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嘉琳/文 近日，海南省政府印发《海南省推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文件提出，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逐步推行院长职业化和聘任制，全面落实公立医院的经营管理自主权，实行全员聘用管理。该政策时隔多年重提“去行政化”，引发医疗界与政策界热议。

公立医院的行政化有多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官员型院长”。以近期各地因疫情防控不力被免职的官员为例，就有部分市级（区级）卫健委领导干部兼任市属（区属）公立医院院长。由于身兼两职而精力分散，再加上缺乏医学或公共卫生专业能力，“官员型院长”往往外行管内行，结果就是管不动或者管不好。对此，海南省政府本次明确规定，行政部门负责人一律不得兼任公立医院领导职务。

另一种是全国普遍存在的公立医院行政级别。比如：省属/部委医院一般为厅级，院长与省级卫健委（副）主任平级，市属、县属医院也依次类推。有的地方卫健委官员就向笔者坦言，对本地的大医院不敢“管得太严”，担心万一该院长过两年空降到卫健委当一二把手，成为自己的领导，自己可能被“穿小鞋”。

长期以来，卫健委（副）主任和医院院长之间的“旋转门”现象，事实上弱化了卫健委的监督力度，让个别地区的卫生系统失去了自净能力，以至于很多医院的腐败问题、医患纠纷恶化到需要由纪检委、医保局等外部力量查处的地步。近期，湖南省的湘雅二院医生刘翔峰因严重违法违纪被查，《中国纪检监察报》就刊发文章发问：“为什么内部没有早发现早解决？医院内部管理、制度流程是不是有漏洞？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是不是有力、到位？”

正是意识到医院过度行政化的弊端，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就对医改提出“四个分开”要求，其中，政事分开、管办分开是指行政部门（卫健委）与事业单位（医院）分开，政府的管医部门（卫健委）、办医部门（如：医管中心）分开。2016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逐步取消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

一方面，去行政化有利于推进医疗市场的公平竞争。如果公立医院的过度逐利机制没有被扭转，行政化可能事实上形成“亦官亦商”的特权，既可以动用医院行政级别影响本地卫健委的医疗资源规划布局、医院等级评审政策，做到对外排挤民营医疗机构同业竞争，对下虹吸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患者资源，又可以将这些资源在“体制外”实现更高回报的变现。只有当公立医院摘掉“官帽子”，患者才能真正凭借医术高低、健康效果好差等指标选择合适的医疗机构，不同层级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才能打破区域垄断、实现优胜劣汰。

另一方面，去行政化还有利于医院内部的公平竞争。当前，直面公立医院院长的权力制衡问题，我们不仅要反对脱离实际工作绩效而单凭按年龄资历、院士荣誉等匹配行政级别，还要根除已任命院长“能上不能下”或者“换一个医院/大学当院（校）长”一路干到退休的问题。笔者相信，随着海南等地推动院长面向全社会的聘任制，医院负责人事实上的“终身制”现象有望得到扭转。

不过，笔者借此提醒，作为专业技术岗位，医院院长的任期设置不能照搬行政官员，否则，任期过短可能导致院长追求短期政绩。在发达国家，在满足专家治院、权力制衡的前提下，许多医院院长都有超过10年的任期。为确保本医院的长期发展战略、患者长期利益的稳定性。建议政府对公立医院院长实施“长聘制”，聘任期满后，工作绩效表现合格的，允许连选连聘。同时，5年以内的聘任期也给中青年管理者竞争上岗创造机会。

随着院长的权力被制衡，留下来的权力真空该交给谁？中国台湾的长庚医院首创了“医/管分工合治”模式，医疗专业管理由医务人员承担，医院经营管理由专业管理幕僚承担。随着海南等地推动院长职业化，我们有理由期待，未来除了医学专业、临床岗位出身的院长，将诞生更多来自运营、财务、法务等专业背景、管理岗位的“管理型院长”，他们不只专长于专科建设、临床服务，还能为医院的合规化、精细化管理贡献力量，以应对新冠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带来的医院亏损危机。

很遗憾，新冠疫情大流行这几年，“去行政化”谈得少了。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及其卫健委牢牢控制着公立医院的人财物资源，高度行政化的公立医院及其医务人员更容易被调动为防疫主导力量，一些地区的公立医院甚至出现了反向的“再行政化”趋势。随着防疫形势逐步平稳，我们仍然要将去行政化视为深化医改，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的命门，深度重塑公立医院权力与利益格局，最终朝着更有利于保障患者健康、专家能力的医疗体系迈进。

（作者为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