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文

南明遗音

孟德斯鸠咨询中国文化，除了那些商人，还有一位中国人。

那人名叫黄加略，福建莆田人，生于天主教家庭，七岁丧父，母亲将他托付给传教士李斐理，李斐理请当地儒师教他中文，自己教他天主教神学和拉丁文。后来，李斐理又把黄加略托付给主教梁宏仁，1702年，梁宏仁往罗马汇报礼仪之争，带黄加略同往。从厦门乘英轮出发，次年，到达罗马。三年后，他们在巴黎候船，要返回中国，但因梁体有恙，而滞留下来，黄亦因此不能回国，遂定居巴黎。

当时，巴黎流行中国风，经人推荐，黄加略留在法国教中文。此后，又受聘为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译官，1711年，因其翻译成就，被冠以法国皇家文库中文翻译家称号，两年后，娶了一位法国妻子，过着清贫的日子。

因为清贫，妻子常常抑郁，有时整日不语，乃至绝食，但他却处之泰然，依然头戴礼帽，腰佩剑，往来于知识界的各种社交圈，出入于主流社会的各阶层。应该说，他赶上了好时候，在那些“中国风”吹拂的日子里，他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骄子，法国人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文化的样式，看得又感动又好奇。

有人这样说道：这个中国年轻人，令我感动，他比那些禁欲主义者们更加沉得住气，虽然身处异国，生活拮据，且无以生财，靠一笔不定的津贴，维持其生计，却有一份雅致，令人惊奇。还说：这一切都使我相信先前人们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国人”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原来都是听说的，现在便有这么一位，而且就在跟前，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样本，可供观瞻。但当时所有人几乎都忽略了一点，他们在黄加略身上看到的，已不全然是中国文化的样子，而毋宁说是中西合璧式。他本来是作为基督教在中国培养的一个成果，被传教士梁宏仁带到欧洲来展示的，他的气质与仪表，可以说是中西合璧式，但不是那种“耶稣＋孔子”。

有关礼仪之争，口说无凭，眼见为实，梁宏仁带他来，是用传教的实际成果，作为中国文化与基督信仰相结合的一个例子，来回答有关礼仪之争的问题。

但他似乎并未引起教会和教皇的注意，可谓辜负了梁的一番苦心孤诣，然而，他在法国，却如同一件美丽的中国瓷，被人珍惜，其风姿仿佛梅瓶，亭亭玉立，不但一下子就引起路易十四的注意，把他留下当了中文翻译，而且引起了知识界的兴趣。

有一个问题从未有人问起，他在法国，戴礼帽，穿礼服，如何处理从清朝带来的那根辫子？跟他接触过的人，都没提到辫子，有可能他被剪掉了辫子。若果如此，那就该问一问，是在出国前，经由基督教洗礼后就剪了辫子，还是出国以后，为了展示传教成果的需要才剪了辫子？或许，还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清初之时，福建沿海一带，是反清复明的前线，继南明政权后，郑成功又建立了台湾政权，清政府又是海禁，又是迁海，折腾得东南玉碎，半壁难安，故其地山野之民，多未蓄辫。凡此种种，不管由于何种情形，总之他没有辫子，可能这是他难以回国的直接原因。

那时，一个没有留辫子的中国人，多是别有怀抱的伤心之人！

我们不好说他本人或其父黄保罗就是反清复明的志士，但东南半壁的国风民调，沿海一带的人心民意，常怀故国之思，多蓄烈士之志，而为革命契机。

清初之时，复明志士多以出家，做和尚，做道士，逃避迫害，这样做了，最起码可以不留辫子，若出家做个天主教的教徒，是不是也可以不留辫子呢？岂止不留辫子，甚至可以做得更多，以至于国朝蒙难之日，君臣纷纷受洗。据说，易代之际，南明小朝廷为能续命，而救亡图存，竟然向罗马教皇求救。

这可以说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它能安抚亡灵，却救不了亡明。

更何况教皇远在天边，远水救不了近火，况且教皇对满清、南明和张献忠的大西政权，都留有一手，汤若望等留在北京，投靠满清。也有传教士，与之相对，进入大西政权，南明小朝廷中，天主教官员更多，几乎完全将南明朝廷天主教化了，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瞿纱微，南明永历帝时，两宫太后、皇后乃至于太子都由其亲自洗礼。

一名西方传教士，竟然全身心地投入中国的反清复明运动，而且至死不回头，他那光明的内心里，有着怎样颠扑不破的信念呀！对于那个南明小朝廷来説，上帝太高了，教皇太远了，血雨腥风中，只有他不离不弃，永远的陪伴在永历帝的身边。

当永历帝被广州的官吏背弃时，太监庞天寿亦有去意，来问他，他说：天主教徒处大事时，不可计生死，应崇天主而忠于君。广东官吏之拥戴永历为帝，公为主谋，由是而应患难相随，助其复国。与其走，勿宁死，使后人知君为忠臣，以身殉主。

经此一劝，庞天寿便留下来，抱定了同永历帝共生死的决心。

中国历史上，不乏忠义之士，然而，在宗教信仰的加持下，迸发出忠义，这还是第一次，中国人的内心里，除了杀身成仁的信条，灵魂不灭的意义也觉醒了。历史呀，请记上这一笔！别忘了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神的国度，曾经有过那么一些天主的信徒，他们在王朝中国的世界里走上绝路，最终走向信仰救赎。

永历帝灰心丧气，瞿纱微为之诵读《圣经》之《申命记》和《罗马人书》，前者系摩西诫命以色列人，让耶和华神为其选立国王；后者则有耶稣对信徒宣称，世上任何权柄皆系神命。他说：我们天主教徒不畏生死，其中一项美德，便是效忠皇帝。

救兵来了，就近的救兵，从澳门来，三百葡萄牙战士，带着枪炮，跟着瞿纱微来了，枪炮齐鸣，清军退走，永历帝得救。在为两宫太后洗礼后，他又预言收复国土，果有两广之地归附，故其声望倍增，以此，加速了南明小朝廷的天主教化程度。然而，怎奈清兵一而再，再而三，继续南下，径取粤、桂，不得已，永历帝奔黔，为护帝，瞿纱微以小舟潜运，自乘大船，吸引清军，故缓行，于桂、黔交界处被追至，不幸遇难。

读南明史，我们发现，像瞿纱微这样的传教士，不止一个，还有许多。于是，难免要问一声：他们从南明小朝廷究竟看到了什么？何以如此为之失魂落魄？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牵挂着总也放不下，结果连性命都搭上了？

那是为了他们的国呀！是为了他们与南明合作的一个政权，那是以“孔耶同源”作为思想基础建立起来的神圣合一、神王合一的国度，在欧洲已经失去的——政教分离，他们正在从中国找回来，福音险中求，天国在人间，孔子受难，耶稣受难，他们也在受难，苦难与辉煌，如金声玉振，似交辉相映，那是上帝留给文化中国的一曲悲歌。

永历四年秋，帝制衣带诏，秘授波兰人卜弥格，其中有致葡萄牙国王书，致威尼斯共和国诸公，上罗马教皇英森诺书，致欧洲耶稣总会长帕科罗米尼书信。

1651年，卜弥格等人自澳门乘船出发，用了两年时间，到达欧洲，欲求救兵，然而，却被各国冷眼相看，原因是，与其同时到达的传教士卫匡国，正周游列国，宣告满清即将征服中国，还说这在中国，已然大势所趋，欧洲无法改变，惟有顺应。

可怜卜弥格，受尽冷眼后，带来的信都递出去了，眼看没有回应，借兵无望，而时光流逝，就想回转中国，回到永历帝身边去。当别人都在逃离时，他回来了，回到了澳门，却遭到驱逐，不得不转由东南亚入境中国，就这样，卜弥格身心俱疲，一头栽倒在广西边境，他再也起不来，离中土就差那一步了，却终未能见永历帝最后一面。

卜弥格死后，不久，永历帝也被吴三桂所擒，被绞死于云南。

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南明小朝廷，就此湮灭，在历史长河中，它似浪花一朵，可卜弥格就为了看它最后一眼，才不远万里，冒死而归，因为从他眼中所见，那可是天国在东方的投影，被天主的光辉沐浴过并启示着，他与此浪花呀，有着灵魂的契合。

一个中国人在巴黎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加略的父亲受洗了，教名“保罗”，人称“黄保罗”，赶上了“反清复明”的那个时代，即便未能投入其中，然一方水土所系，难免风化。那时代，有两个最强音，一个是“反清复明”，还有一个便是“哈利路亚”，它们都是南明历史遗产，虽由耶稣会士领唱，但耶稣会却因明清易代而分裂：一投南明，一靠北清。

卜弥格和卫匡国的欧洲之行及其游说教廷，就将中国的南北朝分裂，带到耶稣会内部来了，也分作南派、北派，并且在欧洲公开化了。南明亡后，南派随之消失，但那两个时代的最强音，却是他们留下来的，北派在康熙那里也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北派延续着耶稣会的上层路线，而南派遗留的传教空间，则被主张“到民间去”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填充了，黄保罗、黄加略父子所在的教会，就是外方会，在南明留下的历史遗产里传教，在“哈利路亚”的赞美声中，永远挥之不去的，便是“反清复明”，在接下来的“礼仪之争”中，对祭天、祭祖、祭孔的否定，就暗含了“反清复明”。

因此，在“礼仪之争”中，捍卫中国礼仪的神性，就是捍卫大清，而否定中国礼仪，也就否认了大清。教会“反清复明”，用的是南明永历政权作为标准，同样是中国文化，为什么信仰的差距那样大？南明能接受天主教洗礼，为什么北清不能？

外方会以此否定了中国礼仪，首先，它认为，中国人是无神论者，拜孔子是偶像崇拜，祭祖是迷信行为；其次，它指出，耶酥会自上而下的传教路线，旨在迎合中国统治者的喜好，经不起朝代更替和政策变化的考验，造成了在华传教的不确定性。故其力促教廷禁止中国礼仪，主张尽快落实教会本土化，采取走下层群众路线的传教策略。

梁宏仁从中国返回欧洲，带回来的大概就是这些观点，黄加略受其影响，对中国礼仪的看法，同他差不多，如果说梁用他的看法对教廷和教皇多少产生了一些影响，那么黄加略则用自己作为一个中国文化边缘人的看法，对孟德斯鸠产生了影响。

哪一个的影响更大呢？梁宏仁影响了教皇，教皇否定了中国礼仪，这就影响了东西方，清朝拒绝了教廷的一神要求，耶稣会从此退场。而外方会，因其进入文化边缘地带和政治异议空间，活动虽隐蔽，范围却越来越广，传教程度亦更加深入。

黄加略对孟德斯鸠的影响，可说的要更多一些，这主要是因为许明龙的著作《黄嘉略与法国早期汉学》，对黄加略在欧洲的言行，做了尽可能多的搜集和整理，其中有一篇，就是孟德斯鸠撰写的《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

当时的欧洲，不光中国哲学成为显学，而且中国文化也成为了流行的“中国风”，中国问题，是关乎欧洲未来、回答“欧洲向何处去”的一个关键问题。

面对中国问题，历来都是采取主流文化立场，以解读中国哲学的方式来认识，这已经成为欧洲知识界的共识，而孟德斯鸠则反之，他有着天生的民粹情怀，有着自觉的文化边缘取向，据说他出生后，按照法国的习俗，要给他找个教父，而家里给他找的，却是个乞丐，名叫夏尔，这就时不时地在提醒他：孩儿呀，穷人是你的教父。

如此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就确立了他作为思想者的民间立场，作为知识人的边缘化倾向，所以，他面对中国问题，就不是一头钻进中国哲学里去请教朱熹，请教孔夫子，就像伏尔泰与莱布尼茨，而是去请教那些从中国回来的商人，请教像黄加略那样在中国没有任何功名、缺乏主流文化背景的知识边缘人，故其看法难免有失学衡。

黄加略对中国问题的看法，知之者不多，在礼仪之争中，也轮不到他发言，尽管他在《罗马日记》里，对祭祖、祭孔都有看法，但那也是自言自语，并未对外宣讲，而当时法国知识界也是把他放在主流文化上来看的，看作是主流文化的样子。他要在法国安身立命，就得维持这个样子，而不能将其内心和盘托出，否则那些与中国有关的项目，如《汉语语法》、《汉法字典》就不会让他来做了。

他刚开始做时，对于语法一窍不通，让他来做，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是中国人，而中国人，似乎理所当然，就应该成为法国上流社会期待的香饽饽。他在法国的优势，就因为他是“中国热”里唯一的中国人。当时就有人说：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是一件人人关注的事。而他就是那个被关注的中国人。

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国人准备好了一个最美好的时刻，上流社会的门，向中国人随时开着，一个“中国孤儿”，一名中国穷小子，居然在巴黎登堂入室。

历史上，只有那一刻，为中国人准备着，享受过那一刻的，也就他一个，一个中国人的路易十四时代，说起来很美好，看上去也不错，但日子并不好过。

难道他就不想回国？我们来看他在巴黎的日记里说了些什么。他很想回国，因为日子难过：

这日子没法过了，国王的中文翻译，听着好听，钱少事多，连图书馆工作人员都给我脸色，书都不帮我搬；上个月，赊账做了身文官服，服装店的人今天上门了，没钱付。明天让妻子去比尼昂馆长的办公室要年金。然后，他长叹一声：算了，算了，谁让我回不了中国呢！

曾有过一次回国的机会：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两个职员来找我，问我能不能随船去中国两年，给他们做翻译，当掌柜。听起来能发财的样子啊！心动！可心动归心动，心动还得转变为行动，但行动却停止了：东印度公司的计划搁置了，回不了中国了。可惜啊！巴黎最近肉太贵了，只啃得起干面包了。

他本来早就可以回国的，梁宏仁原本也是那样安排的，但礼仪之争问题，被教皇敕令解决后，康熙帝恼怒，下令驱逐传教士，他若回国岂不要撞枪口了？所以，他选择了留在法国，不回中国，而且没去教会任职，直接为国王工作，他这次未能成行，有可能是没有得到路易十四的允准，他毕竟是一位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走就走。

不能回国，就得另谋财路，他发现：耶稣会的神父写的什么玩意，画的牛鬼蛇神都说是中国的特产动物，这样的书都能一版再版。反正耶稣会不是外方会，骂两句没关系，骂着，骂着，他突然开窍了：那我来翻译本好书，不就可以赚大钱？

他从国王图书馆里找了本《玉娇梨》，认为那些才子佳人故事，很符合法国人的品味。可他才翻译了一半，就有人对他说，这样的作品在法国没有市场。感谢上帝！刚好这时，比尼昂馆长给他发了年金，还另有一笔额外津贴，他就收手了。

当然，他也有快乐的时候，快乐中的快乐，是一见相知。他说：最近，有位年轻的孟德斯鸠先生经常来拜访，说他对中国的事情很好奇，问了许多问题，尤其是中国政治。那时，孟德斯鸠“漂”在巴黎，无学业，无职业，共计“漂”了54天，其名字，七次出现在日记里，平均下来，将近每周一次。有一天，孟德斯鸠对他说，要把我们的谈话，写成一本关于中国的小册子。没过多久，这本小册子就出来了，他说：我看到孟德斯鸠先生写的那本小册子了，我姓Hoang（黄），不是Ouanges（王），罢了，罢了，法国人也发不出来H这个音。

那本小册子，就是《我与黄先生的谈话中关于中国的若干评述》，后来，孟德斯鸠出版《论法的精神》，共有31章，其中，论及中国的就占了21章53节，可见中国问题，在这部巨著中的分量，其论据，一多半，就来自他与黄加略的交谈。

谈话内容，涉及到了中国的宗教、刑法、服饰、墓葬、家产观念、文学、科举、妇女地位、国家性质，他向这个年轻人完全敞开了心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那些言论，会对一个伟大的思想者发生影响，因而不朽。

他那副敞开心扉的样子，也被孟德斯鸠写在了《波斯人信札》的前言里，作者说：书中写的那些波斯人，曾跟我住在一起，朝夕相处。他们把我视为另一个世界的人，对我什么都不隐瞒。亚洲人了解法国风俗更容易，因为我们喜欢敞开心扉。

有人说，黄加略就是《波斯人信札》里的“波斯人”的原型。

在与孟德斯鸠第一次见面时，他就讲了自己作为中国人在巴黎被人围观的情景。七年后，那情景在《波斯人信札》的第30封信里，如实呈现出来：初到巴黎时，我被视为天外来客，男女老少无不以目睹为快。我一出门，所有人都趴在窗上看我。我到杜伊勒里宫，四周立刻围上一圈人。如此殊荣不免成为一个负担，我不认为自己如此稀奇。于是，我脱下波斯服，穿上了西装。不同在于，他被披上波斯服，外加两撇小胡子。

据说，黄加略当年购买西装的账单，至今还保存在巴黎档案馆。

知遇伟人，他分享了伟人的不朽，碰到小人，他难免要皱眉头。在日记里，还有小人：傅尔蒙先生最近来得倒是殷勤，怎么感觉傅尔蒙先生在偷偷抄我整理好的中法词典资料呢？傅尔蒙先生那个兔崽子居然在外面公开讲演我的研究成果，不想教傅尔蒙先生中文了，他在外面说我法语差，我哪里法语差了！我七岁在家乡莆田就跟着法国传教士学法语，在法国也生活十几年了！居然说我法语差！气死我也！比尼昂馆长让我继续把翻译的进展汇报给傅尔蒙先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这位傅尔蒙先生看来是他命里的修昔底德陷阱：居然明目张胆来我家搬资料，我还没死呢！

对于另外一位合作者弗雷莱，他倒诚恳地怀有几分歉意：弗雷莱先生被抓到巴士底狱了，据说是在法兰西学院发表演讲得罪了当局；弗雷莱先生家人来找我要中文书籍了，他在狱中，还想着学中文，法国关押政治犯的监狱这么宽松吗？我不敢去看弗雷莱先生，怕惹祸；弗雷莱先生从巴士底狱回家了，脸色十分红润，人也胖了不少，据说他家人每日往监狱里送冷切鸡；弗雷莱先生最近对我有点冷淡，是不是怪我没去监狱看他？

后来，这两位都成为了著名的汉学家，然而，对于教他们中文的黄加略却只字不提，他们关心的只是他留下的成果，为此，两人还打起了官司，如此情形，令人想起存在主义的那句名言：他人即地狱。而幸运的是，他与孟德斯鸠相知，不但作为“波斯人”的原型出现在《波斯人信札》里，他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也帮助孟德斯鸠回答了中国问题，在《论法的精神》里，向着欧洲流行的“中国热”，泼了一盆醒脑的冷水。

让世界冷静下来，让欧洲回归理性，路易十四时代终结了，欧洲开始向着君主立宪转型，而中国，却还有一笔历史的老账要算，那就是结算反清复明。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7卷，中信出版社）