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京雕塑作品《不损兽》

艺术家向京的随笔集《我看到了幸福》，书名取自《一块红布》。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字面上欢欣鼓舞，貌似关于爱情。然而没那么简单，它有另一层意思——年轻人被蒙上了眼，感受着虚假的幸福，忘记现实中的“没地儿住”。

这本集子为何取了个这样的名字，是否如歌曲，充斥着对政治与现实的暗讽和戏谑？

对于她来说，前半部分人生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对抗。

“我不要17岁，我要16岁，16岁！”，年轻时，这位秀美版贾科梅蒂“行走的人”，多愁善感，因为相同的原因，她有好几次不明原因地嚎啕大哭。

小时候的时光于她来说，是“阳光灿烂的大院生活”,隔壁单元的大妈总会停下手中的活儿，为她烤上一块馒头片，再沾点儿白糖。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是其生命中最重要的年华，“虽然有不少无理取闹的事，但记忆中只剩下美好”。17岁的生日，她和朋友去看威猛乐队的演出，却因为对自己16这个数字的喜爱而哭喊。

她对生活的反感还不单单只存在于青春易逝。

“我为什么活着？我并没有选择生的权利，而同时也并没有死的权利”、“我为什么是个女的？”这两个问题像拉奥孔身上的蛇死死将她缠绕，她想挣脱却只能是徒劳。

“中国的教育不是择优，而是择劣”， 向老师对于有关艺术教育的问题通常会给出带强烈感情色彩的答案。

也许是初中那段痛苦的经历，让她时刻不停对抗着教育“体制”。初中时，她自鸣得意地像个英雄，“在教科书上画了很多老师同学的漫画还传来传去”，“整天奇装异服，通宵跳新兴的迪斯科、贴面舞”。性格尖锐的她很容易就被同学孤立，这段日子在她的记忆里有点没有尽头的感觉，生活晦暗。老师宣布她考上附中的消息，她便背起书包扬长而去，去树林里找自己的同类。后来，她自己也当起了老师，而且一当就是七年，可这段抗争的结局，确是她彻底放弃为人师的愿望——“体制永远是你的对立面，它希望每个人都做个归顺者，可育人又不像做月饼那么容易。”

那些关于存在、性别、青春、教育的疑问和纠结，到了她的不惑之年，却基本上慢慢的不成问题了。问题并不是不存在，而是因为经历多了，她便明白了哪些问题不是一定要纠结。越来越像杂志封面人物的她，也因为阅历获得了一份平静。比方说，她学会了接受周遭为日常生活、孩子所累的女性，赞赏他们在抖擞掉人生的烂渣渣之后，还能把自己捯饬清爽，靓丽登场。虽然，她现在还没想过要孩子。

她是在“放下”和“被强烈需要”的感受中找到了幸福。

在尼泊尔登山时，万籁俱寂，她在向上爬的过程中找到了内省的安宁，心里的满足感让她觉得尘世间一切东西都可以放弃、放下，类似于一种宗教感，圣灵似乎进入到了她的内心。

还有一次感受到最极致的幸福，其实是因为她的爱犬。“看见花花吃饱喝足四仰八叉躺在屋子中央睡觉的时候，它表现得完全不设防，没有任何危险的意识，那一刻对我来说感觉是幸福的极致，”这种幸福的感觉，于她来说，就是被需要，是唤起了人性善的那一面。

这么看来，她说的幸福似乎与崔健歌里的有了区别。于她来说，“艺术要有社会担当，仪式感、俏皮话、刻薄话、愤青都是个空虚，说服不了自己。做艺术的人还是要无恙地展开一个足够灿烂由衷的笑容，积极的笑容”。“幸福”里少了一份虚伪，多了一种超脱和乐观向上。她借给青年的这块红布，让文青们重新支起信仰，让普青们明白幸福不仅仅是爱马仕和玛莎拉蒂。

除了文字，书中还收录了向京不同时期所创作的小作品。这些小精灵与那些真人等大的作品相比丝毫不逊色，反而凸显出她对于生活和创作的细腻感受，让偏爱读图的人们也能得到满足。 

文图来源：经济观察报-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