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日明/文  近日发布的《北京市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21）》显示，北京的60岁及以上常住人口44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20.2%；65岁及以上常住人口312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14.2%。报告称，2021年是北京市近五年常住老年人口增量最多、增长幅度最大的一年。按国际通行标准，北京已经进入中度老龄社会。

快速老龄化是全国普遍发生的事实。如果只计算户籍人口，截至2021年底，60岁和65岁以上老人分别占北京户籍人口的27.5%和19.8%；上海更加惊人，60岁和65岁以上老人占户籍人口的36.3%和26.9%。

中国人口净流出地区的老龄化水平也很高，并且境况更令人担忧。七普数据显示，全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为18.7%，但城市和镇两类地区只有15.5%和16.4%，乡村地区则高达23.8%。分地区来看，辽宁、江苏、重庆农村地区的60岁以上老龄化率超过30%；吉林、湖北、四川等11个省的农村地区超过25%。

老年人劳动能力弱，在传统社会主要靠家庭供养，在现代社会则依赖社会保障。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城市里的老人参加高水平的职工养老保险比重很高，从七普数据来看，城市的60岁和75岁以上老人的主要生活来源为退休金的高达70%和73%，而农村仅有32%和33%，并且农村老人享受的退休金待遇水平有较大概率远远低于城市地区。

即使有退休金的老人，未来也要考虑一个现实：随着抚养比上升，养老保障水平会下降，单靠养老金无法过上体面的退休生活，退休拿养老金但同时必须继续工作，未来可能是很多老人不得己的选择。

目前的政策讨论中，已经有一些解决方案，例如延迟退休和延长职工养老的最低缴费年限。延迟退休一方面降低了可领取退休金的年限，另一方面延长了缴费年限，可以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危机；现有享受职工退休待遇的最低缴费年限为15年，有建议延长至20-30年。对于不少劳动者而言，这都意味着到了60岁还要继续工作。

可以说，未来银发族再就业将成为常态。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迎接这一刻？

从老年人口自身的情况来说，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医疗保障水平的改善，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也在提高，老年人的定义原本就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政策应当在年龄之外引入健康的维度，允许健康的老人继续工作，当前确实也有比较大的人群，健康情况和劳动生产率在60岁以后依然可以胜任原有岗位，尤其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在现在的环境中，也有一些机制将这些“老法师”返聘，但限于现有退休机制，无法形成常态。当然，延迟退休等政策也要照顾不健康的老人（尤其是重体力行业的劳动者），允许他们提前退休，否则会造成不平等。

对银发族的再就业，更为关键的是包容的社会环境。中国就业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年龄歧视，机关事业单位招聘往往限定了35岁以下，很多互联网大厂则视35岁为老人。为什么会有年龄歧视，原因是多样的，方汉明等人在2020年的一篇论文对比了中美劳动力工资的“黄金年龄”，即一个人在什么年龄拿到职业生涯中最高的工资。美国和2000年以前的中国这个“黄金年龄”（golden age）在45-55岁左右，而后中国的黄金年龄不断下降，到2007-2009年降至35-40岁，中国的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知识和技术更迭太快导致的，也可能是因为中国产业结构的特性，熟练劳动力的“经验”价值不被重视。

35岁的劳动者尚且如此，更大年龄的境遇可想而知。官方将男50岁、女40岁列为就业困难群体，显然银发族受到的歧视要比上述群体更加严重。在这一点上，体制内就业岗位的招聘应当首先清理各种年龄限制，为市场化主体作出表率，进而系统性消除中国社会各种非正式的年龄歧视。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银发族再就业的挤出效应，如果全国就业岗位规模固定，老年人再就业意味着挤压了年轻人，年轻人的内卷化会越发严重，尤其是体制内岗位，如果老年人到龄不退，年轻人也就进不去，目前在就业市场上年轻人群体本来就承压很大。

但是，就业市场不同人群的相互影响是复杂的，每个就业人口既是劳动者也是消费者，银发族再就业后收入增加了，消费也会增加，这也有利于拉动其他就业岗位。要完成这个循环的关键还在于经济要增长，就业市场要形成做大蛋糕的格局，而不能陷入存量竞争的零和游戏。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