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北宸/文

“柴王爷推车压了一溜沟”河北民歌《小放牛》唱赵州桥时说“柴王爷”，就是指柴荣，这是民间至今的称呼，和赵宋时代对他的黑化有关，其实几乎所有的史料都称他为郭荣。郭荣是五代时期后周开国皇帝郭威的过继子——在血胤伦理中，过继是一个堂皇而合乎宗族礼法的亲缘接续方式，继子女被视同血亲，柴荣过继给郭威之后改姓郭，是为郭荣。资阳作家严优作为“超铁粉”，用168万字5册的篇幅为郭荣写了一部大传记，交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付梓，名字叫《后周纪》。

这不是严优第一次写爱情小说，而是第一次把爱情小说打底进化成历史小说。2005年，她出版《小妹挂帅——穆桂英青春物语》；2011年出版《华丽之伤》同时说明“这是《北宋大风歌》的第二部，主要写柴郡主和杨六郎一代的故事，也可以看作是《小妹挂帅》的前传。”今年出版的《后周纪》最先在网上连载，名字叫《颠倒火焰：周世宗与符皇后故事》，加的说明是“《颠倒火焰》是【周宋大风歌】的第四部——‘火’篇，可以视为第二部‘雨’《华丽之伤》的前传之一。”这个写作脉络和本书雏形，或可以认为写作初衷是爱情小说而非历史小说。

小说的第一场景，就是后汉乾祐二年七月的河中平叛之战，郭荣作为辅弼和乃父郭威同时出现。至于为什么要从河中平叛开始，不仅因为男主角，还由于女主角作为被平叛的“贼属”也一同现身，出现即高潮，这种高屋建瓴式的开头深中肯綮。本书的高明之处在于把一个感情故事揉进史潮并变通为历史小说，莺莺燕燕裹挟成了高远宏阔。特别的，还能把它撑满了一个历史朝代，不了解这个进程的，自以为以朝代史和感情史两条主线的巧妙，而实际上感情线才是先天的。在《后周纪》的“代后记”中，严优说“就历史小说的写作而言，史料（正史野史）提供的是骨架，而且是一副有包浆的骨架。”考古和历史小说写作有些相似，其所依凭的都基本相同，不同的是对未呈现的态度：考古是合理推测可能，不下断语；小说则是纵横驰骋填满为止。

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之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人一家之谱牒。《中国史叙论》”其中的“一二”不过是泛指，但对于五代时期，几乎就都是确指了。一个朝廷就是一家，每家之存续都在20年以内，这对于统治者而言自然不是好事，但对小说而言，则无疑是恢弘巨制——能把一段感情揉进一个朝代。秦皇已降的帝王史中，郭荣是帝王里的贤达，无论文治武功都是前茅之属，且依照现在的尺度，在感情方面恰也有着完美的轮廓。有轮廓就已经足够，虽然详尽史料略显阙如，而小说这种体裁所需要的正是这种极为丰沛的敷排空间。

一

符皇后又称大符后，在《后周纪》中叫符翚（音辉）。翚，就是五彩山雉，王伯大音释说“雉伏于野而其羽可用为朝廷之仪。”符翚从嫁藩镇世子继而嫁成皇后，为妹妹们做出了爱情归宿的表率。史料中应无符氏姐妹的姓名，有的只是说是符彦卿之女，至于姓名，都是小说家照顾现代人的观感即兴而来。

事实上，和文昌宋氏三姐妹一样，符氏姐妹算是历史上的妻后天团，分别是周世宗郭荣、宋太宗赵匡义和名将张永德的妻室，郭荣就先后迎娶了大符后和小符后。小说家打符氏姐妹主意的很多，如小桥老树在穿越小说《黄沙百战穿金甲》中，就把符家四女命名为符英，把她从赵匡义手中截胡，嫁给了穿越者陆军特种大队军官侯大勇。小说不但给了符翚名，还给她取了字：君怜，对应的，给郭荣也取了一个字：君贵，这就使小说增加了琼瑶性而冲淡了历史性。史料中未发现郭荣的字，甚至郭威也没有——有的只在小说里，明朝冯梦龙根据“京师老郎流传”写的《喻世明言·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说郭威“表字仲文”，而在《后周纪》中，郭威的表字倒装成了“文仲”。

符翚以叛属之身因祸得福，为郭威认作义女，和郭荣成了义兄妹。“公元949年，后汉乾祐二年七月二十三日，郭荣与符翚，两个同样有着高度精神洁癖的理想主义者，在河中城的旱亭花木间订下了一个约定。”约定什么了？在二人的谈话中，郭荣没有明说，但符翚看出了郭荣拯救苍生的志向，说“小妹虽不才，也当发愿，每日为哥哥三祷七祝，静盼哥哥功成。……小妹笃信，有你，有父亲，世间终有大光明。”郭荣回应“兄妹易得，知己难求。今日咱们就此订约，从此奋力前行，无论成败，不许回头。”君怜也举杯还礼，笑得像个孩子：“好，这是咱们兄妹间的秘密，不到那一日，咱们谁也不告诉。”这种压根不算约定的约定就这么成了秘密约定，而这恰恰是情愫在少男和少妇间的默契，作家的女性描摹力也在此间无声地形成了。而这时作者又笔锋一转，“后世的史家很少去关注这个约定对接下来的历史的意义。然而对于一个即将到来的、持续将近两百年的大光明时代而言，这个约定是如此重要。因为，这个心照不宣的秘密，这个公开达成的约定，就是大光明时代的光源。”在小说的文本中，郭荣和符翚是不可分的，这种影响甚至无限波及到符翚去世后郭荣的一生。而严优作为郭荣铁粉的优势在于，她是作者，她用上帝之手顺势把郭符时代定义为“大光明时代”。至此，一个粉红而光明的后周完成了顶层色系设计。

《后周纪》
严优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5月

朱雀，是小说中的次女主，也是构建人物的神来之笔。她被赋予的身份是后汉被灭门的官宦家幸存的女性，符翚的发小闺蜜。好修道炼药、好弓马骑射、是《白蛇传》里小青的角色，因为幼时郭荣参加抄家灭门而对其始终不假颜色，因为和符翚姐妹情深而委曲求全甚至担任了后周后宫内特设的大总管——司宫令，郭荣在符翚死后朱雀出走遍寻不得的时候，把她走出的开封内城南门新建后命名为朱雀门。而实际上开封的内城南门就叫朱雀门（1988年1月12日，国务院正式公布朱雀门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种手法让朱雀的形象在小说中无法磨灭。

从《新五代史·卷二十·周家人传第八》中我们知道，历史上的郭荣有七子，且有后（大小符后）而无妃。而在小说里，符翚和朱雀居住的宫中，郭荣的大女儿，小大人似的观音和郭荣后纳的贵妃王菁都极致鲜活：小女孩儿和青春少妇，在严优的笔下灵现斑斓不分轩轾，这种神韵和纳米级的细微，若非作者眼触心生以身做譬，几乎是难以实现的，这当然是女性笔触的独到。

二

正史野史中，都有柴皇后的存在。她真的姓柴，也真的是郭荣的亲姑母（后来的母亲），正史《新五代史》载“周太祖圣穆皇后柴氏，无子，养后兄守礼之子以为子，是为世宗”，都是非小说体，客观理性；而野史则活泼得多。必须声明的是，野史也是史的一种，流传下来的主要以小说话本及笔记为载体存在，如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或者罗大经的《鹤林玉露》叶绍翁的《四朝闻见录》等，反过来讲，小说则未必都是野史。如上述披露郭威表字的《史弘肇龙虎君臣会》，就是坊间口口相传，由冯梦龙搜集编撰而成的小说，无疑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何况冯写得鲜活无比。

《后周纪》中，柴夫人在开封郊外广顺客栈二楼，听雨中屋檐下两个人说话，雨声之外，竟听到屋檐下的对话，说话的两个人该是多大声？而且还是郭威诉说的满腔抱负。这些细节都不管，柴夫人却由此预判郭威不俗，打定主意抱大腿。

再看冯梦龙笔下的柴夫人，则是“理会得些个风云气候，看见旺气在郑州界上，遂将带房奁，望旺气而来。来到孝义店王婆家安歇了，要寻个贵人。”怎么寻？柴夫人出钱“买市”，史弘肇和郭威在这里是两个流氓，看到机会就寻思卖狗肉给她。于是他俩就去找狗，满街找不到，就找了王保正家的狗，保正在镇上也是一级干部，但他俩就明目张胆地打死炖了。炖好狗肉，“史弘肇顶着盘子，郭大郎驼着架子，走来柴夫人幕次前，叫声：‘卖肉。’”柴夫人便一眼就相中了“奴要嫁这一个切肉姓郭的人……自看见他是个发迹变泰的贵人。”这种看似直给而暗行铺垫的安排极具传奇性和传播性。

能打动读者的故事有两类：一类是高不可攀的，一类是门槛看似极低又实际极高的，而对于寻常就把壮怀激烈挂满嘴角的很少买单——琼瑶型的纯洁读者除外。作者或许囿于对郭荣的理想化，使很多人物及事件（如兵变和战争等诡谲场景）无法呈现，这未尝不是一个小说家的遗憾。

小说主要是围绕着郭家和符家，但严优并没有沿用冯梦龙的条线。冯小说中，婚后柴夫人首先推荐郭威去找自己的舅舅魏王符彦卿，而在《后周纪》中，柴夫人给郭威钱财去招兵买马，作为砝码去投奔刘知远。从预设感情线上，冯的条线更具戏剧性，从历史直线上，严优的延长线则更简单直接。这里没有谁好谁坏谁更合理的区别，只是一个将军一个令而已。

三

柴夫人慧眼识人，但没能等到郭威称帝就去世了。为了纪念她，郭威开国后把二人第一次见面的广顺客栈的名字作为年号，这和朱雀门一样，是历史小说写作中的大巧。抛开全历史框架论，金庸的《鹿鼎记》是半框架的，其中尼布楚条约桥段是荒诞而经的典范，原因就在于纯粹利用了历史条约原本的盲点，嵌入了韦小宝签字手迹。同样，作为历史架空小说，黄易的《寻秦记》在项少龙当秦始皇义父之后，也巧妙地淡出了真实历史的接入点，让小说来过而历史无伤。

关键是，小说《后周纪》是全框架的，它打定主意要写成一部包浆红亮的历史传记小说，书名就和史书名严重雷同，记载后周相关的，正史就有薛居正《旧五代史》、欧阳修《新五代史》和脱脱的《宋史》，之外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后周纪》正是《资治通鉴》中记载后周史的单卷名字。

以史实为骨是写作历史小说的本分，应该说《后周纪》几乎完美的遵循了这一点，甚至连无关宏旨的细节有的都没放过。在郭荣即位后，指挥了一场举足轻重的战争，即和北汉对赌国运的巴公原之战。这场战争在很多历史小说中出现过，细节描写各擅胜场，而《后周纪》中的细节能真实到骇人听闻的地步，如出征前和冯道的争辩场景，对白几乎就是《资治通鉴·后周纪》中的原文；行至怀州，通事舍人郑好谦建议大军缓进以逸待劳惹恼郭荣，查明是控鹤都指挥使赵晁指使后，“帝命并晁械于州狱。”读到此处，你分不清哪里是小说哪里是史实，它们是完全重合的。更有甚者，小说描写了一个奇诡的情形：巴公原开战前一刻，原本的东北风忽然转成南风，后周军战局随之变不利为有利，这是比诸葛亮借东风还要诡异的细节，但对于小说则只是添加了一种传奇色彩，也属于正常的发挥范畴，但这却偏偏是史实。

并非所有的传奇都被照录，甚至是被《旧五代史》和《宋史》双重强调的史料也同样放弃——最明显的就是韦囊木牌即“点检做天子”的传闻。关于这个奇闻，稍对赵宋感兴趣的都晓得，这里不重复。作者“书中完全没有采用”，而恰恰是这个传闻才使郭荣拿下张永德的殿前都点检变得合情合理——纵观全书5卷，张永德从私交公谊上只有全功，而没有一点被免实职的理由。而小说拿掉了这个正牌的史料，使剧情发展到该处的逻辑明显变得支支吾吾，无法使人信服。在古代，历朝政府都设置钦天监之类的机构及相关职位，且对风闻谣言的处理都列为重要政务严肃对待。如“初，高祖（杨坚）梦洪水没都城，意恶之，故迁都大兴。”（《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二·隋纪六》），即使在本书中，符皇后死后国丧，钦天监发现天象中“破军星大亮”对应人间的“两凶冲犯”必须把其中一凶祈禳去除，否则影响国运。所谓的“两凶”一是指淮南战事，一是指符皇后国丧，这就是严肃的政务。郭荣是多爱符皇后啊，但毅然缩减国丧服期。《左传》认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民谣之类属于“祀”之大类，无法躲避，也必须重视。正视了“两凶”国丧，无视了木牌张永德，奇闻不是不信谣不传谣的必然理由，逻辑才是。在取舍这则史料上，本书的历史性出现了一个最滞涩的逻辑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