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谷俊山住一个大院”

周大新是军人，工作履历上他从军区战士做起，一直到总后勤部政治部创作室主任，少将军衔，和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住一个大院；而创作履历上，到2008年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的时候，他写小说的历史已经近30年了。30年间，他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先后获了很多全国性的专业奖。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也跟《红高粱》一样，获得过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然而，当茅盾文学奖这个对于写作者来说至关重要的荣誉到来时，他却异常平静，因为同一年，他的独子周宁患癌病逝。接下来的三年，他把锥心的痛楚放在《安魂》这部书里，用写作完成了父子之间生与死的对接。

之后，他开始酝酿新作。他想写现实，写最切近、最迫切的跟反腐败有关系的现实。而谷俊山案发，给了他强烈的刺激，于是他开始动笔，写了这部“官场小说”《曲终人在》。说是“官场小说”，其实只是一种表述上的便宜，《曲终人在》和时下流行的很多官场小说不同，它不津津乐道于为官的技术和官场的规则，更不讲厚黑和权术，而是讲当下的社会生态和官场生态，讲做官和做人的关系，讲官场中的人性复杂。如果说很多官场小说都是在讲“苍蝇”和“老虎”的生活细节和行为逻辑的话，那《曲终人在》讲的是人在避免成为“苍蝇”和“老虎”过程中需要接受的诸多考验。

在小说里，谷俊山化身为魏昌山，是主人公、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的同乡。书里这样描述魏昌山的履历：他出身贫苦，上大学的时候，因为和北京部队高官的女儿武姿恋爱而来到北京，之后，他跟武姿结婚并进入军队，一路从总参谋部干部部干事做到将军。按小说中的描述，他为人仗义、活络、善交际、重感情，对权和钱的占有欲望很强。而有意味的是，小说中，他和武姿从谈恋爱到结婚的每一步，策划人都是欧阳万彤——一个正常退休，正常死亡的“好官”。

此后多年，魏昌山也的确成了欧阳万彤的“护官符”——在提拔成县领导、妻子被抓个人自保、干部考察这三个关键节点上，魏昌山都借助岳父的影响力，给了一心想在官场有所作为的欧阳万彤以实质性的帮助。小说并未刻意宣扬人情社会的土壤，当然也不避讳“朝里有人好做官”的规则——它只是务实而又诚恳地写出了人人心中有、新闻细节无的社会生态。

或许，以后文学界研究周大新，会将《安魂》作为一个分界点。如果说此前的周大新可能会因性格中的温柔敦厚而损害面对矛盾的尖锐度和深刻性的话，那在《曲终人在》中，周大新的温柔敦厚就变成了一种无可替代的创作优势：因为直面当下最为坚硬的问题，周大新体现了一个大作家的文学责任感和勇气；也因为直面当下最为复杂的问题，周大新的体谅和宽厚变成了一种静水流深的胸怀。如果说新闻报道是了解社会的渠道的话，那文学则提供认识现实和思考现实的一种角度。换成米兰·昆德拉的说法，就是“小说家既非历史学家，又非预言家：他是存在的探究者”，既然是探究，就会有广度，有深度，有理性精神。某种程度上，现实的复杂性、人性的复杂性和文学的复杂性是同构关系。

省长欧阳万彤的传记

看得出来，即使是有创作经验的大作家，写当下中国的敏感现实，也有各种的顾虑和担心，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把握现实的分寸，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对现实复杂性的尊重。基于这样的考虑，周大新在新书里设置了“仿真”结构。

小说开篇即说，一个叫“周大新”的作家受其家人委托，为突发疾病去世的清河省省长欧阳万彤写传记，为了寻求出版，“他”要先把采访素材和盘托出。接下来就是围绕在省长身边的26个人的采访素材。这26个人包括他的现任妻子、前妻、秘书、司机、保姆、初恋、准情人、亲戚、同僚、同乡、政敌、企业家、知识分子等等。每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谈自己眼里的欧阳万彤，既相互补充、相互印证又相互拆解、相互质疑；与此同时，他们又都从各自的角度展现了自己对官场的认知，对权力的态度。

几乎可以说，围绕着一个省长的“众说纷纭”，整个中国社会都进入了一个话语场，在这个场里，读者甚至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实际上也是，所有的中国人都难逃官本位文化或者说人情文化支撑下的话语场，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懂一切，但同时又发现了更多的疑难、面临着更多的困惑——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从来都是歧路丛生的，它所昭示的意义和价值总是一言难尽。

于是，读者只能和作者一样，尽可能地就事论事，尽可能地客观。在这样的态度中，欧阳万彤的形象浮出水面。

欧阳万彤是“文革”前的大学生，毕业后当了公社干部。上大学之前，他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初恋，但谈婚论嫁的关键时刻他选择了县长的千金。“文革”期间岳父被打倒，他因为出身没有受到牵连。“文革”结束后，他考上了研究生，在学校的时候一步步指导同乡魏昌山通过婚姻走进北京。

可以说，为了实现在仕途中不断上位的理想，欧阳万彤充分利用了利益婚姻和情感投资，也充分展现了投机者的机巧。只是，“官路的两边，长满了鲜花，但鲜花的后边，其实就是深渊。”尤其是对于欧阳万彤这种真的想在官场有所作为的人而言，权力更加展示了它对理想的掣肘力和对人性的扭曲力。欧阳万彤不贪财不恋色，不媚上不欺下、有魄力有胆识有胸襟，一心想当好改革的执行者、百姓的父母官，然而，他面临的牵绊何止千万，于是他又经常对社会风气的变化和权力本身产生一种无力感，以至于一度他都想辞职……

大多数的官场文学，往往有一个正邪斗争的模式，代表正义的主人公总是仿佛置身在一个战场，他们在这种斗争思维之下，展现的往往也是一种英雄式的人格：“我宁可毁了我自己，也绝不能让腐败分子毁了我们的党，毁了我们的改革，毁了我们的前程”（张平《抉择》）然而，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反腐斗争也进入了更为复杂的阶段，现实促使文学趋于理性。《曲终人在》中，以简谦延为代表的黑恶势力作为欧阳万彤的强敌始终都隐身幕后，这使得欧阳万彤的斗争更像是在危机四伏的无物之阵之中。于是，他只有靠强大的自我约束力，然而，正如他现任妻子所言：“人当了高官想洁身自好太不容易了。”

官员的职业道德

周大新的小说，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关于官员的职业素质，或者职业道德。这甚至是他很多小说都在关注的一个话题。这看上去古老，甚至显得有些陈旧和落伍，但是在价值混乱和道德失序的今天，作家对道德的拷问和张扬，并且为之引入基于时代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思考，读来却有一种崭新的价值和意义。

无独有偶，年轻作家石一枫最近广受好评的作品《地球之眼》，也和道德拷问有关：一个“失败”的青年却坚持充当一个拷问官二代道德操守的“卫道士”。两代作家不约而同的努力，至少昭示了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优秀的文学不能跟着流俗一起，迷失在道德失范的路上。它应该有自己的使命，一种重建价值的使命。这种使命甚至事关文学的尊严——如果文学总是和流俗在一起，人们有什么理由不让它边缘化呢？

周大新在小说里，设想了人在官场所面临的六种压力：一是亲朋好友的索取压力；二是上级、尤其是有恩于己的上级的压力；三是同级别官员的利益交换压力；四是商人交往的压力；五是下属的压力；六是班子内部意见不合者的压力。周大新力图从文学的角度，给予权力和人情、官场和社会以文化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关注。基于这样的思考，他借欧阳万彤之口，说出了这样一番有关官员职业道德的话：“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一种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一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你想想，全中国的省部级官员加上军队的军级官员能有多少？不就一两千人吗？如果连这一两千人也不为国家、民族考虑，那我们的国家、民族岂不是太悲哀了？！”

这样的表述，显然只能属于文学家。因为文学在面对政治、面对官场、面对当下的中国现实的时候，感受到了一种道德上和人性上的疑难。当然，文学的功能也在于此，它总是力图从感性的角度把握世界，按照人性的逻辑理解世界，为此，甚至不揣“幼稚”。倘若是放在政治领域，任何公共职位，都是国之重器，职业要求都是不能打折扣的。只是，任何一种道德都要不断地在现实的变化中调整自己。

纵观国家或者社会对官员职业道德的设定，换句话说，考察好官的标准，古今中外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清正廉明、德才兼备、刚健有为。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政治生态的变化，这些标准遇到具体的现实的时候又往往产生偏差，比如刚健有为往往和腐化堕落难以厘清关系，而清廉又似乎和无所作为斩不断理还乱。从这个角度说，文学的功能，面对复杂性的提示功能，又似乎是合情合理的。

当然，《曲终人在》不只是表述为官一任的艰难的，同时它也不带有所谓“主旋律”作品的那种不容置疑的正确性和正义面孔，更不疾言厉色地一味批判。某种程度上，或许称它为一个寄托了作家深沉的社会情怀和现实责任感的作品更为妥当。它在新闻停止的地方出发，力图思索个案背后的细节和逻辑，寻找共通性和规律。“文变染乎世情”，在大时代面前，文学通过这样的方式发挥了自己的职业道德——记录时代。

官场文学：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

官场文学其实一直都是最贴近时代的。它本质上是关注时弊、干预现实的产物。从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开始，官场文学就开始参与旁证中国现实了，而且这一脉或隐或显，一直都没有断。从某种角度说，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一个分支就是官场小说，或者说干预生活的作品。

且不说最早的《官场现形记》，现代文学史上的《五子登科》《华威先生》等等，即便到了当代，上世纪50年代以“重放的鲜花”为创作潮流的很多作品，都带有揭发伏藏、匡正时弊、纠弹风俗的功能。

而特别是90年代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社会上的反腐呼声日高，于是中国文学史上就出现了一个官场小说，或者说，反腐小说的高潮。陆天明的《苍天在上》《省委书记》、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张平的《国家干部》等等。这些小说，精神脉络上延续着“文革”后改革文学的激情，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它们面对腐败问题的前提都是为改革开放的社会潮流鼓与呼，而权力斗争的目的也都是改革与保守的路线斗争，塑造人物的分界点也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与时俱进者还是墨守成规者，文学的价值取向是非常鲜明的。

而到了1999年，王跃文的《国画》出现，情况才发生了变化。

《国画》被公认为新时代“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作。这部曾被称为“让大学生少奋斗十年的成功宝典”的作品，曾在当年引起轰动，当然此后也是命途多舛。官场的亲历者王跃文，一出手就摈弃了此前作品中的宏大情怀和修齐治平的理想，直接进入了官场生存本身，尤其是作为官场小人物的知识分子在官场中的生存之道，让很多公务员读者心有戚戚。然而，主人公朱怀镜无条件顺应官场法则的灰色的心理状态，还是引起了争议。

当年鲁迅研究以《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因而应增加“含蓄酝酿”，变得更为宏阔深邃。此后，王跃文在《梅次故事》《苍黄》，及至最新的《大清相国》中，都开始有意识地转变，并最终获得了广泛的认可。

在《国画》之后，另外一部被称为“当代公务员教科书”的作品《沧浪之水》同样出自湖南作家之手。作者阎真以绵密细致的笔触，将一个力图在官场中保持操守却每每被生存逼得放弃的知识分子刻画得栩栩如生。池大为在生存和道义之间的挣扎和选择，他的每一次坚持和每一次放弃，都具有充足的人性逻辑，因而它一直是当代小说中的“无冕之王”。

之后，这类小说越来越沉迷于“放弃”的合理性，甚至开始彰显如何不留痕迹地“放弃”和“迎合”，对权术和阴谋的渲染越来越带有黑幕小说的嫌疑，而且对人性灰色地带的书写越来越难以自我突破，以至于某些小说都由“反腐”而变成了“贩腐”。于是，有研究者提出：“官场小说的出路，是向政治小说转变”。令人欣喜的是，《曲终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这个转变，因为周大新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表达了理想主义的情怀。

周大新的理想主义

政治小说和官场小说的最重要的区别，或许就在于对价值和理想的坚持。从这个角度说，周大新其实一直都有一个政治小说的情结。纵观他的八部长篇小说，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权力，它往往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扭结在一起。这一点只需要看看《走出盆地》《第二十幕》，以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湖光山色》即可一目了然。至于《曲终人在》，这部被公认为周大新迄今为止最好的长篇，其主题早在很多年前的中篇小说《向上的台阶》中，就略有涉及。如果将两篇小说联系起来看，就可以看出建国以来直到当下，中国政治生态的变迁和官场文化的变化。从乡村政治到省级政治，周大新用多年的笔耕记录了社会发展的纵贯线。而同时，他始终坚持着一种反思权力、拷问人性的价值观。周大新是当代作家中为数不多的，始终没有放弃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作家。

说起文学中的理想主义，想必很多人会嗤之以鼻。不知道从何时起，它几乎就是“瞒和骗”或者“社会幼稚病”的代名词了。君不见，坚信它的人遭遇了多大的挫折吗？君不见，它早已因为和“白日梦”和“乌托邦”等同而被扫进了文学史的垃圾堆了吗？而且，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我们谈的理想主义还少吗？它除了带领文学远离了“真实”和“常识”，还留下了什么？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下旬，现代主义文学进入中国之后，文学就不屑于理想主义了。文学相信技巧的摆弄，相信“一地鸡毛”的“新写实”，相信“我是流氓我怕谁”的“顽主”心态，相信“身体写作”，相信个人世界的杯水风波。文学在“小而窄”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远离普通大众的视线。

然而历史的发展就是如此，否定之否定有时候是一种难以回避的规律。如果说当初回避理想主义是历史的进步，那么当文学一步步丧失与时代的联系，丧失与更广泛的世界的联系，读者自动远离纯文学，甚至都开始对纯文学嗤之以鼻的时候，回避理想主义就变成了一种新的落伍和保守。而此时的理想主义，其实变成了一种开阔的视野和胸怀社会的胸襟，甚至，是一种坚持文学能够反映现实的自信的表现——作家自信有能力把握自我以外的社会现实，从而寻找和普通大众对话的基础。换句话说，如果对“政治”的理解不那么僵化和狭隘，如果把“政治”看作是“现实”或“时代”的代名词的话，那么“文学为政治服务”也算不得一个必须一味回避的概念了。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即使从具体的写作过程看，作家在对客观世界进行审美处理的时候，也必然是充满理想主义的：“自然中之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故不能有完全之美。然其写于文学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

十八大后的反腐风暴，改革进程中的每一次进步，都是这个时代最鲜明的印记，也为文学提供了诸多的素材和可能。文学作为时代的晴雨表，作为时代进程中的一分子，理应和大时代保持联系，理应寻找时代变迁中的人性的共同轨迹——或许，官场文学的价值也该从更高的角度进行厘清和区别，毕竟，其紧跟时代步伐、记录时代变迁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事实证明，这种努力也得到了读者的欢迎和认可，问题只在于价值取向，在于对理想的坚持和把握。

无论面对多么复杂多变的现实，文学依然还是可以“兴观群怨”的，作家尤其要坚信这一点。只不过，把握现实的方式和能力都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周大新的《曲终人在》给这类文学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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