我国人均GDP为12551美元，加拿大人均GDP为52079美元，其为我国4倍多，而30年前，其为我国的62倍多。考虑到加拿大人口不到4000万，国土面积 998万平方公里，比我国大，排全球第二，真正地大物博的发达国家，30年，我国人均GDP与其差距从62倍多缩小为4倍多，追赶成效不可谓不显著。

其二，对这30年我们做对了什么须有一个清晰精准的正确总结。做对了什么？一言以蔽之：改革开放。尽管诋毁否定改革开放的言论在有些自媒体时有发作，但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仍是迄今为止我国官方与民间最大的共识。而这一共识还须更加清晰精准，比如，改革了什么？概而言之，以199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为分水岭，告别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多种经济成分混合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放了什么？其实不只是市场、投资、技术、管理双边、多边相互开放，更在于积极融入国际经济大分工、大循环、大竞争的全球化经济。

其三，对导致我们相当时期贫穷落后而与加拿大那样的发达国家差距竟然1:62多的原因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讳言，更不可美化。这一点，邓小平当年南巡谈话说得很透彻：“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长此下去，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其四，目前我们与加拿大那样的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已然1:4多，与30年前1:62多相比，差距不大了，但“百年之未有大变局”下，国际局势日益复杂严峻，追赶日益艰难，这就更需要我们保持定力，坚持正确的东西，摒弃错误的东西，不犯颠覆性错误。30年前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谈话反复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实践证明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救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主题、是主线；发展的办法只有一条，那就是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改革开放，人民需要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最正确的东西，自然也就是最应当坚持的东西。当然，改革进入深水区，开放进入围堵区，谈何容易？这就更需要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若然，从现在人均GDP1:4多的差距追平加拿大，何需再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